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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泊洼记

2021-11-01朱映晓

散文 2021年9期
关键词:天津学校

朱映晓

始于1976年的华北石油大会战对我有着重要意义:我父亲来到油田,我因此成为一名石油工人子女;十年后我入读的这所华北石油学校——简称华油学校,也成立于1976年,它的第一个名字是“七二一工人大学和技工学校”,诞生于霸县的村庄,稍后分了家,分为两所致力于为油田勘探开发培养不同层次——中专和技校——人才的学校,技校搬到任丘,而它搬到静海团泊洼——位于任丘以东一百多公里、天津市区以南约四十公里的这个地方。这里一度还是河北省监狱劳改农场所在地,不过关于这一点,那时候并没有人告诉过我们。

“华北石油学校”的大门是一个标准朴素的“几”字形——也许说“兀”字形更像些:中间一个大门洞,两边各一小门洞。横顶写着它那六个字的校名。三十年前,当你坐汽车从任丘总部桥头出发,向东经“吕公堡”“唐官屯”这一些充满北方风味、不知属于天津还是河北的地名,汽车在路况相当差劲的道路上行驶大约四五个小时之后,“华北石油学校”这个名字就会出现在眼前了——尽管在那时,油田的人们都习惯于用更简短的“团泊洼”来替代它。

团泊洼—— 一个土气得让人有些不好意思的名字,至少在我年轻时候是这样想的;“洼”这个字无论读音还是含意,比我此前居住的“华油二部农场”更土气,而且这里的确也存在过一个农场——不止一个,除了河北省劳改农场外,这里也曾是另一些并未犯下罪行的人不得不前来进行劳动改造的地方,在当时,它与劳改农场紧邻并列,关于它的记忆现已被挖掘并放光:中央文化部静海五七干校。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一场铺天盖地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运动,让北京等大城市的所有文化单位——包括中央文化部的干部们离开城市,去往田野山乡的广阔天地。为此成立的几所干校中就有团泊洼的这一所。来到这里的一度风光无限的一些人物——诗人、作家、画家、文艺评论家等等——他们的名字,都是令后来的文化青年们如雷贯耳的名字,当然他们最终都离开这里并恢复了名誉和地位,奇怪的是他们很少提及这个地方——他们会提及“我在干校”的经历却不怎么提及这个地名,可是地理的真实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往往以含糊的态度对待它,没有地理的真实就没有写作的真实,我现在想。

在被下放到团泊洼干校的这些著名人物当中,只有一位诗人郭小川,在当时——1975年——把“团泊洼”这个名字,写入了他的诗篇:《团泊洼的秋天》,给它带来了光荣——我到校参加的第一场学生大会上,校长提到了这首诗;我们也正好是在9月——在秋天到来。我相信校长会对每一年的新生提到这首诗,因为这首诗在我们学校无人不知。

尽管如此,我们却几乎没有人真正完整地读过这首诗。我甚至怀疑校长也没有读过,否则他为何从不引用几句呢——虽然这也是那时资料搜索不便的缘故,比如,我至今记得,学校里曾有一位同学因为不知从哪里找到了日本电影《人证》提及的“草帽诗”全诗并朗诵而名扬全校的事。

独流减河我很熟悉。沿着学校门前那条大马路向北,一直走,差不多到头的地方就是它。那时候,总有一些学生在周末的时候往那边三五成群地走走——我们学校没什么花园,团泊洼的土地因富含盐碱而难以绿化,独流减河就类似于我们学校的“花园”,一个可以散心和活动的地方。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它其实是一条人工河道——曾经的华北最大水利工程之一,而这一水利工程设想的产生更早在一百年前,挖挖停停,停停挖挖,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的努力之下得以实现。它的作用是在洪水季节引泄上游的河水——水势减缓,古老的天津城又一次避過洪灾,得保平安;该河道的起点是一个叫作独流的小镇——正是这两个原因,构成了它的名字“独流减河”。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它将流向何处;现在我知道,它所流向的,正是我曾朝思暮想的大海。

所谓的“干校旧址”就在我们走路去减河的路上——从最新的网络地图上看,我却完全不记得有这么一个旧址,一丝印象都没有。当然也许它的确就在那里,只是因为过于破败,或只余下很小的、局部的、残破的、含义不明的建筑,以至我们没有注意。

《团泊洼的秋天》——我终于读到了这首诗,也多少了解到了这位诗人的一生:曾被称为“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同时还是一位文化部高级干部,也曾深受迫害,几度起落——

