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佳璇

观众在首都博物馆参观“ 读城——发现北京四合院之美”展览（罗晓光/ 摄）

2021年6月10日，北京市政府发布《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指导意见》及4个配套实施细则。北京新一阶段的城市更新行动，迅速展开。

老城是北京城市更新行动的重点区块，近年来相关探索实践极为密集，北京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吴晨便是北京坊、三里河、什刹海、鼓楼西大街、南锣鼓巷等重要城市更新项目背后的设计总负责人。在其规划设计下，北京老城里的多条胡同与多个历史街区，重焕生机。

《瞭望东方周刊》专访了这位生长于北京的建筑师。受家学影响，吴晨和父亲吴良镛一样，对北京“知之愈深，爱之弥坚”，也一直在思考着北京老城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实际上，胡同的更新改造只是老城更新行动的一部分。“整体保护、积极创造、全面复兴”——这是吴晨在近年来参与老城更新实践中的指导思想。在他看来，接下来，北京应当在城市更新行动的基础上，向老城全面复兴的目标迈进。

吴晨

“胡同是老城肌理的本底”

《瞭望东方周刊》：钱学森先生提出过“复杂巨系统”方法论，吴良镛先生认为，“城市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就北京这个“巨系统”而言，胡同在其中的角色与作用是什么？

吴晨：在这个系统中，胡同是其中一个要素，也是又一个系统层次的载体。历史上，胡同作为街巷的一种形式，基本的功能与巷道一样，主要是交通功能、通风采光功能以及居住街坊的地界划分功能等。

除这些基本功能之外，胡同在不同的时代还承载着不同的功能：如宋代时期胡同的治安管理功能、元代时期胡同的防火隔离功能、明清时代胡同的商业功能等等。现今，北京胡同的社会功能包括政治区划功能、旅游功能、文化传承等，它也是老城肌理的本底，是北京文化的展示窗口。胡同是北京老城整体保护大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瞭望东方周刊》：让胡同重焕活力，不仅涉及物质空间的改造，还需探索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可行路径有哪些？

吴晨：社会在不断发展，需求也在不斷更新，在保护传统风貌的同时还应顺应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传承和发扬是社会进步和文化延续的需求，只有传承和发扬并举，文化才有生命力。

北京老城平房区更新改造的重点和难点，就在于如何处理好老城中居民生活、风貌保护、功能提升等的关系。

2016年，我们针对申请式腾退后“留住户如何改善，腾空房如何利用”等“大杂院”难题，首次提出“共生院”理念，产生了对此类项目的广泛学术共识，这是在实践中探索出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之一，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

在现阶段的项目实践中，我们已经实现了建筑风貌的保护及设施提升，改善了人居环境，提升了居民的生活水平，即物质空间的更新，基本实现了“建筑共生”。

后续，需要继续深入研究，进一步推进“居民共生”及“文化共生”，实现老城平房区的全面复兴。

“ 城市复兴” 则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深层次变革和长远愿景，是“ 城市更新” 的高级阶段。

“整体保护、积极创造、全面复兴”

《瞭望东方周刊》：北京的城市发展战略与规划理念，近年发生了重大转折，你对此有何观察？

吴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年—2035年）》《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年—2035年）》和《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近年相继批复实施。

城市的形成与演变，具有强烈的“整体性”特征，北京封建都城营建规划的文化价值，就在于它的整体空间秩序和深邃的文化内涵，其规划建设也应当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工作。

北京老城整体格局是北京老城价值最重要的方面，也是历史信息完整传递的重要基础。北京老城有序地组织了城市功能、道路网络体系和建筑、园林的空间分布，其价值首先体现在整体性上：老城布局严谨有序，空间结构层次分明，空间形态极具构成感和雕塑感，这些都凸显了它在世界城市规划史和建筑艺术上无可比拟的地位。

上述规划条例的编制、批复与实施，是北京规划体系的“四梁八柱”的确立，是北京特别是老城复兴的历史机遇，是实现“整体保护、积极创造、全面复兴”的重要依据。

2020年6月7日，市民和游客在北京市东城区三里河参观游览（鞠焕宗/摄）

《瞭望东方周刊》：吴良镛先生在2007年提出过，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要“整体保护、积极创造”，在此基础上，你提出了“整体保护、积极创造、全面复兴”的指导思想，这一过程中的整体思考是怎样的？成效如何？

吴晨：“整体保护”是原则，“积极创造”是方法，“全面复兴”是愿景目标。

北京坊项目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以整体保护为原则，创新技术方法，对地区的规划实施结果和设计进行了十余年的持续跟进。设计在充分尊重大栅栏片区的历史文化、街区肌理和传统商业活动的基础上，引入新的创意文化产业，打造中国式生活体验街区，实现地区社会和经济的风貌复兴与活力复兴。

