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肖言

关于“茶业近代化”内涵的探讨虽然并非学术界的热点，但仍引起了不少学者①的关注。笔者基于前人研究成果，对“茶业近代化”一词的理解如下：“茶业近代化”（也称“茶业现代化”）是指落后的茶业向具有先进水平的现代茶业转变的动态进程，主要内容包括采用先进的工业技术来生产茶叶，运用科学的方法来组织和管理茶业，加强茶业科教事业，实现集中产销，改革茶政与更新茶业发展意识等。其中，机械化生产、科学化经营为茶业近代化的主要标志。

1938年12月，为了缓解华茶颓势，开拓大后方资源，推进战时茶业统制政策，云南富滇新银行与中国茶叶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了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称为The Yunnan Tea Corporation。云南中茶公司②自成立起，始终以辅助国家发展，开发滇茶为主旨，先后设立了顺宁、佛海、宜良、复兴、康藏五大茶厂，注重改良茶叶种植与制造，积极谋求国内市场的稳定以及海外市场的开辟。作为云南茶业变革的重要环节——云南中茶公司，始终未受学术界关注，研究较为薄弱③，更未注意到该公司与云南茶业近代化发展的关系。故本文以档案、地方志为史料基础，以战时成立的云南中茶公司作为切入点，论述该公司为推动云南茶业近代化转型过程中所做的各项有益尝试，并进一步窥探云南边疆经济近代化发展的特点与困境。

一、生产层面

（一）科学栽培，从根本上提高质量

云南中茶公司对滇茶产品相当重视，对原料要求十分严格，其中“红绿茶之制造，必须当日采摘之鲜叶，大约产地与制造地点之最远距离，以三十华里为度，过远则鲜叶变质”［1］。鲜叶要求全部是质地均匀的生叶，掺杂老叶及粗枝的原料一概不用。

与此同时，云南中茶公司积极整理旧茶园，开垦新茶园，从源头上提高了滇茶的质量。云南为我国产茶名区，茶叶本身品质较好，品种优良，是世界大叶种的主要产地之一。但是由于云南交通闭塞，内销市场有限等原因，近代云南茶业发展缓慢，茶树的种植和管理技术逐渐落后于东南茶区，绝大多数农民选择放任茶树自由生长。长此以往，导致云南各地茶园散漫，树干衰老，总体产量逐年减少，云南茶业也就渐渐失去了本身品种上的优势。面对原料质量的整体下降，云南传统茶商并未做出太多努力。虽然茶商也会经营茶园，但是并未招聘专业人员进行日常护理，更不会就茶叶栽培进行改良试验，茶叶本身质量没有得到提高。

然而，自成立之初，云南中茶公司一边迅速开展制茶工作，一边着手改良栽培。1939年4月初，该公司在所属的宜良茶厂周边的老洪山租地1200多亩［2］，作为该厂推广示范的自营茶园，成为公司前期茶叶栽制的主要观摩场地。下设茶厂中，数顺宁厂的茶园规模最大，经营时间最久。1941年冬，顺宁茶厂购买了一处茶山，“计稻田十六亩五分二厘，荒茶山五十亩五分七厘，荒山五十亩三分二厘，全面积为一百一十七亩四分五厘”［3］。后来稻田被开辟成苗圃，栽种了茶树和茶籽，荒山则移植了约三千株树龄在三年以下的凤山茶苗。同时，该茶厂还分派了专业人员就旧有茶园进行了整理，对全部茶地进行深耕，铲除了杂草，开挖了排水沟，修筑了人行道，并移植了部分茶树，保证茶园整齐划一。云南中茶公司为改良栽培，聘请了专业人员，运用了科学的知识来改进茶叶品种和茶园的日常护理方法，从根本上提高了茶叶的质量。