秋风像一把柔韧的梳子

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

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

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

1976年10月,已经离开团泊洼回北京又再往河南“避风头”的诗人再度返京打探消息。就在这途中,在安阳一所高级干部招待所,诗人死于由他自己吸烟引起的火灾。

走进“华北石油学校”大门,一条笔直的道路把我们带向学校教学楼:一座四层或五层的长条形楼,前后左右都门洞大开,供师生进出。路的两边,南边是图书馆——它是我在那四年期间经常拜访的地方之一;图书馆门前倒是有一些水泥花坛或矮松之类——总的来说,北方的绿化实施不易,更何况在团泊洼这种盐碱含量较高的土质当中。

教学楼前的空地曾经是我们做早操和课间操的地方,有一段时间我们跳一种流行的健美操,学校还举行过健美操大赛——我不记得男生是否参加,他们平时就不太乐意跳。我记得有个男生不但不跳,还站在那里讽刺我们跳的人:“看你们摇头晃脑的——丑陋的中国人!”

我气愤地斥问他:“你不是中国人?”

是中国人就不能批评中国人,这似乎很没有逻辑,但那位男同学——我记得他姓杨——并没有再反击我,只是一笑了之。

《丑陋的中国人》是当时比较有名的一本书。

教学楼后方有一栋三层的不大的综合楼,包括了电教室、实验室和阶梯教室之类。再往后,隔上一段距离,就是“家属区”,教师家庭居住地;更远的地方——离开了学校的基本范围之后——出现了水田和农地,作为社会实践中的一种,我们曾经去那里干过活儿,我不知道那儿是不是曾经的河北省第六监狱犯人劳动改造的地方,当然我也可以想象它曾是那些被下放的著名艺术家劳作的地方。

华北石油学校约有一两千名学生,这些学生,绝大多数和我一样,来自油田各初中学校,入校年龄在十五六岁,但也有少量“职工班”,保留最初所谓的工人大学的做法,让各单位在技术或思想方面表现突出的青年工人——这些名额一定是相当珍贵——来此进修学习,获得学历,然后“转干”。而且他们是带薪的(可能会少一份岗位补贴及奖金之类),这一点着实令我们羡慕。不过,虽然他们给我们的感觉是手头颇为宽裕,但我并没听说什么人有挥霍行为,他们当中有的已经成家了。学生会干部当中也有不少是来自职工班的学生,大概是他们较为成熟稳重的缘故。

就是在这样一个年纪,在这种构成多少有些复杂的人群之中,我们远离父母家人,长时间生活在这样一个几乎封闭的环境——团泊洼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很遥远,这从它原本是一个劳改农场就可以想象。

当时的学生都是不许谈恋爱的。有一个词形容这种关系:早恋。而这个“早”字,甚至不仅指年龄,而是,只要是在学校就是早,因为“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石油学校也是一样。但一般的恋爱行为他们也并不真管。尤其是到了毕业前一两年,同学间的恋爱关系也是在此时才会相对比较频繁和公开地出现。何况我发现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坏学生”在谈恋爱,恰恰相反,最后成功确立恋爱关系的也往往是这些人,而不是那些平时以招摇和吸引力出名的男女同学。现在想来我觉得他们有些闷声发财的意味,当然那时候不曾想到——从现实角度看,走出校门之后的择偶机会不见得比在学校多和好,只有天真的人总觉得浪漫还在后面。

学校不希望我们“早恋”,家长也应该是基本上不希望的——至少我父母是如此。我父亲曾经有一次突然以极严厉的口吻简短地提到过,作为父亲他只能点到为止——这都是从管理者的角度,自然是怕出像技校那样的乱子。然而学校对我们的希望,到毕业就终止了。家长的希望却会在之后的某一天,猛地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要求你“咔嚓”一下就找到并抓住一个合适的伴侣进入婚姻殿堂——也不想想孩子哪里来的这个本事。于是,和当初正好相反,你进入了因此而产生的无尽的催促之中。

学校俱乐部也是电影院,我们在此看过不少电影。我们看过一部叫作《午夜两点》的恐怖片,看过一部叫《春寒》的战争文艺片,可是一些女同学很“不正确”地喜欢上了里面的反派军官。我在此看过的最后一部电影可能是《最后的贵族》 ——由白先勇小说改编,在当时引起争议的一部电影,因其女主人公背景设定是败退的国民党高官后代。然而潘虹的表演,连同她那种充满悲剧感的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与濮存昕扮演的男主角——她昔日的恋人——近在咫尺而不得不因为生活与心境的变迁竭力克制激情暗涌,还有最后在威尼斯投水自尽的一幕我仍记得,即使她特殊的身份背景与我这工人后代可谓天差地别,也令我深深共鸣——转瞬只余水雾茫茫,“世界上的水都是相通的”——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发现我更喜欢悲剧。

