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福亮

一、运河的开通与明清时期济宁城的商业发展

历史上济宁行政区划多有变化，城邑也多次变迁，在明代之前大多作为县一级的行政管理机构驻所。元至正十九年（1282），开挖济州河，并筑坝遏汶、泗。至正二十六年（1289），动工开挖会通河，会通河的开通，使南来北往的船只、商贩聚集于济宁运河两岸，“四方百货，倍于往时”，渐渐在运河北岸形成了新的济宁城，城的位置逐渐确定下来。但“济宁城的形成并不是由于本区域内自下而上商品化生产增长和市场扩张，而主要因为交通便利条件的提高，尤其是运河的开通带来的跨区域贸易”［1］。到明代中期，济宁已经发展成为一座商业性都会，“南通江、淮，北连河、济，控邳、徐之津要，扼宋、卫之噤喉”［2］(卷三十三山东四兖州府下)。其间店铺林立，“居民之鳞集而托处者不下数万家，其商贾之踵接而辐辏者亦不下数万家”［3］（卷四建置），“济宁州，洸泗二水索抱，东北疃里诸山盘绕，西南地形高亢，关津险阻……自会通河开，为南北转输要地。闭则为锁轮，开则为通关”［4］（P465）。

济宁作为是漕运中转站，备受元明清三代的重视，元代在济宁初设开浚大臣，后设都水监、行都水监和总治河防使。其后，管理机构随着漕运的起伏、兴衰而时有变更，但济宁作为北方运河段的一个重要枢纽和周围区域的水利管理重镇的地位未变，带动了该地区经济与生活的变化和发展。元代漕运的额度较小、短暂且不稳定，“济宁在元中后期作为一个运河城市并没有获得充分而持久的发展，反而运河运输和贸易在元末战火中败落”［1］；明代设总理河漕；清承明制，设总河部院，作为运河、黄河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设河道总督一人，常驻济宁；雍正时，在淮安设南河总督，在济宁设东河总督，天津设直隶河道总督。每年漕运至北京的粮米约百万担，其中通过济宁所运漕粮达30万担，占全国漕粮运输的三分之一。漕船过境，可以夹带南北货物，沿途捎卖，清廷对夹带政策进一步放宽，嘉庆四年（1799），每船所带土货总数达130石以上。随船携带的不仅有南方特产，北方的物产也被运送到南方，南来北往的商船也多借道运河，每天通过济宁的货运船有100多艘。

济宁在明代中叶已相当繁荣，清代进一步发展。“乾隆年间该城有绸缎店21家，布店25家，竹木店14家，杂货店35家等，每年征收商税7900余两。济宁从江南输入绸缎布匹、竹木、杂货分销兖州、曹州二府，又汇集济宁所产大豆、烟草、果品、皮毛等输往江南、直隶以及北部的东昌府”［5］。随着商品贸易的不断发展，四面八方的商人、商帮来济进行商品贸易、物资交换，他们在运河岸边建立了安徽会馆、金陵会馆、湖南会馆、山陕会馆等，据不完全统计，至道光年间济宁城区会馆达30多个。

济宁运河两岸，店铺鳞次栉比，作坊星罗棋布，街巷纵横交错，商品琳琅满目，商会牙行竞相争市，人口和商业街巷的增加带来了巨大的消费群体和市场。明代以前，济宁地区的人口并不多。明末，济宁城区人口已达10万人。清初，随着运河的畅通和当地商业的恢复，城区人口很快超过10万人。明末清初，“城区街巷98条。其中，城内45条，城外53条。清道光年间，济宁街巷增加到290条，其中城内达到107条，城外达到183条，城区街巷增长近两倍”［6］（P33）。同时，人口与商业街巷剧增，极大促进了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形成了“玉堂酱园”“兰芳斋”“济宁路青猾皮”等名牌特产，济宁货栈、店铺越来越多，商户上千户，货栈三四百家，年营业额高达白银亿两以上。济宁作为集散中心，在外商的带动下，当地人也多从事商品贩卖，济宁发展成为集烟草、毛皮、铜器、竹器、杂货、粮食、药材、酿造等行业遍布的商业城市，南方的各种商品，如陶瓷器、茶、盐、糖、纸张等也被北方人渐渐接受。“服食器用，鬻自江南者十之六七矣，此皆诸邑所同”［7］（P2212）。

二、明清时期济宁的茶叶贸易

唐代以来，随着禅宗的兴起，僧寺饮茶之风盛行，即“茶因禅兴”，加之文人宣扬及江淮种茶业迅速发展等外部原因，饮茶之风在北方兴盛起来。“茶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起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8］（P51）。唐大中十年(856)，朝廷膳夫杨晔撰《膳夫经手录》载：“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也。”［9］（P6）可知，早在唐代饮茶已经在北方比较普遍。

