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科举出身的赵世骏（1863—1927）虽然以末代帝师陈宝琛（1848—1935）为师，但未受“馆阁体”（又称“台阁体”）流弊所裹挟。他始终站在儒家正统立场之上，书法创作根植而又超脱于帖学，且不涉碑学，对金石碑版书法只是抱以雅玩心态，书风宗法褚遂良《雁塔圣教序》，呈现清丽婉媚之面貌。

[关键词] 赵世骏 陈宝琛 帖学 碑学 楷书

清朝末年，“馆阁体”之弊日益严重，阻碍了书法艺术的发展。自乾嘉年间以来，金石学的深厚积淀为清末碑学的兴起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于是，“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1]，而碑学的兴起也给书法家带来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同时，由于思想的日益解放和对馆阁体弊端的反思，以陈宝琛为代表的帖学一派也表现出了新的审美面貌。由此，清末书坛发展的两大格局得以形成。赵世骏师从陈宝琛，即便科举出身也未沿袭馆阁一脉的书风。在当时的一些人看来，赵世骏的金石学成就其实足以与翁方纲相媲美，且其所藏金石善本甚为宏富，然而他的笔下丝毫没有流露出碑学的意味。故此在碑、帖两派分明的明末清初，赵世骏的书风显得迥异时流。从他的传世作品来看，书风类褚遂良，小楷则出入钟、王之间。可以说，他既没有完全受到帖学所影响，也没有为碑学所左右。至于其书风形成的原因，其实颇耐人寻味。

一、根植帖学，不为馆阁体流弊所囿

赵世骏，字声伯、山木，号岐斋、山木庵主人，江西南丰人，师从晚清帝师陈宝琛。虽然他在光绪十一年（1885）拔贡，光绪十八年（1892）任江西省南康府都昌县复设教谕，光绪二十五年（1899）升为汉票签中书舍人，但仕途依然颇为曲折，辛亥革命期间还曾逃至浙江嘉兴避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