（二）改良制造，滇红问世

云南中茶公司通过充实机器设备，实现了机械化生产，从此摆脱了传统的土法制造，开启了滇茶的机制时代。

近代云南“一般茶商，缺乏道德心，眼光如豆，只图目前之小利”［4］，仅仅是靠抢夺原料，开设手工工场来提高自家茶叶产销数量，这些小茶厂甚至都没有专业人员进行指导，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茶叶的质量，没有对云南原始落后的制茶技术实现质的改良。此外，靠手工制造的工场生产效率很低，每个工人每天只能揉制两担茶叶，每日产量有限，不利于滇茶市场的扩大。不同的是，云南中茶公司始终以开发滇茶为宗旨，投入了资金和人力充实机器设备，首次实现了滇茶的机械化生产。其中顺宁、佛海两厂的机器最为齐全，生产机械化程度最高（详见次页表1）。云南中茶公司配置的制茶机器种类与功能较为齐全，在茶叶萎凋、揉捻、发酵、筛分、压制、包装等各个制茶步骤中都开始尝试使用机器。用于茶叶初制的机械主要有：脚踏与动力两用之揉茶机、萎凋薀、干燥器、热风烘茶机、脚踏与动力两用式烘茶机、炒茶灶、烘炉、风车、蒸茶机等。用于茶叶精制的机械主要有：动力筛分机、捡梗筛分机、切茶机、脚踏摇筛机、压条机等［3］。大量机械投入生产，再加上部分人力辅助，提高了茶叶产品质量和产量。

表1 顺宁、佛海两厂机械配置情况表

据此，可以认为云南中茶公司采用了较为先进、齐全的设备进行生产与运输，其年产量及产品质量可见一斑。

“近代云南茶叶的加工方式，表现为手工作坊和现代机制型，前者普遍见于茶农和茶庄，特点是手炒手揉，日晒干燥，设备简陋，多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手工作坊。后者主要限于云南中茶公司下属的顺宁、佛海、宜良、复兴、康藏五大茶厂，特点是广泛使用机器，效益高”［5］(P82)。与传统茶商、茶庄设立手工工场不同，云南中茶公司下属茶厂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机械化生产，虽然机械化程度有限，在近代云南茶业实属创举，此后云南茶叶的生产逐渐现代化、标准化，为进一步扩展滇茶市场提供了最为基础的产品保障。此外，与之配套使用的雪佛兰卡车、福特轿车、马、骡等交通工具以及基础性设施［2］，如发电机、无线电收发机等机器，提高了产销效率的同时，也便利了周边居民的社会生活，对云南地方近代化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得益于原料和制茶工具的改良，云南中茶公司技术人员迅速开始试制新的滇茶产品。1939年，该公司下设的顺宁茶厂一边招工、买料，建筑厂房，一边在厂长冯绍裘的带领之下，自制了制茶工具，赶在春茶季节生产出了第一批产量在300担左右的外销红茶，定名为“云红”（也称“滇红”）。这批茶叶经富华公司转销英国伦敦，评价极高，认为该厂制造的红茶“高于宁红，色艳味浓，且驾乎祁红之上，仅香气不及祁红之清高”［6］(P391)。滇红质量上乘，受到了中外茶师广泛赞许。中国茶叶贸易公司总技师吴觉农品鉴后评价颇高，认为滇红的诞生“不啻将我国红茶，提前进步二十年”［7］。1939年，云南中茶公司正式投产以来，全年红、绿茶总销量达33777市斤，红茶销量占比高达95%以上。随后该公司不断制造出沱茶、紧茶等新产品，尽管市场动荡，每年红茶的销量占比基本维持在20%以上［1］，成为云南中茶公司最为畅销的产品之一。在云南中茶公司的带领之下，“云南红茶在国际市场崭露头角”［8］(P15)，后人赞誉厂长冯绍裘为“机制茶之父”。

二、销售层面

（一）尝试开拓海外市场，实现良性发展

滇茶虽然制造工艺较为粗放，但茶叶本身的品种和香味较为上乘，加上普洱茶驰名国内，有固有的消费群体，因此云南中茶公司便将滇茶固有市场——四川、西藏及云南本省作为茶叶产品的首要推广地。

当时茶叶为战时国家重要资源，有换汇易货的作用，因此云南中茶公司作为国营企业，始终以积极开辟海外新市场，增强抗战救国力量为首要。欧美市场，主要销售下设顺宁、佛海两厂所制红茶与绿茶。战时，东南重要茶区相继沦陷，茶叶无法运出，各国盟军及欧美市场的茶叶供应成为问题，虽然欧美市场向来不是云南茶叶的销售市场，但因形势所趋，云南中茶公司决定利用其区位优势以及滇越铁路、滇缅公路的交通优势，谋求开辟欧美新市场。1939、1940年两年，公司先后将顺宁、佛海两厂出品茶叶送至香港，颇受港商好评，尤其是佛海厂的发酵工作十分考究，适合美销。于是当年两厂所生产的茶叶分别由海防、仰光经香港运至欧美进行销售，反馈良好。然而，自1940年后，欧洲大陆战局突变，英国限制华茶出口，欧美市场即告停滞，此后未获得继续发展，公司的茶叶外销计划亟需另谋出路。与此同时，云南中茶公司曾谋划销往北非地区，因运输困难，战后市场混乱，公司也无暇顾及。