当然，济宁饮茶之风的盛行，和佛教在当地的传播有关。明清时期，济宁佛教兴盛，寺庙众多，城内有普照寺、铁塔寺、玉露禅林、慈灯寺、妙香禅林、普济庵等六处寺院，每逢寺庙节日，人们则去朝拜祭祀，形成庙会，一些庙宇在庙会、佛事期间则会施茶，并建有茶棚，供群众饮水休息。茶棚设在进出道路的两旁，给过往香客提供茶水。这些茶棚多是临时性的，用几根竹竿支撑一块布，里面摆上几张桌子，旁边生一个火炉子烧水，放几个茶杯，供香客饮水。当然，也有一些固定的茶棚，作为寺庙建筑的一部分，玉露禅林则设有固定的茶棚、粥棚。玉露禅林不仅施茶，“每年农历腊月，玉露庵每天早晨都要向本城贫民舍粥即小米稀饭，凭事前颁发的竹签领取”［10］。这些固定的茶棚，大多为信士所捐献。

我们从《临清重修茶棚记》：“大清乾隆二十年间，直隶南宫县石家庄石德玉募化四方，在临清州佛殿前建茶棚三间施茶”①。《寨尔峪茶棚》：“兹因金顶妙峰山中道寨尔峪头道行宫眼光、天仙、子孙圣母懿前供奉茶粥，原有引善弟子李佛保春秋二季施献粥茶。因李佛保病故后，自道光六年弟子宋祺等接续施献粥茶，翻盖大殿三间，立盖客房三间、倒座房二间，修盖正房二间，西厢房三间。道光十七年立盖堂客房三间，预备过往香客住宿。”［11］（P278）

随着大运河的畅通，大运河及其辅助性水网的贸易将济宁与周围地区联结起来，并使周边地区成为它的腹地。这个从明初一直在扩大的区域逐步地发展出了一个充分的市场层级体系。“在这个区域市场体系内，一系列沿着南北运道以及相关水路的市镇成了济宁功能意义上的卫星城”［1］。大量的茶叶从运河由南方运到北方，北方的茶叶贸易也兴盛起来。济宁最早的茶叶贸易已不可追溯，但是“在济宁开办茶庄，最早出现于明代”［12］（P80）。早在17世纪20年代建立在运河南岸的浙江会馆已经从事茶、米、竹器、丝织品等诸多来自江南的商品贸易。

明清时，济宁成为鲁西南最大的茶叶集散地。济宁茶叶行业分三种经营性质：茶行代客买卖，茶庄内庄批发，茶叶店零售兼批发。当时，运河两岸茶行林立，茶叶店散布于城内各主要街道，多达数十家，直到20世纪中叶仍有30多家，如：李继茂的茂盛祥茶行、朱润斋经营的庆和公茶行、马建泉经营的德记茶庄、姜履卿的源和原茶行、刘润东的源和茶行、陈文朴的复裕茶行；如一、森记、振兴、永贞、六合、鼎丰、锦春、信盛、元大、永祥、东天兴、北天兴、乾兴等。这些茶行除供应本城消费外，近销至鲁西南各县，远销至济南、青岛、天津、唐山等地，且多数茶行都是世代经营，茶叶来源、销路都相对固定。

“如一茶叶店，由周士臣的先辈创办，地址在南门外路西，为济宁开设较早的几家茶叶店之一。店门市三间，员工达40多人，旺季日营业额可达银币400-500元。谷雨前茶店派人亲自到安徽、浙江等地进山采购生茶，购进后茶店找人加工拣窨后，再运到济宁配置，在外塘子街加工作坊筛、剔、好孬配档，后出售。如一茶叶店兼营批发零售，货销西路，主要是批发给金乡、嘉祥、郓城、巨野、范县、濮阳及定陶等地的商贩。因西路水咸，这些地区的人们多喜爱小叶花茶，批发论篓，每篓5公斤，两篓为一连。零售小包茶叶，多销于当地，外地商贩批购小包茶叶者较少，批发一般给客商3%的回扣。常客有提货折子，凭折取货，按期结算。为调剂资金，如一茶叶店既吸收存款，又可以放债，月息存为1.2%，放为1.5%”［12］（P80）。

济宁城内除了本地人开设的茶行外，一些外来的商人、商帮也利用便利条件，经营本地茶叶。安徽会馆大多坐商和行商，他们依托本省产品，经营茶叶、毛竹、桐油、宣纸等，实力雄厚。安徽自古好茶名茶辈出，是我国重要的产茶区和茶叶出口省之一，形成了黄山、芜湖、皖西等茶区，尤其是黄山名茶众多，除毛峰外，还有休宁的“屯绿”，太平的“猴魁”，歙县的“老竹大方”等。除安徽商人经营茶叶外，湖南人多在税务巷买卖茶叶，主要经营黑茶、砖茶。浙江商人主要在运河南岸，南关纸坊街，经营的茶叶主要有龙井、绿茶等。

