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超

近代以来，鄂西商业逐渐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为当下区域社会经济格局的奠定了重要基础。渔洋关是五峰县（清代称长乐县，1914年改称五峰县，今称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的商业贸易重镇，且为湘鄂西地区重要的物资集散中心，是四川与湖南往来的重要“商业支站”，“各地货物多集于此，盖一繁盛市镇也”［1］。民国时期，时人即认识到渔洋关的重要性曰：“渔洋关虽小，它是整个鄂西的缩影。”［2］茶叶贸易为该地贸易大宗，其中外销红茶贸易在湖北省占重要地位，“渔地实业素推茶厂为巨擘，所制红茶行销英、俄有年，为我国茶叶著名产地，亦为本省第二产茶中心”［3］(P34)。目前学界对渔洋关茶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发展简介、突出历史地位等方面①，未能发掘区域茶叶贸易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与区域社会的互动关系。因此，本文主要依据新发现的民国时期档案、报刊等史料，考察近代渔洋关茶业的兴起，分析制约茶业发展的因素，同时将茶叶贸易置于近代全球化与区域社会变迁的视角下，探讨其与区域社会的互融共生关系。

一、近代渔洋关茶叶贸易的兴起

晚清以来，中国逐步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但由于鄂西地处中部腹地，受其影响尚较弱。随着宜昌开埠后，鄂西经济才逐渐发生深刻变革，渔洋关茶叶贸易是变革中的典型代表，其兴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地理位置相对优越

渔洋关位于鄂西边隅，处群山之中，“四周绕以崇山峻岭，当中稍现平地，适当鄂属恩施、鹤峰及湘属桑植等县之要冲”［1］。境内之渔洋河“疏通着盆地内外的文化与货物，成为渔洋关的交通孔道”［2］，可行木帆船经聂家河入宜都汇合长江。清代杨福煌《渔洋小记》记载渔洋关地理形势曰：“渔洋，古长阳之南境，今长乐之东乡也。东接枝江、夷道，南连松滋、石门，西通五峰之隍，北距佷山之麓。群山秀削，古岭绵延，一水云奔，汉溪缭绕，轮广周回，约计二百余里。人烟聚集，不下百千家。土壤膏腴，舟船便捷，灵秀之区也。”［4］(P2027)《五峰县志》亦载，渔洋关“东出宜都长江码头，西扼湘鄂西数县要径，南北流客汇聚，历为湘鄂山地通向江汉平原必经之道”［5］(P43)。因区域地理位置的相对区位优势，渔洋关逐渐成了“湘鄂要冲，施鹤门户”［2］。

（二）商贾云集

渔洋关地理位置的优势带动了商业的兴盛，“四通八达，川湘货物多以此为转运站，往来客商络绎”［3］(P32)。同治《宜昌府志》载，长乐县“商贾惟渔洋关为一邑巨镇，百货丛集，十倍于城中”［6］(卷11，P430)。光绪《长乐县志》亦载曰：“邑属渔洋关，商贾辐辏……多属广东、江西及汉阳外来之人。”［7］(P169)宜昌开埠后，江西、广东等外地商人和美、英、俄等外国商人纷纷来此经商，带动了区域土货外运贸易的发展；与此同时，渔洋关市面外来洋货贸易兴盛，鹤峰、来凤、松滋、石门、桑植、龙山、长阳、宜都等县客商纷纷来渔洋关贩卖倒运［5］(P10)。渔洋关逐渐成了商贾云集、人口稠密的繁荣集镇，“那些挑盐巴的，贩山货的，都要在这里下店。每当夕阳西下时，小小的街道，颇有几分热闹，骡马客、挑脚汉都在伙铺里休息。有兴趣的人，摆上龙门阵，一直到深更半夜才能散场”［8］(P107)。由此，该地形成了区域内重要的商业贸易与物资集散中心。

