朱丽娟 顾冬冬 张 扬 张改清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郑州 450046)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创造了世界7%的土地成功养活世界22%人口的中国奇迹。然而，由于农村人口的变化和土地政策的动态调整，该制度客观上也造成土地的高度细碎化[1]，导致农业经营缺乏规模经济性[2]，使小农户家庭经营成为我国粮食生产的主要方式。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现有2.3亿农户，户均耕地面积0.52 hm2，其中2.1亿农户耕地面积小于0.667 hm2，小农户在农业耕地面积、农业从业人员、农业经营主体中的比例分别达到70%、90%和98%。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1.74亿农民工的外流，农业务农人员逐渐妇女化和老龄化。小规模、组织化程度低、农业劳动力的弱质性增强使农户难以自发引进现代生产要素，从而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

适度规模经营是世界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理论界和决策层一致认同的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必由之路。具体到如何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目前学者们观点不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途径：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土地规模经营[3-4]和通过服务外包实现服务规模经营[5-6]。新一轮土地承包期继续延长30年，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也基本完成。理论上，农户土地产权强度的提升有利于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但土地具有产权地理垄断和空间位置不可移动等特性，这就决定了农地流转既不是一个简单流动的要素市场，又不是一个可以独立运营的产权市场，其流转必定内生伴随昂贵的交易费用[7]。城乡社会福利保障的非均等化使土地依然具有很强的社会保障功能，也导致了非农转移的不彻底性，这就进一步抑制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与此同时，农业生产资料及人工成本的上升压缩规模经营农户的盈利空间。以上约束条件使“土地经营规模论”遭遇现实的反差[5]。截止2016年，全国规模经营农户有398万户，仅占农业经营户的1.92%。既然土地规模经营在短期内无法全面实行，那么，通过服务外包的服务规模经营能显著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规避土地规模经营带来的风险，应当予以重视[8]。更有学者认为中国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关键是农业服务的社会化，并将小农卷入分工[9]，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可以解决农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问题，实现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及高质量发展[10]。

已有文献中，农业服务外包的具体影响效应主要集中在对土地规模经营、农民收入、城镇化及农业技术效率等方面。本研究重点关注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多数研究认为农业服务外包通过技术推广、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提高劳动者素质等路径[11]，可以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提高农业(粮食)生产效率[12-15]。但农业服务外包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16-17]和环节异质性。张忠军等[18]认为整地、移栽、收割等劳动密集型环节外包对水稻生产率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育秧、病虫害防治等技术密集型环节外包则对水稻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孙顶强等[19]却认为整地和播种环节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病虫害防治环节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见，服务外包对农业技术效率影响的环节异质性观点不一。

观点不一的可能原因是：已有研究关于服务外包的衡量标准不同，缺乏对服务外包行为的有效甄别。一般笼统地将有一个或多个生产环节外包的行为均视为服务外包，或者简单地根据生产环节属性分为劳动密集型环节外包和技术密集型环节外包，没有进一步甄别细化服务外包的类型或程度。事实上，农户因自身资源禀赋不同导致目标行为偏好不同，对各生产环节外包选择也就不同，情况比较复杂。从外包程度上说，可能存在全部环节外包、关键环节外包、单多环节外包等。不同程度的服务外包由于引入现代生产要素的程度及产生的交易成本不同导致生产技术效率不同。已有研究对此关注度不够。

农业生产经营过程充满了具有广泛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的高风险，契约是农业生产服务供需双方规避风险实现合作的有效工具。新制度经济学将契约分为正式契约和非正式契约，两类契约各有优缺点。农业服务外包过程中存在着事前不可描述性、事中监督难、事后结果的不可验证性和最终结果的不可分割性，农户(服务需求方)对契约的选择将会影响风险规避程度及交易成本，进而影响生产效率。但目前仅有少数文献关注了农业服务外包中的契约选择问题[20-21]，但契约选择对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还未受到关注。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农户调查数据，以小麦生产关键环节为标准，甄别农户服务外包类型，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服务外包类型对小麦技术效率的影响，并进一步揭示服务外包中农户契约选择对小麦技术效率的影响，以期为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过程中服务外包与合约选择形式提供理论依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服务外包及生产技术效率

农业生产经营中的多个农事活动是可以分离的，这就为农户卷入社会分工或服务外包提供了条件。服务外包兼具社会分工和规模经营特征[5]。根据社会分工理论，分工越细，专业化水平和生产效率越高。农户在充分考量资源禀赋、生产经营能力和成本收益的基础上，将不同的生产环节从自己手中剥离，外包给专业的生产服务提供方。一方面可以弥补劳动力非农化造成的务农劳动力短缺[9]，解决农村有效劳动力不足问题，避免农地流转产生的高昂交易费用；另一方面外包服务提供方在专业化、机械化、规模化和成本节约、效率改进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22]，可以提高农业资本配比和技术效率。农户选择服务外包，是一种“理性经济人”行为，是“帕累托改进”的过程。