东南亚市场，主要销售顺宁、佛海两厂所出产的侨销茶。抗日战争期间，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华人大都有正义感和爱国心，国难当头纷纷参加救亡运动”［9］(P250)，侨胞爱国情绪热烈。此时正值中国东南茶区茶叶海运困难，日本、台湾茶叶在东南亚渐趋绝迹之时，就地理与时间论，正是滇茶争取侨销市场的良好时机。因此，云南中茶公司迅速适应市场，转变方针，改制侨销茶叶，并从邻近的泰国、缅甸两国率先着手，积极联络当地侨商以及华人公司以推广产品，为滇茶侨销市场奠定基础。推广初期，颇有成效，尤其是在缅甸市场滇茶更是供不应求。然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通往缅、泰两国交通基本断绝，一切侨销贸易无奈中断。

“滇茶衰落以销路闭塞为主因，故恢复原有市场，另辟销路实为要图”［10］。云南中茶公司在经营期间，因“所处环境，时受波动，业务方针不能不因环境而时有所转变”［11］，不断调整销售市场的侧重点，实现了云南茶叶市场的良性发展：第一，外销为主时期（1938年公司成立至1940年初），公司从主旨出发，坚持以生产欧销茶叶为主，产品主要由政府统一销往英美与苏联等地；同时，酌量生产川销沱茶及藏销紧茶。第二，外销与内销并重时期（1940—1942年初），欧美市场阻断，云南中茶公司转向南洋市场，改制侨销茶；同时增加适合内销的沱茶、紧茶产量，扩大规模。第三，内销为主时期（1942—1948），1941年12月，“嗣以滇越、滇缅交通相继中断，于是经营内销，出品金马、碧鸡、建国、胜利等牌之红绿茶业已行销全省”［12］，一直到1945年8月之前，这一时期是公司内销茶发展的鼎盛时期。抗战胜利后，物价尚未回落，茶叶出口路线阻断，国际贸易仍然未走入正轨，为针对现实，力求切实易行起见，云南中茶公司仍然坚持以内销为主，并坚持试制少量外销茶，为未来继续开拓海外市场做好准备。

（二）简化流通环节，实现农工商一体

云南中茶公司在发展业务的过程中，将农工商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了一体化④的经营，为近代云南茶业带来了新的经营思路。

交易程序复杂是近代华茶对外贸易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茶从生产者流出最后由消费者购入，需要经历多个复杂、烦琐的流通环节：“生产者（栽培者或粗制者）→茶贩子→茶行→茶客→茶号→茶栈→买办→购茶洋行→外国卖茶店→外国消费者”［13］(P59)。在流通过程中，中间商人层层盘剥，“经了一次人手，即增加了一次剥削”［13］(P59)，消费者往往需要花费高于成本几倍甚至十倍的价格购买茶叶。然而，生产者实际收益却少之又少，导致生产者没有充足的资金进行技术改进和规模扩大，生产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华茶发展受到限制。

实际上，滇茶的销售同样存在上述问题。近代云南，茶叶从茶农手中售出，需要经过多次辗转才能到达消费者手中。云南中茶公司专业技师童衣云在《云南茶之产销》［14］一文中，就谈到了云南茶叶贸易的这一弊病（具体流程可参次页图1）。云南传统茶叶贸易中，茶农通常会将采摘来的鲜叶进行简单揉制和烘焙，粗制成毛茶（也称散茶）到集市上兜售，主要客源是小贩、水客（即散茶批发商）以及茶庄、茶号派来收购茶叶的坐庄。小贩在首次流通环节中充当了中间商人的角色，他们经常盘剥茶农，强迫茶农低价售出原料。同时，批发商、茶庄也在小贩的掌控之中，经济实力较强的小贩甚至能够垄断茶叶原料，任意操纵茶价。水客收购一定数量的散茶后，会将一部分散茶原料直接就近卖到茶号的手工工场里，另一部分则用骡马长途运到下关、昆明等地。再通过茶行做中介，与茶店达成交易。茶号、茶庄购进散茶后，便会雇用工人进行再加工，制成精制茶叶之后再次售出，最后茶叶才能到达消费者手中。