（三）茶叶种植广泛

五峰县高山环绕，平原罕见，“地瘠民贫，冠于全省”［9］(P1435)，区域内坡坎不能耕种之地，多栽漆、茶、桐木、梓杉等树，加之气候、土壤等条件有利于树木的生长，因而茶叶种植条件优越，且产茶叶品质较好，石梁司之茶园坡“产茶，味美”［7］(P61)。“在清末的时候，曾有美商某君来此调查，以为五峰茶叶之品质，仅稍逊于安徽祁门红茶，较之鄂南羊楼洞，实有过而无不及”［10］。境内茶叶种植历史悠久，元、明、清各朝均有出产，至清末已较为普遍，光绪《长乐县志》载地方采茶风俗曰：“邑属水浕、石梁、白溢等处俱产茶，每于三月，有茶之家，妇女大小俱出采茶。清明节采者为雨前细茶，谷雨节采者为谷雨细茶，并有白毛尖，萌勾亦曰茸勾等名，其余为粗茶。李焕春竹枝词言：‘深山春暖吐萌芽，姊妹雨前试采茶。细叶莫争多与少，筐携落日共还家。’”［7］(P169)地方史志对采茶风俗的记载表明晚清时期区域内已广泛种植茶叶，这为茶叶从区域自产自销之农作物发展为茶业经济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四）国际茶叶市场需求

晚清时期，中国外销茶叶贸易兴盛，“茶向为我国出口货之大宗，初期输出，恒占出口总值百分之六七十。在1880年至1888年间，茶叶出口年达二百万市担以上”［11］，其中以红茶为主，“1880年至1888年间，红茶出口量占百分之七十七”［12］(P307)。国际市场的巨大需求，促使茶商纷纷进入渔洋关开始制造红茶，并出口海外，特别是在汉口、宜昌等地开埠以后，外贸兴盛，渔洋关逐渐成为了湘鄂西红茶的重要集散地和汉口出口红茶的主要来源地。《中国茶叶大辞典》载：“1854年，五峰渔洋关和鹤峰县五里坪等地先后始制红茶。”［13］(P275)《湖北省供销合作社行业志·茶叶卷》记载：“清道光年间，广东茶商钧大福带领江西技工到五峰渔洋关传授红茶采制技术，设庄收购精制红茶，运汉转广州出口。咸丰甲寅年(1854)高炳三及光绪丙子年(1876)林紫宸、泰和合等茶商(均为广帮)又先后到鹤峰县改制红茶，在五里坪等地精制，通过渔洋关运汉出口，渔洋关一跃成为鄂西著名的红茶市场。”［14］(P18)19世纪开始，湖北五峰、鹤峰和湖南石门等地的毛红茶源源不断地运到渔洋关精制包装并集散转运至汉口，再出口到海外。据统计，光绪年间，渔洋关茶叶每年出口总值达十五万箱（箱计六十斤）［15］。国际茶叶市场需求是近代渔洋关茶业发展的主要动力。

二、近代渔洋关茶叶贸易的曲折发展

近代以来，水陆交通、国际市场和政治时局等因素共同牵动着渔洋关茶叶贸易的兴衰，渔洋关逐渐融入中国近代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茶叶贸易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渔洋关茶业在曲折中艰难发展。

（一）水陆交通不便

相对于鄂西境内区位地理而言，渔洋关地理位置优势明显，但与平原地区相比较，水陆交通十分不便。鄂西地貌结构以中低山地为主，崇山峻岭纵横绵亘，五峰县“县境山路崎岖，交通不便，既无铁路，又无汽车、木船……行走维艰，商贾因之裹足”［9］(P1442-1443)。 境内水道可下船运输者仅渔洋河，主要连接渔洋关与宜都两地，“水流湍急，可以行驶小船，下水一日可达宜都，上水须四五日始能到渔洋关，出渔洋关十余里，即宜都辖地，山势稍杀，道路较平”［9］(P1428)。行至宜都可后换大船汇入长江航道，运至汉口。但受河道环境和季节雨水等因素影响，依靠渔洋河运输货物并不稳定，“水涨时可通小船，但河河身狭浅，岩石累累，险滩尤多，偶一不慎，船底即被洞穿，危险殊甚”［16］。因而，区域内所产物产大都是陆路运输，主要依靠骡马及人力背负，“茶农制成毛茶，大都装以麻布袋，或白粗布袋，自行挑售，或骡马驮运于就近茶商所设之分庄或茶行，亦有由茶贩向茶农买去后挑售于分庄或茶行者”［17］。但骡马及人力背负货物，“崎岖难行，如同登天”［16］，“交通不便，达于极点”［9］(P1428)。尤其是抗战爆发后，沙市、宜昌沦陷，长江运输船只被毁严重，水路隔绝不能通行，只得完全依靠陆路运输，“由骡马运输或力夫背运，此外尚有肩挑的，亦有从邮局运的，总之，山路崎岖，行走艰难，每次精制的茶叶经过数月尚不能起运，委实感觉交通不便之慨！”［18］

