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的林风眠与赴日考察团

2021-10-30徐宗帅孙孺

中国美术 2021年3期

徐宗帅孙孺

1990年，已为九秩老翁的林风眠在东京西武百货店举办其一生最后的画展时，依旧不忘1930年日本之行的情景：“在东京遇到了横山大观先生以及石井柏亭先生为首的日本艺术家及友人，我们之间进行了非常亲切的交流。”[1]时光荏苒，自林风眠第一次踏上日本土地至今已90余年。2021年是林风眠逝世30周年。1930年，林风眠率团赴日进行艺术教育视察，并在东京举办“中华民国国立西湖艺展”（以下简称“西湖艺展”），这非同凡响的一页如今已到了被翻开完整呈现的时候了。笔者竭力追寻蛛丝马迹，汇集点点滴滴，聚焦模糊地带和曾经风光，特作此文以纪念中国现代绘画的先驱——林风眠先生。

一、近走东洋

20世纪初期，中国和日本都面临着如何吸收消化西洋文化的课题。自江户时代末期开始，经过明治维新改革，日本艺术迅速西洋化。日本艺术界在汲取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为当时的中国艺术界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经验。很多留学生在这一时期东渡扶桑求学，中日两国共同举办联合画展等一系列交流活动，构筑了中日艺术界紧密的关系。

下列这些代表性事件，足见一斑：

1906年3月，李叔同、曾延年进入东京美术学校学习西洋画。

1911年，丰子恺游学日本。何香凝从东京女子美术学校日本画科毕业。

1913年，陈抱一留学东京美术学校。

1917年5月，徐悲鸿、蒋碧薇渡日。

1919年，陈之佛入学东京美术学校图案科。4月，石井柏亭访问上海图画美术学校。

1922年，吴昌硕在大阪府高岛屋百货店举办画展。金城、陈师曾赴日办日中联合画展。

1924年4月至5月，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举行了第三届中日绘画联合展览。渡边晨亩、荒木十亩、小室翠云、平福百穗等50名日本画家展出了200余幅画作。

1927年，刘海粟在东京朝日新闻社举办个展。[2]

据查，这段时期，中国赴日考察团体增多，特别是各地名牌大学的教育视察团。考察团访问日本的目的主要还是观摩与取经。

交流总是双向的。国民政府计划于1929年4月10日至4月30日在上海举办第一届兼具美育功能和接轨世界的全国性美展，并向日本政府发出邀请，欢迎日本艺术家来华参展。日本外务省命日本驻杭州领事代理米内山庸夫，对美展进行可行性考察。不日，米内山庸夫便亲自前往设在西湖边的国立艺术院（不久后更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的展览会筹备处了解情况，而美展审查委员会的主任正是林风眠。

米内山庸夫完成考察后，1928年10月12日在给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报告中提到：此展是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届国立展览会，网罗了全国（中国）一批有影响力的美术家及相关专家参加。[3]在报告中，米内山庸夫还特别提到林风眠将在此美展中展出自己的作品。十天后的10月21日，展览会秘书、宣传组委员兼审查委员会委员林文铮与审查委员王悦之二人来到石函路1号的日本领事馆，见到了米内山庸夫，为日后招聘斋藤佳三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国立杭州艺专”）图案系主任、教授与赴日考察办展埋下了伏笔。[4]

二、斋藤佳三

鲁迅先生的《藤野先生》字里行间充满对藤野先生沉郁的感恩之情，而当时的美术界也有一位“藤野式”的先生——斋藤佳三。

根据现存的史料，可考察国立杭州艺专招聘斋藤佳三的详尽始末。

1929年8月12日，日本驻杭州领事代理米内山庸夫上报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提出从日方高校聘请教授的申请。

8月23日，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联系东京美术学校校长正木直彦。

9月3日，米内山庸夫收悉外务省关于东京美术学校推荐本校图案专业讲师斋藤佳三的指示。[5]

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日方既完成了对推荐对象教育背景与学术水平的查认，又落实了薪金、住房、教学、课时与假期等待遇条件，并确定斋藤佳三于10月份赴任。此过程中中日双方态度之诚恳、配合之密切，可以说是跨国招聘艺术人才的一个成功案例。

1929年10月1日的《东京朝日新闻》还特地为此做了专题报道，刊登斋藤佳三的肖像。报道称，从日本领事馆到外务省，都对此次国民政府委托推荐教师极其慎重。由此，东京美术学校新锐工艺美术家斋藤佳三便成为民国政府教育系统中的第一位日本教授。