三、明清时期济宁的茶馆区隔

随着饮茶之风北渐，济宁城内人口的快速增长，城市规模不断壮大，经济和政治地位得到提升，都为茶馆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卖水摊，供休憩的简单实用茶馆渐渐出现。大运河开通后，运河沿岸商业的繁荣，改变了济宁城的面貌，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内生活，成为茶馆的客户群体。“明清时期济宁城内茶馆布满各城门和运河闸口附近，举目可见，而卖水摊及大小戏院、说书棚附带茶馆更是不计其数，仅专营茶馆则不下数十家”［13］（P124）。地理学家约翰斯顿将“社会空间定义为社会群体感知和利用的空间，在该空间中能够反映出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偏好和追求等”［14］（P20）。茶馆作为一个公共空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成为人们日常休闲、社交沟通、商业经营的重要去处。不同的经济条件会产生不同的阶层品味，一种是追求必需品的品味，它体现的是大众阶级的惯习。

如：“鱼贩茶馆，原字号‘林家湾茶馆’，因位于运河边林家湾胡同得名，林家湾胡同西临运河，东接洸府河，胡同内比较有名的有林家茶馆和林家湾炖鱼馆，尤其以炖鱼馆名气最大，百年老字号，现在仍在营业。林家茶馆顾客大多为去微山湖贩鱼的商贩，他们喜欢在此小憩，鱼虾卖出，又饿又渴，去‘林家湾炖鱼馆’要一碗鱼、几张饼，或两碗胡辣汤，油条若干，端着便去了茶馆，吃饱后便慢慢饮茶，或者补上一觉，茶足饭饱，好不惬意。”［13］（P124）这些一般性的茶馆以普通市民和运河上往来的商客为主，主要供歇脚解渴。同类的还有豆芽茶馆，在运河北岸，因顾客中挑担卖豆芽者居多，故俗呼“豆芽茶馆”。

伴随着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现实生活中市井文化色彩大大增强。茶馆不再只是歇脚解渴之所，它们的功能进一步丰富，远远超出其休闲功能，规模也进一步拓展。茶馆是人们能够承受且乐意光顾的大众化设施，也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会聚的场所，信息灵通，更是洽谈生意的绝好场所，因此，一些茶馆也变成了经纪牙行、单帮行商荟萃之所，供各色人等洽谈生意。

运河的开通，使南来北往的船只、商贩聚集于运河两岸，而回族有着追逐商业繁盛之地徙居的习惯，他们中的一些人移居到运河两岸，在运河区域繁衍生息，形成具有特色的“回回街”和“清真巷”。元代在济安桥、中新闸一带建有老东寺和老西寺。明朝时，在运河、越河岸边，已有顺河东大寺、三简碑西大寺、柳行东寺、西寺等清真寺。据民国《济宁县志》记载“济宁向有清真寺在竹竿巷东首，一名东大寺，别有西大寺在打绳巷，内附有学校，此外尚有小寺数处，为教门祈祷之所，近又设立回教俱进会，其教约有二三千户，以居住南关为最多”［15］（P74）。回族的聚集又促进了沿岸经济社会的发展。回族喜爱饮茶，茶不仅是其清真饮食的组成部分，更是回族生活礼仪中的重要媒介，“他们以茶修身，通过沏茶、赏茶、闻茶、饮茶，实现茶与伊斯兰教五功的契合”［16］。

济宁运河南岸是回民聚居区，且一些外商会馆多建于此。回族中多经纪牙人，开在运河南岸的孙家茶馆则是这些经纪牙人经常出入的茶馆，茶馆另备红碗，专供回族群众使用，去茶馆要清茶一杯，上些果点，既可以品茶，又可以谈生意。明清时期，济宁衙门林立，大小衙门数十个。人们发生纠纷，如果选择私了，双方当事人也会选择茶馆进行和解，茶馆成为一个工作场所和地方政治舞台。旧时在济宁新老衙门前的茶馆，因地处衙门口，茶馆里刀笔讼棍，打官司的，和事佬较多，参与者每人泡一碗茶，然后进行谈判，各自申述理由，和事佬或“中人”参与评判，最后协商解决，理亏的一方负责付清全部茶客的茶资，当然也有无法通过协商解决的问题，双方各付一半茶资。

明清时期土山是茶馆戏棚、武术杂耍、地摊叫卖聚集的地方，更是说书艺人集中表演的场所，人们在土山的聚集，有时达数百人，热闹非凡，提供了广大的市场。茶馆向人们提供饮茶吃饭、恢复体力的好地方。“其规模较大者当属玉仙亭，不仅房屋较大，门庭宽敞，而且桌凳齐整，竹躺椅成行，满座时可容纳百余人”［13］（P125）。玉仙亭荷茶馆又因设有象棋、围棋，弈者对垒，吸引了许多喜欢下棋、观棋的茶客，被人们俗称为“下棋茶馆”。