（二）国际市场变动

一战爆发后，外销茶受阻，渔洋关茶叶贸易一度衰落，“当欧洲战争发生时，茶叶外销曾一度停滞，茶商亏本、茶厂停办，因此茶山产茶区域的售主也受着莫大的经济影响，故渔洋关的茶叶殆有一落千丈之势”［15］。同时，外国茶业兴起，逐渐抢占中国茶叶的国际市场，“自十八世纪华茶输往国外以后，颇受各国之欢迎，尤其英、荷人民对于饮茶嗜好逐年增加，茶叶之消费既增，对于华茶之需要自大，各国因感于仰给华茶之利源外溢，于是相率试验植茶”［19］(P167)，因而导致了“外销之红茶受印、锡等新兴茶国之竞争，销路日减”［20］。至一战结束之时，“我国红茶之英国市场几全为印、 锡茶所攫夺”［12］(P307)。于是，渔洋关茶商多改制青茶、老茶、砖茶以维持经营，每年输出尚有三四十万担［21］。

1920至1924年间，因中俄邦交之变，海外贸易市场受到影响，致使向以俄国为销场之鄂省茶叶遂生窒阻，输出大减，整个中国茶业也呈现出衰颓迹象。1929年，英属印度、锡兰及荷属东印度的茶叶生产商担心世界贸易顺差以及随后的茶叶价格下跌，他们同意在自愿的基础上限制茶叶的生产和出口，即“所产茶叶输出限制五年计划”，并于1933年在伦敦成立国际茶叶委员会（ITC）作为执行机关。同时，1932年12月，中苏恢复邦交。由此，我国红茶、砖茶外销始得复活，销量日见增加。“以世界各国红茶之消费，日有增加，而印、锡等所产之红茶必须掺和我国高级红茶方合外人之嗜好，因此鄂西红茶，更宜利用此机会，尽量生产，以供需求。”［21］在此时代背景之下，渔洋关茶业进入繁荣时期，私人合资经营的源泰、恒信、民生、华明等茶号纷纷成立，“都以制造‘红茶’为主要”［22］。鄂西地区因红茶制造的兴盛，逐渐形成了统一的品牌——“宜红”，“湖北西境之宜昌、宜都、长阳、五峰、鹤峰，及湘西之石门县等地，出产中级红茶极多，以宜昌为其集中地，因称宜昌红茶区，略称宜红区”［23］(P317)。而“宜红向为商人在渔关经营，运销沪汉，转售海外”［24］。由此，鄂西茶区形成了“出口茶以红茶为最多，绿茶次之，红茶制造地以五峰渔洋关为中心”［21］的格局。