我很早就知道天津,因为它总是和北京上海一起并列提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国,只有这三个城市拥有直辖市的殊荣——而我居然有幸在那里上过学,虽然只是在一个叫“团泊洼”的地方,在由于石油大会战初期河北与天津一度界限模糊而坐落于此的“华北石油学校”。在中国近代史上,天津有着非同凡响的地位,那里发生的某些重大事件甚至影响了那一段风起云涌的历史的进程。另外,我在两位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的作品之中,找到过可呈示历史细节意味的天津:出生于1900年的凌叔华在她以英文写就的《古韵》一书中——这本书最初是在英国女作家伍尔夫的鼓励下开始写作的——记录了自己的青春时代,在天津时的生活;出生于1920年的张爱玲则提到了自己在此度过的童年。两位女作家的时间既重合又连贯,证明那一时代的天津的确是中国最时髦的城市。

凌叔华在天津期间就学于北洋政府官办的女子师范学校,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最早的一批女校。与凌叔华同期就学于此的还有邓颖超、刘清扬、郭隆真等人。《古韵》的内容涉及了凌叔华——这位前清高官的女儿,这位大家闺秀——与她那些积极追求进步的女同学以及更多的校内外学生一起,意气风发,走上街头,参加游行示威,表达对国家事务意见的经历。那是一段风起云涌的历史。当时的天津有多所学校,和北京一样,都是中国现代思想与教育的前沿,这印象一直延续到我在团泊洼上学期间。可能是因为两地距离之近,往来频繁,“北京、天津高校”,“北京、天津的大学生”——我的记忆中还有这样的词句在回响。

我去了一次天津,在毕业之前,是班级组织的,不过我自己单独行动。我去了天津的大学,我想感受一下大学的气氛——我去了位于八里台一带的天津师范大学。我在学校里走,好像自己也是这里的学生一样,最后,在一幢安静的小楼下的花坛边我坐了下来。这幢小楼不知道是图书馆还是实验室,只有三层高,屋顶是那种早些年所建楼馆常见的带斜坡的大屋顶,绿油油的爬山虎藤蔓静静地攀上了它的红砖老墙。

我坐在长椅上。下午的阳光照耀着1990年天津一所大学的校园,在那时,在我心中,大学校园代表着梦想与诗,虽然它并不属于我,可我却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这校园也不复存在。2010年7月,一场规模浩大的拆除行动在这里展开,天津师范大学先是变身为废墟,然后成为一块“地块”被出让、拍卖——我不清楚哪个在先哪个在后,这其实是天津市区不止一处的大学“老校区”的归宿——在旧城改造的名目之下。这些地块一个比一个更稀缺,一个比一个天价,最终变身为高级住宅或商业中心。大学校园迁移至郊区大学城之类的地方,它们全是一样的又大又新,亮光光,明晃晃。

我对在石油学校的那四年的经历,能记起的已经很少很少了。似乎离开学校我就忘了它,就像我再也没有回到那里去。石油学校对我的意义,仿佛只是毕业时我从这里去了新疆克拉玛依,怀着一种我后来羞于提及的,叫作文学的梦想。

我所有和學校关联的、能够留下来的最重要的东西:毕业证、毕业纪念册,都不在了。这些东西,在我离开克拉玛依去乌鲁木齐工作期间,在位于团结路84号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的一间集体宿舍里,丢了。丢得有些蹊跷,但是也很奇妙,像是有意让我在这所学校的经历更像一场梦。

2000年左右,我的班主任——我在学校前两年的那位好心的班主任,他已经是副校长了——来深圳出差,来之前他辗转问到我的电话,顺便看望我。我为了方便,想托他补一个毕业证。但过后他只寄来了手写的证明和四年的成绩单。他似乎是解释了一下原因,但解释得很不清楚;他没有告诉我,我的要求让他为难。当时学校已在进行改制——全国的部属院校都在面临这场变革。四年后它正式改名并升级——这也是绝大部分曾经的部属院校的结局,一个个新的更好听的名字,湮没了它们的过往。

责任编辑:沙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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