基于以上，提出假说1：

H1：服务外包对小麦生产技术效率有正向影响。外包程度越高，生产技术效率越高；外包程度越低，生产技术效率越低。

1.2 契约选择及生产技术效率

本研究中契约选择用契约形式和契约对象关系两个方面来表征。契约形式是指正式契约(书面契约)和关系契约(非正式契约，包括口头契约和空契约)；契约对象关系是指契约双方社会关系的远近。契约选择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主要来自于契约的特征和农业服务外包的特征。

根据新古典学派的契约理论，正式契约必须在事前用事后可以证实的条款详细地加以规定，其履行是借助于第三方参与，即以法律法规为制度保障，交易关系比较稳定，且假定市场是完全的。但现实是：农业服务市场是不完全的，法律制度也不可能完善，农业生产特性使服务契约具有不完全性。同时，正式契约必然会内生伴随大量的交易费用，既包括农户为了寻找农业服务供给方所发生的事前费用、针对服务价格与其进行讨价还价所发生的事中费用，还包括监督其是否按照契约要求进行作业产生的事后费用。

关系契约具有自我履约性、关系嵌入性、条款开放性等特性。关系契约的自我履约性是指交易很大程度上由参与者自行协调完成，不经过第三方的干预[23]。在农业服务市场规模还不足够大的条件下，农业服务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属于熟人社会关系，声誉机制使交易双方能认真履行承诺。对农业服务供给方而言，更好的声誉可以扩大其交易的范围获得声誉溢出。当交易双方遵守承诺的收益大于违约的收益时，就有可能出现重复博弈，从而提高均衡效率、获得未来的合作收益。关系契约的关系嵌入性是指交易嵌入于具有人格化的关系体系中，契约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中，交易双方、交易行为及交易双方的合意判断和内容才能得到准确解释[24]。管理学家提出通过关系性规则来治理关系契约，关系性规则包括社会交往、信息交流、信任、相互性等。中国乡土社会具有关系嵌入性和封闭性特征[25]，乡土社会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由此产生的社群之间的信任关系可以降低农业生产服务外包中的事前、事中和事后交易费用。农村的熟人社会特征使农业服务交易双方的信息对称程度相对较高，农业服务需求方会根据所掌握的信息选择服务质量较好的供给方，提高服务收益。关系契约的条款开放性是指契约双方对不确定的未来情况都希望保持弹性和灵活反应，从而并不在事前对于那些影响到商业关系或者需要向局外人证实的所有相关信息的所有未来结果达成一致[24]。农业生产具有未来状况的不确定性、自然状况的难以描述性、最终产出在各个生产环节的难以分割性，这使得农业服务交易双方无法签订完备的书面合同，同意以协商的方式解决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从而避免诉诸法律产生的各种交易成本。以上理论分析表明：关系契约农业服务外包交易双方的理性选择。关系契约包括口头契约和空契约，空契约是对口头契约在维护相互依存性、规避生存风险、节约交易费用和治理成本并改善竞争性等方面进一步的超越，是更为精致的缔约选择[25]。

农业服务外包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当前市场容量还不足够大，交易规模和范围相对较小，关系契约显得更有效率。关系契约调整的依据在于交易双方的动态性关系[26]，近距离的交易对象，信任度更高，信息交流和重复博弈更便捷，声誉机制发挥作用更大，契约的自我执行能力和效率提高；远距离的交易对象信任度降低，声誉机制作用有限，信息传递的质量和惩罚的可信性降低，需付出成本建立外部治理机制。总之，交易双方关系的强度影响交易成本和摩擦成本。

基于以上，提出假说2和3：

H2：契约形式对小麦生产技术效率有负向影响。空契约、口头契约和书面契约对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依次递减。

H3：契约对象关系对小麦生产技术效率有正向影响。关系度越高，生产技术效率越高；关系度越低，生产技术效率越低。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数据来源及描述统计