但就近代世界茶叶贸易市场而言，吴觉农、范和钧等茶叶专家早已认识到：“我国茶叶外销一落千丈之主因实为国际茶业竞争激烈所致。”［19］(P172)“红茶原来盛销英国，自印度茶业发达后，我国红茶受其排挤遂一蹶不振……惟按世界茶叶消费之趋势而言，红茶日见增加，故我国此后之茶业发展途径当在红茶，夫印度、锡兰多产红茶，足为我国之劲敌”［25］(P122)。此时红茶的复兴主要是因国际竞争对手的贸易受限，“这额量的增加是受了世界主要产业国限制输出的结果，可以说这不是华茶本身努力所得的新气象，像这样的侥幸一时，前途未可引为乐观”［26］。不久，抗日战争爆发，茶农生产不安，茶商运输困难，更受外茶之竞销，与生产方法之不良等影响，稍有起色之鄂省茶叶产销又逐渐衰落，“因外受印、锡、日、爪哇等茶之竞销及洋商之操纵贸易，内以茶叶生产方法陈旧，经营不合理之故，产销日滞，茶价渐低，遂不能继昔之盛”［21］。

随着印度、锡兰、日本等国茶业逐渐兴盛，苏俄亦自植茶树以自给自足，海外茶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加之国内茶农墨守旧法，不知改进制茶技术，茶叶品质渐次低劣，中国茶业逐渐衰退。“近年因受印、锡及日本竞争之影响，始终未出口百万市担，只有七、八十万市担，占出口总值百分之三、四而已”［11］。以美国茶叶市场为例，“在五十年以前，美国所需要之茶叶完全由中国供给，迨至战前（二战）数年间，美国茶叶市场年销一万万磅，而中国茶叶仅占二千五百万磅”，只占美国茶叶市场四分之一［27］。中国茶叶海外市场的缩减，直接影响了国内茶叶的生产与出口。宜红茶外销的骤减，导致产区大多改制白茶内销，“鄂西之五、鹤两重要茶区因运输不便，红茶外销停滞，在1939年，驰名海外之宜红箱额仅三千余担矣”［20］。因此，国际市场的变动是影响近代渔洋关茶叶贸易兴衰的主要因素。

（三）政治时局动荡

鄂西地处偏僻，匪患严重，对商业影响较大，“匪风甚炽，劫掠行旅，人心颇感不安，商人更因各种关系多有停业或缩小范围者，商场营业渐趋萧条”［3］(P31)。渔洋关深受匪患影响，1929年至1933年间尤甚，许多商铺被打劫，商业逐渐凋敝，“近四年来，被杀人民约计数千，焚毁民房亦千余房，损失财物牛马不下数十万金，房舍丘墟，市镇萧条，浩劫之余，百疮千孔，抚绥维艰”［9］(P1446)。匪患平息后，“商民合资集股，打开原有之茶厂，但资本有限，不能批量采购大批的茶叶，只在小规模中制造”［15］。地方治安的不稳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区域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20世纪30年代开始，湖北省银行为了促进地方土特产品对外贸易，向省内各地提供贷款以促进生产。1932年，国民政府行政院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茶业被列为改良事业的重点之一，茶叶贸易迎来了复兴之机。1936年，在湖北省政府的指导下，渔洋关设立茶叶改良场，“力图改进并贷款商民，经营精制，保存旧有的手工业而参用新式方法以避其短，此外，革除不良积习，务使人尽其长，利无旁落，减轻制造成本，提高出品物价以期推广销场”［15］。同年，渔洋关地区先后成立了五峰县榨油、茶叶、百货、民船等4个职业同业公会，直属渔关商会管理［28］。1937年春，湖北茶叶管理处从宜都迁至渔洋关，茶业呈现恢复发展的迹象。但不久，日本发动蓄谋已久的“八一三事变”，上海沦陷，渔洋关“茶叶唯一的出口岸被豺狼占去了，所以在本年各茶厂制就的红茶，运往国外委实困难，销路日减，茶厂纷纷歇业”［15］。至此，原本处于发展中的渔洋关茶业，又趋向衰落。