复杂的流通环节使得中间商人坐收渔翁之利，却加重了消费者的负担，省内茶农和茶商只能得到微薄的利润。这一弊端导致了一系列的消极影响，茶农既不重视科学栽培，对茶园疏于管理，又不改进生产，为了节省开支粗制滥造。长此以往，滇茶产量、质量必然下降，直接影响到滇茶的口碑与市场，进而导致很多茶农濒临破产。面对逐年下滑的茶叶利润，传统的茶商并没有付诸实际行动去改变这一弊端，原因是要节省中间环节就意味着茶商自己要承担起生产、运输、销售等工作，这不仅需要庞大的资金和劳动力支持，而且还会增加经营风险，一旦茶叶滞销很有可能危及自身生计问题。因此，传统商号、茶庄只能通过小范围的业务调整来规避风险，降低损失。抗战期间，随着茶业形势恶化，规模较小的商号甚至直接放弃茶叶这项业务。

“茶业包括三方面内容，亦农亦工亦商，三者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促进，关系非常紧密”［15］(P23)，只有农、工、商三者适当配合，才能提高茶叶最终成品的质量，才能进一步扩大市场。云南中茶公司成立之后，公司领导根据战时云南实际情况，权衡缓急，制定了“应先由工以改良制造，由商而开辟新销路，而后从事于推广种植”［16］的工作计划。工业层面，云南中茶公司迅速建立了机制工厂，完成茶叶制造环节。通过不断充实机器设备，发展制茶技术，推出了质量上乘的红茶、绿茶、箱茶、砖茶等茶叶产品。商业层面，云南中茶公司承担起了运输、储藏的工作。该公司下属茶厂都配备了交通工具，利用所在地区的交通优势，将产品运输到公司营业部以及各地代售点。同时，该公司还负责茶叶营销工作，设立多个营业部、代售点等，并与其他商业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拓展滇茶在本省、西藏、上海、香港等地以及美国、英国、缅甸、泰国等国的贸易市场。农业层面，云南中茶公司主要通过直接替代和间接联合两种方式，承担起栽培茶树和收购原料的工作。一方面，云南中茶公司直接代替了地方茶农，自行开辟了两个总面积超千亩的新式茶园，计划实现原料的自我供给。但是，这一计划需要花费至少三年的时间，很难立竿见影。另一方面，为及时扩大生产量，云南中茶公司采取了“工农共同生产方式。特约茶农数十户”［17］，茶农固定向云南中茶公司供应毛茶或生叶原料，原料价格依据当日市价支付，产品售出获利后公司会将“全部纯利15%至20%分配茶农”［17］。总的来说，云南中茶公司的业务范围几乎覆盖了茶叶贸易流通中的每一个环节，原先属于其他中间商人的工作全部由云南中茶公司自己承担，真正意义上将农工商紧密地联合起来，实现了一体化经营。

云南中茶公司从栽培、制造、销售全方位入手，逐渐摸索出了一种新型经营模式，这种模式比传统茶商的经营模式更具有优势。第一，降低了流通成本，有利于市场发展。云南中茶公司一体化的经营，尽可能地减少了中间商人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茶价出现人为哄抬的现象。茶价趋于公平，既能保证茶农收入稳定，还能减轻消费者的负担，有利于茶叶市场的稳定与良性发展。第二，有利于云南茶业资源的整合与利用。近代云南传统茶商、茶庄的茶叶业务多数只集中在一个区域，茶叶产品单一，如桓春、可以兴、洪记、桓盛公等商号主要在勐海地区就地收购加工茶叶；永昌祥、洪盛祥、宝元通、茂恒、复春和等商号则在下关从事沱茶贸易。与传统茶商不同，云南中茶公司成立初期，就在交通便利的产茶县建起了多个机制茶厂。这五个茶厂所在地区基本上包含了近代云南最主要的四大茶叶产区和集散中心，茶种齐全，既包含了云南广泛种植的大叶种，也有小范围特殊培植的小叶种茶叶。各个茶厂之间资源共享，并能够根据市场情况实现配合生产。如“顺厂有时酌制川销沱茶，兼销藏销紧茶。康藏厂则制藏销紧茶，兼制饼茶”［18］。五大地方茶厂在昆明总公司的指挥之下，相互合作，配合紧密，充分发挥出云南茶业的优势资源，生产也逐渐趋于产业化。