本研究数据样本来自课题组2017年6和7月对河南省6个县进行的“河南省小麦产区农户情况”专题调研，调研采用典型代表和分层抽样相结合的方法。第一批调研选取小麦播种面积大且处于典型中原地貌的正阳县作为代表，按照村人均纯收入等指标抽取10个镇、每个镇抽取5个村；第二批调研根据地理位置、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小麦播种面积等指标，抽取安阳县、上蔡县、新安县、杞县和舞阳县作为代表，按照经济发展发展水平每个县抽取5个镇、每个镇抽取2个村，两次共获取3 914个样本数据。根据研究需要，删除没有种植小麦及变量有缺失值的样本后，最终得到3 305份有效样本，其中正阳县1 712份、安阳县349份、上蔡县333份、新安县323份、杞县238份、舞阳县350份。

从服务外包类型看，以耕种收关键环节外包为主，占将近60%；所有生产环节无外包或全外包比例较低，还不到4%(表1)。这一特征与当前中国粮食生产机械化水平及农户自身资源禀赋特征是一致的。具体到生产环节，收割、整地和播种外包的比例最高。其中，收割占93.62%(表2)，而施肥和打药环节外包程度比较低。

表1 不同服务外包类型Table 1 Different types of service outsourcing

表2 不同生产环节外包情况Table 2 Outsourcing of different production links

服务外包契约选择方面(表3)，以外包环节最多的耕种收为例，契约形式以没有任何约定的空合同和第三方无法证实的口头合同等非正式契约为主，占比高达90%。契约对象关系度既是契约选择的一个层面，又是解释非正式契约为主的原因。在服务外包中，农户更多的选择本镇范围的服务供给方，占比高达80%以上，选择外省供给方为0。说明：乡土社会背景下，农户更愿意相信和选择“熟人关系”，契约对象关系呈现出依地缘而依次下降的差序格局，也反映出农机跨区作业面临问题与挑战。

表3 服务外包中契约形式和契约对象关系距离Table 3 Contract form and contract object relationship in service outsourcing

2.2 研究方法

2.2.1小麦生产技术效率测算模型

技术效率测算主要有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相比后者，前者能够设定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拟合的精准度较高、参数的可验证性较强，且可测量随机前沿和技术效率损失，非常适合多投入单产出的技术效率测算。故本研究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模型及其对数形式如下：

Yi=f(Xi,β)eVi-Ui

(1)

lnYi=lnf(Xi,β)+Vi-Ui

(2)

技术效率定义如下：

(3)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应用需要有具体的函数形式，常用的有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由于前者能够更好的反映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函数设置简单、计算比较方便且结果更为准确，故本研究选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其形式如下：

lnYi=β0+β1lnLi+β2lnTi+β3lnKi+Vi-Ui

(4)

因本研究使用的是横截面数据，故假定所有农户面临相同的外部条件(如自然灾害、技术进步等)。Yi代表小麦总产量；Li代表劳动投入，即家庭务农人数；Ti代表土地投入，即小麦播种面积；Ki代表资本投入，包括小麦生产过程中投入的种子、化肥、农药、灌溉、雇佣机械、烘干等费用总和；β0～β3为待估参数，Vi代表随机扰动项；Ui代表技术效率损失。

2.2.2小麦生产技术效率影响因素模型

技术效率值是处于0～1的连续截断数据，把技术效率作为因变量。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虽具有参数线性特征，但回归方程误差项包含随机扰动和技术效率损失两个不可观测变量，不满足最小二乘法经典假设，不能用OLS进行参数估计，故本研究选择极大似然估计的Tobit模型进行。本研究主要关注服务外包、契约选择(契约形式和契约对象关系)对小麦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故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TEi=δ0+δ1wblxi+δ2qyxsi+
δ3qydxgxi+δiControli+ωi

(5)

式中：wblxi代表服务外包类型、qyxsi代表契约形式、qydxgxi代表契约对象关系、Controli代表一组控制变量(含农户特征、村庄特征、土地特征和土地流转意愿)，δ0、δ1、δ2、δ3和δi为待估参数，ωi为随机扰动项。

2.2.3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本研究将测算出的小麦生产技术效率值作为被解释变量。