受战乱影响，湖北省茶叶改良所从鄂南羊楼洞迁址鄂西渔洋关，改称五峰茶叶改良场。1938年，五峰茶叶改良场下设水浕司茶叶指导站，先后在五峰红石板、赵家坡、采花台、水浕司、石梁司等地建立模范茶园。同年，国民政府贸易委员会为适应时局的变化，在渔洋关王家冲设“中国茶叶公司五峰精制厂”，“从事红茶、绿茶、砖茶三种制造”［22］。1941年5月，中国茶叶公司在渔洋关设立“五（峰）鹤（峰）茶厂”，后又在五峰水浕司新衙门设初制分厂，并在采花台、富足溪各设制茶所。自五峰精制茶厂设立始，渔洋关茶叶正式进入国营经济模式，“不遗余力尽量开采，在五峰县附近的水浕司、采花台设分厂，白沙、楠木、麦庄设制茶所，五峰城、长乐坪、百年关设转运站，开展业务从事工作，藉以普遍推行”。同时，该厂因业务日渐增多，技术人才缺乏，还“在渔洋关王家冲设茶叶技术人员训练学校”，专门培养茶叶技术人员［15］。渔洋关茶叶贸易出现了短暂的辉煌，茶叶价格上涨。抗战时期，五峰精制茶厂更是成了“鄂西唯一完善制茶机构，也是抗战建国经济上的堡垒”［29］。所产青茶大多陆运至老河口，绿茶大致销售于鄂西各处，红茶则或由恩施车运至渝或挑运到万县转轮运渝，或由邮局运往长沙、重庆，再运往国外。

但好景不长，1943年夏，鄂西会战爆发，渔洋关受到日军南北两路攻击，战火之下茶业损失严重，茶价虽随物价上涨亦提高，但“商营茶厂七家全部焚毁，制茶所家具损失无余，附近茶区被敌骑摧毁茶丛近十万株”，“红茶滞销，茶农大部分停摘，改制青茶，产量减少十分之六，是以茶园多属荒芜”，同时，茶叶走私乱象丛生，“间有一部分青茶经宜都偷运出境”［20］。

抗战胜利后，在五峰县政府、五峰茶叶改良场、地方绅商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之下，渔洋关茶市逐渐呈现出恢复迹象，当地一名报社通讯员描述茶叶复兴的状况曰：从茶园“采摘下来的茶叶已由茶庄不断的收买，慢慢地一批一批的运往渔关去精制、力人的高歌和马蹄的叮咚又响彻了五峰的山野”，“残砖断瓦的渔关市镇上，茶厂又开始了活跃，茶叶的清香也就笼罩了整个的山城”［22］。但渔洋关在经过战火之后，整体经济发展十分缓慢，“现虽竭力建筑欲以恢复旧观，然胜利两年余来，住户不及百家，大宗土产商行亦只数家而已，世面萧条，商贾行人稀少，较之往昔，不无今昔之感，加以频年来疫疬厉流行，死亡甚重”［30］。至1948年7月，湖北民生茶叶公司因“业务紧缩，员工减少”，无力兼顾，请求撤销五峰制茶所，改由“五峰县政府代行接收保管、设法利用，以免荒废”，经湖北省政府批准后遵照执行［31］。渔洋关茶业继续在曲折中缓慢发展。

三、近代渔洋关茶业社会的形成

近代以来，渔洋关茶叶贸易虽然在艰难中曲折发展，但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推动了区域茶业社会的形成，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推动了区域茶业经济的发展