三、组织与经营层面

（一）制度化管理，强调纪律性与人性化

“科学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有利于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有利于发挥企业员工的创造力，有利于培养起员工对企业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19］(P2)。民国时期，传统商号多以血缘、乡缘为纽带来对员工进行管理，并没有完整的规章制度，而云南中茶公司并非家族企业，且职员来源较复杂，单一、传统的管理方式不符合公司实际。因此，作为一个现代企业，云南中茶公司采取了更为多样化、制度化的管理方式，体现了该公司组织经营的纪律性和人性化。

由于茶叶生产分种类、分级别等很难有统一的标准和制造程序，因此云南中茶公司并没有在生产的细节方面制定过多的规章制度，而是针对员工的日常管理方面制定了很多规章制度，对员工进行约束。就职员请假问题，云南中茶公司就详细制定了十六条相关的细则。公司要求员工必须填写请假条，经总经理或厂长批准后才能离开岗位。云南中茶公司将员工请假分为了病假、事假、特假以及生育假四种，请假种类与事情不同，请假天数也不尽相同［20］，超过合理天数，公司也制定了相应的处罚条款。针对部分职员有请虚假嫌疑的情况，云南中茶公司做了详细规定，公司将“除特殊疾病或不及事先请假者；假满不归或续假未经核准亦不到职者；未交代清楚擅自离职者；谎报事由请假者”［20］四种行为统归于旷职，并会对违规职员进行严格处罚。单就公司员工请假问题，云南中茶公司分类、分天数并按照不同情况做出了详细规定，既能方便管理相关事宜，保证职员的合法权利，同时也能够规范员工行为，保障员工的正常在岗情况。此外，云南中茶公司及各厂都会有日常考勤表，主要分为月考核和年终考核两种。昆明总公司及各附属单位下设总务组对每位员工一个月内的工作情况进行了详细地考察，事假、病假、迟到、早退、旷职情况都会记录在每月考勤表中。到了年底，会按单位对各级职员的全年在岗情况进行总结并上报公司。各职员考勤状况与考绩直接挂钩，年终公司和各茶厂如实填写职员考绩记录表［21］，并以此为主要标准对员工进行奖励或处罚，该手段对员工的工作情况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

云南中茶公司实行制度化管理的过程中，为了留住稀缺的人才，十分重视战时职员的安全和保障，体现出经营的人性化。战时，云南中茶公司对于员工的身体健康状况尤为重视，公司及各下属单位都会划拨专门的款项用于聘请医师以及提供药物。同时，云南中茶公司特别颁布了《员工津贴药费暂行办法》，以缓解员工的医疗压力。该办法规定，公司员工生病时，应到指定的医院或诊所进行救治，医药费但凡超过国币5元都予以补助，补助金额根据员工月薪决定高低分标准进行补贴［22］。云南中茶公司还通过成立职工福利委员会、职工合作社等内部机构，来保障员工福利。职工福利会，主要负责管理云南中茶公司及各单位职工福利金，就职员医疗、退休、特殊救济及其他费用，职工直系亲属丧葬医疗的费用，职工子弟的教育费用等事项给予补助［7］，以减轻职工生活压力。云南中茶公司还相继颁布了其他诸如进修、养老、人寿保险等各方面的计划、办法，逐步完善了员工福利，使得各级职员愿意与公司“利害与共，休戚相关”［7］。

“工人流动是战时工业中极普遍而严重的现象，最明显地表示了社会不安定的状态。”［23］(P5)云南中茶公司颁布实施的以上制度与措施既有效地激励了员工的生产主动性，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职工流失的问题，使得云南中茶公司在战乱年代能够以较为稳定的状态维持生产与经营。