2)核心解释变量。①服务外包。小麦主要生产环节包括整地、播种、施肥、喷药和收割等。农业部印发的《2013—2014年度小麦秋冬种生产技术意见》中指出，小麦生产“七分种、三分管”，6项关键措施中有4项是关于整地和播种。王吉祥[27]认为收割是小麦生产过程中最关键的环节，过早或过晚都会造成损失和浪费。因此，本研究认为整地、播种、收割是小麦生产的关键环节。依据三大关键环节外包程度，本研究将农户服务外包类型分为4类。第一类：无外包，即没有一个环节购买外包服务；第二类：单多环节外包，即5个环节至少有1个购买外包服务但三大关键环节不全外包；第三类：关键环节外包，即三大关键环节全部外包但其余2个环节不全外包；第四类：5个环节全部购买外包服务。4种类型暗含了从低到高的服务外包程度。②契约形式。主要包括三类：书面合同、口头合同和无合同，分别赋值为3、2、1。不同生产环节，农户可能签订不同类型合同，故契约形式用缔约度表征。不同生产环节权重测算参照陈巧敏等[28]并结合河南省小麦生产实际情况，依次赋值为整地(0.2)、播种(0.3)、施肥(0.1)、喷药(0.1)、收割(0.3)，缔约度计算公式：Ci=∑xijnj，Ci代表第i个农户的缔约度，xij代表第i个农户的第j个生产环节的契约形式，nj代表第j个环节的权重，j代表1～5。③契约对象关系。本研究用外包服务供给方与本村之间的距离来衡量契约对象关系紧密度，外包服务供给方包括：本镇供给方、本县镇外供给方、本省县外供给方和外省供给方4种，分别赋值为4、3、2、1。不同生产环节，所用服务供给方不同，故契约对象关系用关系度表征。关系度计算公式Ri=∑gijnj，Ri代表第i个农户的关系度，gij代表第i个农户的第j个生产环节的服务供给方，nj同上。

3)其他控制变量。①户主特征，选取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是否接受过农业技能培训、是否兼业、接受新事物的态度6个指标来表征。②村庄特征，选取村庄所处地形、交通条件、离县城距离3个指标来表征。③土地特征，选取土壤肥力质量等级、农机服务获取的难易程度、土地细碎化程度、地块形状4个指标来表征。其中，土壤的肥力质量等级依照农户的主观标准来进行判断；土地细碎化程度用地块数与总面积的比值来测度；地块形状分为规则和不规则，规则形状为长方形和正方向，不规则形状为类似三角形、类似圆形和其他；农机服务获取的难易程度数据处理方法同上述缔约度，原始数据赋值：1=较难；2=一般；3=容易。④土地流转意愿，选取转入意愿和转出意愿2个指标来表征。具体变量说明与描述统计见表4和5。

表4 农户小麦投入产出指标说明与描述统计Table 4 Indicators descrip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wheat input and output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运用Frontier 4.1软件对投入产出指标进行极大似然估计。从表6的回归结果来看，σ2为0.260且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存在误差项；γ值为0.967 且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混合误差中有96.70%来自技术非效率，仅有3.30%来自随机误差；Log似然函数值-603.266，表明似然函数拟合结果较好，且模型通过LR单边误差检验，故本研究适合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来进行研究。

表5 生产技术效率影响因素变量定义、赋值与描述性统计Table 5 Definition, assignment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of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production

3.1 单投入要素产出弹性测算结果

依据表6可得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要素的投入产出弹性。土地产出弹性为0.846且最大，说明土地规模每增加10%，粮食产量增加8.46%，依靠土地及其规模效应依然是粮食增产的主要途径；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为0.018，相对较小，说明随着机械化水平的提高，粮食产量对劳动力的依赖性越来越弱；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137，说明资本每增加10%，粮

表6 随机前沿生产模型估计结果Table 6 Estimation results of stoch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model

食产量增加1.37%，当前粮食生产过程中，粮食产量的增加仍然是过分的依赖资本投入，尤其是化肥农药等化学投入品，其单位面积施用量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6倍和2.5倍。随着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推进和美丽中国的建设，转变粮食生产方式，实施化学品投入减量化策略，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粮食质量和实现生产技术效率最大化的重要路径。

3.2 小麦生产技术效率测算结果

从整体看，全样本平均生产技术效率为0.703(表7)，说明河南省样本农户粮食生产效率较好，但还存在29.70%的效率损失，且主要来自管理误差，若消除这一影响，提升空间巨大。从不同服务外包类型看，全外包下小麦生产技术效率均值最大，为0.734；关键环节外包下次之，为0.731；无外包下小麦生产技术效率均值最小，仅为0.520。从效率值区间看，关键环节外包处于0.8～0.9占比最大，全外包和单多环节外包处于0.7～0.8占比最大，而无外包处于0.3～0.5占比最大。上述结果初步验证了本研究关于外包程度越高生产技术效率越高的研究假设。

3.3 服务外包、契约选择对小麦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本研究构建3个模型来验证服务外包、契约选择两个核心变量对小麦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模型1含服务外包及其他控制变量，验证服务外包程度对小麦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单多环节外包”是服务外包类型中农户选择较多的，经检验与其他外包类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故模型2以“单多环节外包”为参照对象，进一步验证四种服务外包类型对小麦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模型3在服务外包类型中剔除无外包样本基础上增加契约选择(缔约度和关系度)变量，验证服务外包中契约选择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运用Stata15.1对模型进行估计，具体结果见表8。