渔洋关出产有限，仅“茶叶、桐油、包谷、皮油等项尚有大宗输出”［3］(P32)。其中，“以茶最为有名，每年出产共有280万斤”［2］。近代以来，茶商茶号云集，促进了茶业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尤以清光绪末年为最，每年产量恒在百万担以上”［21］。制茶行业“前后行将百年，昔日均为商人经营，计每年在渔洋关开设的有源泰、华民、裕隆、成记等茶厂”，抗战时期“有中国茶叶公司五峰精制茶厂的设立”［18］。民国时期，茶叶逐渐成为渔洋关商业贸易的大宗，“茶之产额每年约值数十万元”［1］。五峰县“市镇仅渔关一处，勉可称市，商户仅五六十家，即县城居民亦只二三十户，营杂货商者不过七八家，除茶商资本较大外，其余皆系小本营生，全年贸易额每家不满千元”［9］(P1442-1443)。“当外销红茶畅销时，渔洋关制造厂达十家以上。所产箱茶总额，最旺时达四万余箱，厂商无不利市数倍。各厂所有制茶工具，设备完全，各级制茶职工，亦应有尽有，可称盛极一时。”［32］《五峰县志》记载民国初年的渔洋关茶叶贸易的繁华曰：“极盛时，茶工万计，骡马千匹，木船百只。”［5］(P234)渔洋关外销红茶贸易更是创造了享誉国际的“宜红”品牌，推动了区域茶业经济的发展，“宜红区以红茶著称，茶树分布鹤峰、五峰等十三县，产茶面积约四万余市亩”［33］。《申报》描述宜红茶的产销情形道：“湖北宜昌一带所产红茶，在两湖红茶中得天独厚，有许多地方，且与祁红相近，英伦茶商向亦注意。”［34］“在英美市场上曾独树一帜，得畅销海外”［24］。当下，渔洋关及周边区域内现存采花古茶园及村落、源泰茶庄、汉阳桥、水田街等历史遗迹，清晰地展现了茶叶生产、加工、销售与贸易的全过程。这些文化遗产不仅见证了渔洋关茶业经济的发展历史，而且丰富了地方历史文化底蕴。

（二）带动了区域商贸与物资集散

民国时期，因区域地理位置的优势，渔洋关商业繁盛，不仅是五峰县最大市场，而且是鄂西“首镇”，出产增多，“尤其是驰名国际市场的红茶、桐油和漆油等，是够它骄傲的”［35］。渔洋关成为了五峰、鹤峰两县及周边宜红茶区之集散中心，“五、鹤茶产向均集中渔关，由茶商设厂加工精制后，利用渔洋河运长江外销，国际市场名曰‘宜红’，颇富盛誉”［36］。货物由渔洋河水道运至宜都报关完税，再运至宜昌或沙市附轮运汉，畅销国外，“每年由渔洋关转运出口者，占全数三分之二”［16］。抗战前，渔洋关“已形成了河街、老街、水田街、向家巷等八条大街小巷，茶号、花线行、盐铺、银匠铺、杂货铺、骡马店以及粮油加工作坊布满街巷，备类商号、作坊达200多家，比较大宗的工商业有红茶精制、造纸、榨油、木材加工等。红茶精制规模宏大，工艺精良，先后有广东、江西、浙江、汉阳等地茶商和制茶技工来这里开设茶号，传授红茶采制技术，五峰、长阳、鹤峰、石门、桑植、龙山、来凤等地的红茶初制品均中转至此加工精制”［37］(P9-10)。《五峰县抗战史料》 记载渔洋关商业繁盛曰：“县之土产各茶、漆、桐、木、油等大宗出品均以此为集散地，官商肆之制茶厂均设于此，桐、木、油、茶、漆商行数十家，商贾云集，房舍毗连，住户五百余家。”［30］《五峰县志》亦曰：“1936年，茶号9家，纸厂、油坊、制线、印刷、店铺四布”，“街市热闹，通宵达旦，素有‘小汉口’之称。”［5］(P43、P234)华中通讯社汉口总社驻渔洋关记者吴嵩亦报道商业情形曰：“过境的货物多半分散往宜都、五峰、长阳、鹤峰、石门的一部分农民身上去，当茶、桐、纸和货物交流的时候，百货店里表现极度的交易忙，茶楼食堂也是宾客满堂，熙熙攘攘的人们在街上……夜幕从山坡拉过来，煤气灯和桐油灯交织的光芒，照着青石板铺成的街道与经营的房屋，出现一幅优美的图画，散步其间，仿佛也呼吸着都市的浓厚气息。”［2］因此，渔洋关为茶业的加工、贸易与转运提供了重要的区位优势，逐渐成为了近代鄂西茶叶贸易的中心；同时，渔洋关茶业的发展带动了商业的繁荣，茶叶逐渐成为区域贸易和转运的大宗，进而又促进了渔洋关作为商贸与物资集散中心的形成。