（二）更新茶业观念，重视茶叶研究与人才培养

一方面，云南中茶公司致力于滇茶制造、技术等基本研究。首先，在云南各产茶区开展调查工作。成立初期，云南中茶公司立即挑选了学习刻苦，掌握专业知识的职员充任公司调查员，到云南各个产茶区及茶叶市场进行调查工作，调查内容包括“品种、质量、培植、病害、虫害、制造、装潢、包装、产量、交易、税收、牙行、运输、销售、副产、茶农生活、茶商茶栈等”［24］方面。云南中茶公司率先对云南茶业栽培、制造、运销等方面展开调查，是为了更全面地了解云南茶业的实际情况以及其中的得失利弊，才能制定出更科学的改进计划。其次，主动进行茶叶栽培试验。1938年12月底，由云南中茶公司出资，并委托国立云南大学农学院开展茶树栽培试验，主要“对云南茶树品种与国内及印度、锡兰品种进行比较试验。同时对变种进行分离试验”［8］(P15)。试验土地面积为十一亩，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直播试验、育苗之播种试验、浸种试验、变种分离及考查、种子及植物之解剖、育种”［25］六项，实现厂校结合，有利于茶叶科学研究的开展。此外，该公司还发行“行业刊，刊录有关学术研究事业心得，或其他可贵意见”［3］。

另一方面，云南中茶公司始终重视专业人才队伍的培植，不断提高职工的整体素养。总公司主要通过与云南茶叶改进委员会合办茶叶技术训练所，来培植公司人才干部。1938年12月底，云南茶业技术人员训练所成立，以造就云南茶业技术专门人才，改进本省茶叶种植与制造技术为宗旨，聘请了国内多位专家讲授技能。该所“技术训练分高级、初级两种，高级课程暂定为（1）种茶法；（2）制茶法；（3）茶业经济；（4）滇茶贸易概论；（5）农村合作；（6）茶叶检验；（7）簿记；（8）实习八种。初级课程为（1）种茶法；（2）制茶法；（3）茶叶检验；（4）实习四种”［26］。可见，从基本理论到实践试验，从种茶到制茶，从财务管理到与茶农的合作，都是训练所的学生们必须掌握的学习内容。训练所学员大多是高中毕业生，学习时间为两年，讲授与实习并重。截止1945年，该所期满成绩合格者已达39名。学员毕业后由云南中茶公司优先选用，分配到公司、茶厂及其他服务部门工作。

地方茶厂则会根据实际情况开办技工训练班、识字学校等，以提高工人和当地茶农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程度，其中数顺宁、佛海两厂最为积极。顺宁茶厂开设了技工训练班，学员多为顺宁附近各县高小毕业学生。茶季时由职员分任导师，讲授普通常识，并实地指导制茶程序与方法，学员分组轮派到各部门参加实际生产工作。茶季结束后，由各导师继续讲授茶叶种植制造常识。茶厂技工训练班要求学生一面学习，一面工作，并注重日常生活修养训练和精神训练，培养出了不少实干苦干的茶叶生产技工。同时，该茶厂设立了茶工短期训练班，使“茶农能普通自制毛茶，送厂精制，训练一周，授以红茶初制法，半日讲授，半日实习”［3］，对地方茶农提高初制能力有所帮助，使得当地临时性茶农向职业茶农转变。佛海茶厂则注意到了佛海地区少数民族众多的现实状况，积极引进少数民族青年入厂训练，“该练习生工作成绩，如属优异，在可能范围内，可多予进用”［27］。引入少数民族青年不仅有利于地方茶业的发展，而且还有利于减少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的隔阂，增进民族间交流与沟通。

对于传统的私人茶商而言，在其经营过程中基本上不会重视以上两个方面，究其原因：首先，私人茶商缺乏相当实力、资金与人脉，很难组织起相当规模的培训班；其次，私人商号的茶叶产销仍然依靠土法制造与传统经营方式，商号老板文化水平有限，只着眼于成本的压缩和利润的扩大，很难且没有条件来更新自己的茶业发展观念。

四、余论

云南中茶公司的成立及其赓续经营，为近代云南茶业带来了新的变化，推动了云南茶业近代化的发展进程。首先，云南中茶公司作为一个现代化股份制公司，其本身就是云南茶业近代化转型的重要标志。其次，云南中茶公司在经营和管理过程中显示出了向近代化转型的趋势。生产上，云南中茶公司成为近代云南首家采用现代机器制茶的企业，从栽培到制作该公司都追求茶叶产品的高质量与标准化；销售上，该公司大胆开辟海外市场，并将农工商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了产供销一体化经营，有利于滇茶市场的良性发展；组织与经营上，该公司着眼产销的同时，还重视制度化管理、茶叶研究以及人才队伍的培植。总的来说，云南中茶公司率先突破技术瓶颈，创新滇茶产品，开启滇茶机制时代，并采取了更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的经营和管理方法。虽仅设立十余载，但该公司经营过程中体现出的生产机械化、产业化以及经营科学化的趋势，使其成为云南茶业近代化转型发展的重要环节。

