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卫侠，邹棉芳

(信阳市中心医院 疼痛科，河南 信阳 464000)

胃癌为常见的恶性肿瘤，在确诊后往往需要采取外科手术治疗、化疗、放疗等以改善患者的预后[1]。但部分胃癌患者在经过规范治疗后负面情绪相对严重，自我效能低下，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往往采取逃避、妥协等消极的应对方式，不利于病情的控制与后续辅助治疗的进行。需要积极寻找胃癌患者应对方式的相关影响因素并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癌性疼痛是肿瘤压迫邻近器官及神经、侵犯骨骼或外科切除手术而引起的生理疼痛，不仅会导致患者产生较大的心理困扰，还会对患者的感觉、情感、认知、行为和社会文化等方面造成严重影响[2-3]。故推测胃癌癌性疼痛患者的疼痛程度与个人应对方式的选择之间可能具有一定联系。基于此，本研究主要分析胃癌癌性疼痛患者的应对方式与疼痛程度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本研究经信阳市中心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选取2019年2月至2020年3月信阳市中心医院收治的80例胃癌癌性疼痛患者。患者家属均已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1)纳入标准：①胃癌符合《中国早期胃癌筛查流程专家共识意见(草案)》[4]中诊断标准，且经实验室检查、胃组织病理学活检证实；②视觉模拟评分法[5](visual analogue scale，VAS)≥4分；③在本院接受化疗、放疗等规范化治疗。(2)排除标准：①患者神志不清，无法配合问卷调查；②合并其他恶性肿瘤；③其他原因引起的疼痛；④参与研究前已服用止痛药物治疗；⑤患者受教育程度为小学以下；⑥合并严重器官功能异常。80例患者：男47例，女33例；年龄43～76岁，平均(57.86±2.20)岁；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18.01～26.68 kg·m-2，平均(21.20±1.04)kg·m-2；肿瘤直径9～27 mm，平均(18.09±1.13) mm；发病部位为胃底贲门17例，胃体38例，胃窦25例；初中及以下26例，高中31例，专科及以上23例。

1.2 应对方式的评估方法使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e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6]评估患者的应对方式。该量表包括积极应对(1～12条目)与消极应对(13～20条目)共2个维度，采用0～3分4级评分法，0分表示不采取，1分表示偶尔采取，2分表示有时采取，3分表示经常采取。积极应对评分越高表示患者更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消极应对评分越高表示患者更易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

1.3 疼痛程度的评估方法采用简版麦吉尔疼痛问卷-2(short-form McGill pain questionnaire-2，SF-MPQ-2)[7]评估患者的疼痛程度。该量表克伦巴赫系数α为0.874，重测效度为0.839。该量表主要包括持续性疼痛(6个条目)、阵发性疼痛(6个条目)、神经病理性疼痛(6个条目)、情感性描述(4个条目)4个维度，共22个条目，采用0～10分评分法，总分为220分，得分越高，患者疼痛程度越严重。

1.4 基线资料采集及质量控制方法询问并统计患者的基本资料，主要包括性别、年龄、BMI、肿瘤直径、发病部位。本研究所用量表由研究者一对一地对患者进行问卷调查，且在调查前主动向患者说明调查的目的、意义，经患者同意后向其详尽说明问卷填写方法，之后再进行正式调查。采用不记名方式填写问卷，填写完毕后当场回收。由研究者发放SCSQ、SF-MPQ-2量表各80份，回收有效问卷各80份，问卷回收率为100.00%。

2 结果

2.1 胃癌癌性疼痛患者应对方式在80例胃癌癌性疼痛患者中，倾向于积极应对方式的有31例(纳入积极组)，SCSQ量表中积极应对方式评分为(29.08±1.75)分，倾向于消极应对方式的有49例(纳入消极组)，SCSQ量表中消极应对方式评分为(18.47±1.31)分。

2.2 两组胃癌癌性疼痛患者临床资料比较消极组SF-MPQ-2评分高于积极组(P<0.05)；两组年龄、性别、BMI、肿瘤直径、发病部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临床资料比较

2.3 胃癌癌性疼痛患者疼痛程度与应对方式的关系将胃癌癌性疼痛患者应对方式作为因变量(消极应对=1；积极应对=0)，将SF-MPQ-2评分作为自变量(为连续变量)，经logistic回归分析后结果显示，SF-MPQ-2评分高与胃癌癌性疼痛患者倾向于采取消极应对方式有关(OR>1，P<0.05)。见表2。

表2 胃癌癌性疼痛患者应对方式与疼痛程度的关系

3 讨论

胃癌的发生与发展主要与幽门螺杆菌感染、家族遗传、不健康饮食等因素有关，在确诊后临床主要通过根治性手术、化疗或放疗等方式以清除肿瘤，从而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8]。但有研究表明，部分胃癌患者在治疗期间因过度担心自身健康、家庭负担等，容易产生恐惧、悲观等不良情绪，缺乏战胜疾病的信心，无法积极配合甚至拒绝相应的治疗，严重者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往往采取屈服、自暴自弃等应对方式，最终导致疾病恶化[9]。因此，早期探寻可有效改善胃癌患者应对方式的干预措施至关重要。

癌性疼痛为癌症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发生机制大致可概括为以下3个方面：(1)肿瘤组织压迫邻近神经和组织，导致局部缺血或坏死，且肿瘤细胞浸润到淋巴组织，释放出化学致痛物质和炎症介质[10]；(2)骨髓穿刺、活体组织检查等诊断操作具有较强的创伤性，引发局部疼痛；(3)与癌症治疗过程有关，如外科切除手术所造成的机体创伤，化疗药物引发的组织反应，放疗导致的皮肤黏膜损伤等。倪卫民等[11]研究表明，癌性疼痛对患者的生理功能、心理状态、社会功能、生活环境与总体感觉均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心理状态的好坏可能直接影响患者的应对方式，故推测胃癌癌性疼痛患者的疼痛程度与应对方式存在一定的联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消极组SF-MPQ-2评分高于积极组，初步说明胃癌癌性疼痛患者的应对方式与疼痛程度可能具有密切联系。胃癌患者思想顾虑较多且相对复杂，一旦发生癌痛可导致患者陷入痛苦与绝望之中，极易诱发严重的心理障碍，如产生焦虑、抑郁甚至轻生的念头[12]。在这种心理压抑状态之下，患者易出现精神错乱、失常情况，认为自身病情根本无法治愈并拒绝配合临床治疗，且在出现各种应激事件时更倾向于采取回避、屈服等方式。长期持续难忍的癌性疼痛可导致患者睡眠欠佳、精神萎靡、食欲不振以及营养不良，机体功能日益衰竭，患者更容易出现局部感染、尿路梗阻等并发症，这进一步加重了患者的心理负担，在疾病发作或用药不明时不愿主动与临床医生或家属沟通，并选择自暴自弃或消极解决问题的方式[13]。本研究经logistic回归分析后结果显示，SF-MPQ-2评分高与胃癌癌性疼痛患者倾向于采取消极应对方式有关。对此建议，应定期评估胃癌患者的疼痛程度，明确癌痛的原因、病史、部位、分布情况、性质及程度等，结合实际情况给予患者阿片类镇痛药或辅助性镇痛药，做到阶梯给药与用药个体化，避免患者对止痛药物产生依赖性。此外，可在病房播放节奏舒缓的轻音乐以转移患者的注意力，或指导患者进行松弛训练等，从而降低患者疼痛程度，改善其心理状态。这对协助胃癌癌性疼痛患者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胃癌癌性疼痛患者的应对方式与疼痛程度存在一定联系，即疼痛程度越低，患者更易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