济宁回族在历史上多开有茶馆，集中在“土山”附近的回族茶馆，有长春周记茶馆、同乐刘记茶馆、春明刘记茶馆等近20处，刘记大兴楼是这些茶馆中较为著名者。“大兴楼，在济宁市大闸口河北街路北老远河北岸。光绪七年开业，青砖灰瓦，砖木结构，宽敞明亮，古色古香，门前悬挂的彩漆木‘茶招’十分别致。楼上两大间，楼下分为四间铺房，可容二三十人饮茶”［17］（P199）。“回、汉族茶馆多有业余戏剧爱好者围鼓清唱，以助茶兴，但多为山东梆子，只有回族大兴楼茶馆，京剧票友齐集茶社，生旦净末丑行当俱全”［18］（P480）。大兴楼的座客多是经济状况良好，拥有丰富的资本的阶层，他们不必为世俗的生计问题所困扰，因此他们追求自由的品位，并在品位上具有“美学秉性”。

大兴楼第三代主人刘玉海酷爱京剧，因打鼓较好，人称“刘鼓师”，其子擅操琴且戏路宽，吸引许多票友常聚于二楼，二楼除了文武场面乐器外，还有京剧四大须生、名旦的大幅照片，也有票友演出的剧照、合影。大兴楼票友中60%是回族，且业余剧社正副社长均为回族，各个行当、文武场面骨干也多系回族。因大兴楼茶楼剧社生意红火，票友越聚越多，后来“天合茶楼”“五福茶楼”等处的票友也被吸引到“大兴楼”，大兴楼一时成为济宁票友的活动中心，名闻京津。“抗战把抵抗的政治也带入到了茶馆之中，各社会集团和政府官员以茶馆作为宣传爱国和抗日之地，在那里贴标语、 海报， 茶馆成了一个救国的舞台”［19］（P394）。1937年中国人民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时局动乱，济宁一些茶楼利用剧社进行义演。如：由回族“大兴楼”票友为骨干，参加“纾战剧社”义演京剧，门票收人全部捐给抗战事业；“大兴楼”票友还与济宁教师“抗敌后援会”一起，配合从北京南下来济宁的陈荒煤、张瑞芳等爱国学生演出，鼓舞济宁人民奋起抗战救亡［20］（P182）。

春明茶园，光绪年间，由回族刘贵信在大闸口运河北街创设，茶园为三间楼房，前有卷棚，门悬金字大匾“春明茶园”，也是当时济宁城内大型茶楼之一。茶园内装修、陈设十分讲究，后院并有角门通向逢春戏园。

但是，明清时期济宁及其周边经济过度依赖运河运输和贸易，没有产生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大运河的转输刺激着区域贸易和生产，其商品流通成为当地财富的主要源泉。清末，随着运河的淤塞，黄河以北运河渐渐废弃，济宁的物资北上，转走陆路，济宁运河沿岸商业逐渐衰落下去。1938年1月，日军攻占济宁，对济宁城进行大肆抢掠，人民流离失所，许多茶叶店、茶馆或倒闭或毁于战火。明清以来，济宁繁荣的茶叶贸易和红火的茶馆文化元气大伤，后虽有恢复，但大不如前。

四、结论

明清时期，随着运河的畅通，济宁城将其腹地的市镇和农村主要通过运河与全国市场网络联系起来，茶叶贸易迅速发展起来，茶叶行业通过茶行代客买卖、茶庄内庄批发、茶叶店零售而行销各地。在长期的物资、文化的交流中，各地风俗习惯的融汇和商品经济的冲击，使山东运河区域的民风民俗也渐渐发生了改变。人们逐渐重视现实物质带来的各种享受，这种变化使该区域与江南等发达地区的差距逐渐缩小。饮茶之风在“江北小苏州”的济宁渐渐被人们所喜爱，茶行、茶馆遍布运河两岸，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

茶馆文化是一种大众文化形式，以多种表现形式满足人们的需求，是济宁地方文化的强烈表达，反映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以及行为活动，具有娱乐、消遣、审美等功能。同时，不同的社会阶层会根据个人的经济实力、需要，选择不同档次的茶馆，而且茶馆也因顾客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的风格和特色，有休闲娱乐的，有来茶馆洽谈生意的，为群众参与社会活动提供了舞台。不同茶馆消费区隔的背后其实反映的是不同层次群体所持有的社会资源与生活条件状态，进而体现出个体占有的经济资本不同，而形成的欣赏“趣味”或“品味”。

注释：

①该碑刻拓片现藏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