作为战争时期建立的国省联合企业，云南中茶公司的发展历程与大多数大后方企业有着相同的宿命。战时，政府为了稳定经济，保障换汇易货，云南中茶公司应势而生，发展迅速。抗战胜利后，该公司失去政策倾斜，经营困难，最终失势而衰。茶业作为近代云南的重要产业之一，从该产业的近代化转型进程能更深层阐释民国时期云南边疆经济近代化的两大特点，这里也简略说明一下。

首先，政府在边疆经济近代化进程中起主导作用。全面抗战期间，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云南经济各个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近代化进程加快。为推动西南茶业发展，除整体政策倾斜外，南京国民政府还实施了多个措施，为滇茶发展和云南中茶公司顺利经营保驾护航：首先，从筹设伊始，政府成为主要投资方，银行也多次减息，以缓解云南中茶公司经营压力。其次，云南中茶公司成立后，政府积极配合招募战区技术工人，开办云南茶业技术人员训练所，提供人才保障。同时，政府为推动机械化制茶，要求昆明资源委员会中央机器制造厂、云南五金工厂承造积极配合生产机器［3］。此外，南京政府减轻了茶叶的税费和厘金，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减少了云南中茶公司生产成本。全面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重视云南的战略地位，给予政策、资金、人力等支持，战时云南茶业在技术、组织、人才等多方面有所突破与创新，推动了茶业的近代化进程。

第二，云南边疆经济近代化发展滞缓、困难重重。生产机械化是经济近代化转型的重要标志，当时在国内部分地区，掀起了一股引进国外机器，追求机械化制茶的小高潮。19世纪末，福州、汉口、祁门、温州以及台湾等地区的茶业也开始尝试机械化生产，并设立了多个现代制茶公司。与之相比，云南茶业的机械化生产滞后了40余年。战后，“受抗战胜利后蒋政府对西南窗口冷遇，使投资及有关政策发生变化的影响”［28］(P467)，曾经各种有利于云南经济发展的条件消失，云南经济陷入凋敝，边疆经济近代化步伐缓慢且艰难。

注释：

①关于讨论茶业近代化的文章主要有：陆松侯《略论我国茶业现代化》，载《湖南农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陈树森《从国外发展水平来看我国茶业现代化的标准》，载《茶叶科学简报》1981年第2期；汪敬虞《中国近代茶叶的对外贸易和茶业的现代化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朱慧颖《博览会与茶业近代化初探——以南洋劝业会为中心》，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苏叶嘉《近代中国茶业三题》，载《茶博览》2016年第7期；易凤林《传统产业的现代化转型：民国江西茶业研究》，载《农业考古》2019第2期；黄华青《作为技术的建筑：近现代集中化茶厂推动的中国乡村茶业现代化进程》，载《文化遗产》2019年第5期，等等。

②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38年12月，是由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所属的中国茶叶公司与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共同组织成立的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时的资金由中国茶叶公司、富滇银行与私股组成，该公司是中国茶叶公司在云南的分公司，为中央与云南地方政府共同经营的公司。1943年，中国茶叶公司停止与各地方政府合资经营事业，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改名为“云南中国茶叶贸易公司”，以示区别。1943年至1950年，云南中国茶叶贸易公司改为云南地方政府进行经营。相关档案资料中常将公司简称为“云南中茶公司”，为行文方便，文章正文部分用“云南中茶公司”做统一论述。

③关于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的文章主要有：郑鹤春《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概况（附表）》，载《西南实业通讯》1942年第2期；《云南中国茶叶贸易公司》，载《工商调查通讯》1944年第384期；段兆顺《历史上的中茶与云南》，载《普洱》2015年第3期；杨凯《中茶商标的故事》，载《普洱》2015年第3期；郭红军《民国时期的中国茶叶公司与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由一件拍品谈起》，载《农业考古》2017年第2期等。此外，在近代云南茶业史相关著作以及地方志中也会有所涉及。

④农工商一体化是指“在专业化的基础上，把从事某种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贮运、销售乃至有农用生产资料的制造和供应等，由原来独立经营的部门完全或部分地联成统一经营的经济组织形式”。（赵玉林、王化中《经济学辞典》，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3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