北京坊地块渐进式有机更新与复兴，在过程中以物质空间营造为基础，以历史文脉为传承，进行城市修补，缝合肌理，融合商业文化，重塑地区活力，同时结合地区业态发展需求和地区传统文化特色，进行了创新性实践，成为一张“北京老城复兴金名片”。

“北京应率先提出城市复兴计划”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两会上，你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北京在城市更新行动的基础上，要率先提出“北京城市复兴计划”。为何提出这一建议？

吴晨：早在上世纪90年代，北京就在东城区菊儿胡同率先开展中国城市“有机更新”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产生极为广泛的国际影响。面对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新要求，北京作为首都和首善之区，更要积极探索，持续引领。

“ 城市复兴” 应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城市中的表达。

北京市委市政府也将多个城市更新样板称作“城市复兴新地标”和“老城复兴金名片”，“老城复兴”也已写入了北京总规和首都功能核心区控规。未来，将持续对“北京城市复兴计划”进行研究、探讨与实践。

实现城市的复兴，要创造一种人们所期盼的高质量和具有持久活力的城市生活。

城市复兴计划的建设历程，往往持续几年甚至十几年。城市问题日趋复杂，涉及区域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多个维度的因素，工作需要结合项目自身的特点和需求，提出科学、具可操作性的经济发展、环境改善、社会建设等城市复兴策略。

我认为，面向第二个一百年的发展目标，应当以“城市复兴”理论与行动来引领新型城镇化，让城市更宜业宜居，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瞭望东方周刊》：十四五规划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如何理解你所说的“城市复兴”与“城市更新”的关系？

吴晨：“城市复兴”的内涵和意义要大于城市更新本身，不仅包括物质空间，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科技创新的内涵，是城市更高质量发展的一种诉求和愿景。

“城市更新”概念首次提出迄今已有六十余年的时间，是对当时欧洲城市空心化的一种应对，注重的是一种外在物质环境的改善。

1984年，吴良镛先生首次提出“城市有机更新”理论，迄今也近40年。这是对原有“城市更新”理论的进化，主张城市应按照内在的发展规律，顺应城市肌理，采用适当规模、合适尺度，依据改造的内容与要求，将城市中已经不适应现代化城市社会生活的地区作必要的改善改造，从而达到有机秩序。这是对当时中国城市以“危改”为目标和手段的大拆大建的反思。

“城市复兴”则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深层次变革和长远愿景，是“城市更新”的高级阶段。它伴随城市的产生、发展一直存在，如同生命体，是城市不断的自我更新。以城市设计为先导的城市复兴，要综合考虑各种自然和人文要素，包括环境生态、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在内的多维复合空间环境的整合，促进城市环境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最终实现城市活力和城市经济的复兴。

1月17日，北京五道营胡同

“城市即人民”

《瞭望东方周刊》：2002年时，你就提出了“城市复兴”理论，当时曾引起学界关注和争论，如今已凝聚了一定共识。今昔对比，是语境变化了吗？

吴晨：当时大家可能还不是特别理解“城市复兴”的理念。从字面含义上看，“复兴”可能对位的是衰败之后的再生或复兴。中国的城镇化率，从上世纪80年代的19%，以平均每年1.5%的速度在往前高歌猛进——在刚刚结束的第七次人口普查中，这一数据已到达63.89%。在高速发展的机遇下，城市怎么会有衰败的情况发生呢？

其实，从英文的本意来说，“复兴”是一种唤起自觉力、重塑新形象的过程与突破性进展。

城市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是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的承载物。在今天中国的语境内，“城市复兴”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城市中的表达，这一表达不仅仅局限于城市物质空间，而是一个系统化推动城市发展的理论架构，一个更高维度、更宏观的城市发展计划，这不仅仅是某个专业的任务，而应是在多专业融合的过程中，创造一种新的、有机的城市机制。

经过持续的“理论建构-实践验证-传播推广”各阶段努力，这一理论日益获得越来越多的社会共识。

《瞭望东方周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在北京近年来街区层面的城市更新行动中，有何相关实践？

吴晨：“人民城市”与城市发展乃至世界思潮发展的主流是一致的，也代表了人民的心声。城市不能仅仅是经济发展的载体，更应该是人民的生活家园与精神归宿，这就是“城市即人民”的理念。今天，城市复兴不仅是自上而下的目标，更是自下而上的内生需求。

近年来在北京街区层面的实践中，我带领团队实施鼓楼西大街三年复兴计划，推进什刹海环湖整治与复兴工程等，目标是不断强化城市的文化价值的同时，展现其内在的人民属性。

上图为北京市西城区达智桥胡同整修前的模样（资料照片）;下图为整修一新的达智桥胡同（李欣/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