表8 生产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的Tobit回归结果Table 8 Tobit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roduction technical efficiency

3.3.1服务外包对小麦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模型1和3的估计结果显示，服务外包均在1%水平下显著，且结果为正，表明从整体上看，服务外包程度对小麦生产技术效率有正向影响。即：在小麦生产过程中，服务外包程度越高，技术效率越高。农业生产性服务的组织化、专业化和规模化在现代农业生产中具有重要积极作用。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说1。

但需要注意，上述估计结果仅从整体上反映了服务外包程度有利于小麦生产技术效率的提高，是一种平均效应。不能说明如果全外包(外包度最高)就一定比其他服务外包类型下的技术效率高，因为小麦生产技术效率的提高还依赖于农业技术发展、农户资源禀赋优化配置等。正如模型1～3估计结果显示的，农户受教育水平、农机培训、兼业、耕地地形、交通条件、土壤肥力等控制变量也显著影响小麦生产技术效率。

3.3.2不同服务外包类型对小麦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不同生产环节的外包对家庭劳动力的替代程度、劳动监督难易度和作业标准化程度差异巨大[19]。因此，基于不同生产环节的不同服务外包类型对小麦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模型2估计结果显示，在1%显著性水平下，无外包、关键环节外包对生产技术效率影响的参数估计值为-0.047 和0.036，表明两者与单多环节外包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而全外包的P值>0.1，表明相对于单多环节外包，其生产技术效率没有统计学差异，即不能验证全外包的技术效率比单多环节外包更高。为什么还会有少部分农户选择全外包呢？作为“经济人”的普通规模农户，所追求的是家庭收入最大化目标，而不是生产最大化，全外包条件下节约的时间、精力和劳动力等带来的收益大于生产效率损失。

3.3.3契约选择对小麦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模型3结果显示：表征契约形式的缔约度在1%水平下显著，符号为负，说明缔约度对小麦生产技术效率有负向影响。也就是说，在服务外包中，农户签订空合约、口头合约等非正式契约比书面合约更能提高其生产技术效率。农业生产季节性强的特点决定了每个作业环节时间短、任务重，需要农民“虎口夺粮”。若签订正式契约，除了存在较高的交易成本外，可能会耽误农时，降低潜在收益。另外，在中国乡村“熟人社会”中，如果选择书面合同形式，会被认为是一种“斤斤计较”的表现，这会使村民之间普遍倚重的人情链条松弱甚至断裂，从而失去人情网络[25]。实证结果与前文理论推理一致，验证了假说2。但需要说明的是，随着农业服务外包市场容量增大，交易规模和范围扩大到一定程度，关系契约的治理成本将会增加，而正式契约的治理成本将会下降，正式契约将会逐渐成为主流，甚至代替关系契约。

表征契约对象关系的关系度在1%水平下显著，符号为正，说明外包服务提供方关系的远近对小麦生产技术效率具有正向影响，验证了假说3。关系资本高的近距离服务提供方通过声誉机制获取声誉溢出，通过重复博弈获取未来合作收益，通过沟通协商降低摩擦成本和交易成本。反之，关系资本低的跨区作业的远距离服务提供方往往面临更高的交易成本。

4 结 论

本研究依据小麦生产中耕种收3个关键环节的外包度，将农户服务外包行为分为无外包、单多环节外包、关键环节外包和全外包4种类型，依据此分析服务外包以及服务外包中契约选择对小麦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结论是：①河南省样本户小麦生产平均技术效率为0.7，还存在将近30%的提升空间；土地的小麦产出弹性最大，劳动力的产出弹性最小。②总体上，服务外包程度越高，小麦生产技术效率越高，但与单多环节外包相比，全外包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不具有显著差异。③在服务外包中，农户签订空合约、口头合约等非正式契约比书面合约更能提高其生产技术效率；农户与服务提供方关系的远近对小麦生产技术效率有显著影响。

根据以上结论，得出以下政策启示：第一，进一步培育和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鼓励农户参与服务外包，尤其是关键环节外包，以提高小麦生产技术效率。第二，在“法律下乡”不完善以及以信任为基础的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下，农业服务外包仍以空合约和口头合约为主，不建议一味地推动农业生产的合约化。但随着市场经济、现代传媒和自由流动对传统村庄的日益冲击，人际关系的理性化会促进生产的合约化。第三，鼓励本地农业服务组织提高服务质量获取更多未来合作收益，更鼓励不同服务组织纵向合作，通过流转土地，自我服务，降低交易成本导致的效率损失，实现服务规模经营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