（三）塑造了区域社会面貌

近代以来，随着国际市场需求的拉动，外地、本地甚至外国商人纷纷在此开设茶号制茶，塑造了区域社会面貌。为方便茶叶贸易，茶商多次捐资修路，光绪年间，渔洋关茶商宫福泰、林子臣等人为便于运输茶叶，多次捐资修筑区域内的道路［38］(P9)。交通的改善大大促进了茶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加强了区域内外的货物、人员和思想的交往交流交融。同时，各大茶号一般都会在主要茶产区就近设立分庄进行初制加工，由此，各分庄所在周边区域形成了大片的茶园。五峰县茶产区主要在：“前茶园、后茶园、楠木、小茶园、草坪湾、渔池坪、马子山、柳林子、沙子坵、白沾坡、大坡、瓦屋场、水浕司、石梁司、采花、楠木桥、富足溪、长茅司、珍珠头、大名山、大湾、土门子、中溪、大村、杀头坡、印台、偏坡山、沐浴山、远望坡、石板沟、三叉石、杜格河等”，水浕司、长茅司、采花等处茶园更是“连亘百余里”［17］。植茶和制茶成为了区域内茶农、茶工的重要生计方式，“除茶每年于三四月收获一次外，其余则获利甚迟而微。”［9］(P1440)鼎盛时期，渔洋关“直接从事于制茶工人约三千人左右，而间接恃茶为生者亦有五万人以上”［39］。因而，民国时期就有“五峰为产茶之区，渔关乃制茶之厂”［40］之说。因此，茶叶贸易的发展改变了区域社会面貌，茶业经济成了区域内“多数人维生的资源”［41］(P70)。

（四）促进了区域茶文化的形成

近代渔洋关商业贸易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推动了区域文化的兴盛，“县府在该地办有民教馆，馆内有体育场、戏剧社等设备，除商业繁盛以外，文化发达，弦歌不绝”［30］。区域文化繁荣为特色茶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区域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至今还保存并流传着茶歌、茶谜、茶俗、茶礼、茶故事、茶地名、茶诗文等茶文化，如容美田氏后裔田卓然《售红茶》诗曰：“红茶红茶难为商，购自山中售外洋。外人嗜茶如性命，大宗出品颇擅场。”［42］(P92)因此，茶叶深深地融入了区域内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四、结语

随着宜昌开埠，鄂西地区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其对外贸易逐渐发展，渔洋关茶叶贸易兴起，外销红茶兴盛，其品质上乘、制造精美、国际称誉，“五峰红茶素来销往英、美、法、苏等国，故五峰出茶，属内颇不有名”［18］。国际茶叶市场的需求和变化主导了近代渔洋关茶叶贸易的兴衰，地理位置优势在促进茶业兴起的同时，山地丘陵地理地貌制约了茶叶贸易的生产运输和规模扩大，动荡的政治时局影响了茶叶贸易的稳定经营的环境保障，但茶叶贸易的发展推动了区域茶业社会的形成，带动了区域商贸的繁荣，加快了区域社会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因此，近代渔洋关茶叶贸易的曲折发展历程，体现了传统农业产品在近代全球化潮流中的适应能力。区域社会为茶叶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条件，同时茶叶贸易的发展又塑造了区域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面貌，与区域社会形成了一种的共生互动关系。近代渔洋关茶叶贸易的发展表明了区域与其外部时空的整体联动性，并且在与全球化的并接融合中，区域茶业也在不断调适自身。

注释：

①覃士才《五峰茶业简史》，载《茶叶通讯》2007年第4期；刘晓航《五峰渔洋关是万里茶道湖北段与羊楼洞并列的重要支点》，载《农业考古》2016年第5期；黄祥深《五峰茶叶发展历史述略》，载《三峡论坛》2016年第6期；黄祥深《试论渔洋关在鄂西茶叶发展史上的地位》，载《三峡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李超《近代鄂西地区宜红茶贸易体系的发展与嬗变》，载《中国农史》2021年第2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