斋藤佳三（1887—1955），日本秋田县人，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图案科，曾两度赴德国学习与考察，以追求“综合艺术”为目标，在舞台美术与美术评论、策展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享有日本“设计之父”的美誉。斋藤佳三不负众望，在上任后為国立杭州艺专的现代图案教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930年2月回国休假时，他不仅主持了由东京都电台举办的一场题为“已经觉醒了的中国美术界——别具一格的西湖国立艺术院”的趣味讲座，[6]还为国立杭州艺专向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申请到一笔经费，用于购买日本出版的图案学相关参考书。[7]这些书籍无论对师生开阔视野，还是作为教学与创作的重要参考，都发挥了良好作用。斋藤佳三还成了之后中国代表团赴日考察与办展的倡议者，其间的每个环节都倾注着的他的努力。

遗憾的是，金价高涨，日方文化事业部要求增加斋藤佳三俸薪。由于中方教育部备案在先，无法临时变动，迫于无奈，斋藤佳三聘期未到便离开了国立杭州艺专。保存完好的林风眠署名文章《愿艺术在两国交流》，开篇就言及1930年新年同乐会上斋藤佳三谈到的“艺术无国界”，林风眠对此极为认同，他认为：“在佳三先生连带的说明，是说我们待他完全同待自家兄弟一样，不但一点没有歧视，并且敬爱有加。这，在佳三先生以此自慰，甚而致于感谢，当然是他个人的谦德；在我们，我们国立艺专的同事们，则以为这是分所当然的事了。我所感动的是更大的一点，那就是艺术不但在消极方面要竭力消灭国界种族以及人与人间的一切界限，在积极的方面要互相感染互相提携互相容纳。”[8]这些文字在今天读来，仍能感受到林风眠的胸襟与情怀，他与佳三的友谊就同鲁迅与藤野先生的友谊一样。

三、同心合力

寻寻觅觅，再来细察林风眠与佳三的足迹，我们可看到他们在当时为促成国立杭州艺专教师赴日考察与办展所做出的种种努力。笔者有幸读到斋藤佳三遗物中留下的几则日记片段，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对“西湖艺展”所表现出的热情，同时也为我们呈现了筹备期间的详尽过程：

（1930年）3月26日林风眠院长为首的中方人士和日本领事馆成员及翻译合计14人，参加了在新新饭店的晚宴。宴会由我主持，并做了关于赴日展览的报告，大家都非常喜悦。

5月15日至今还未收到外务省关于展览的正式回复。

5月26日昨天会议上，大家讨论了日本之行的话题。决定6月21日，林校长与我等4人先期出发去日本。[9]

另外，笔者查阅了日本外务省档案卷宗及有关人士日记、新闻报道等，还原了林风眠赴日的完整过程。

在申请外务省经费之前，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东京《文艺时报》7月10日刊登的“西湖艺展”通讯提到：中华民国国立艺术院院长一行来日办展，最初计划经费来源是剧作家长田干彦向大仓财阀申请补助金，因遭百年一遇的席卷世界的金融海啸，后遭婉拒。国立杭州艺专的年轻艺术家们没有放弃，转而以艺术教育考察名义申请到了经费。

日本外务省卷宗中可查的国立杭州艺专赴日之行的起始还是林风眠署名的公函。他在其中具体说明了此次赴日的具体事项及考察内容。

三天后，日本驻杭州领事代理米内山庸夫即附林风眠函件上报外务省，指出应重视交流意义，并提及此次林风眠及国立杭州艺专教师赴日考察于中日双方的意义。

1929年5月，日本方面同意了林风眠提出的考察与办展方案，但没有完全满足资金补助标准，且限视察人员名额为七人。其中林风眠日金五百元，林文铮等六人每人日金三百元，合计二千三百元。[10]尽管这笔经费远未达到林风眠申请的金额，但却也是此次赴日得以成行的重要原因。

四、破解谜团

国立杭州艺专赴日考察与办展一行由校长林风眠率团前往，团员究竟有些什么人，一直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作为亲历者的王子云这样回忆：“赴东京的代表团，由林风眠率领，有教授四人参加，其中有音乐系教授李树化，中国画教授潘天寿等，”但他并没有列出全部名单。

据萨空了发表在1930年7月29日《北洋画报》上的《在东京举行之中华民国国立西湖艺展略记》，“赴日团员共有十人，是林风眠、王子云、吴大羽、林文铮、蔡威廉（蔡元培女，林文铮夫人）、李风白、潘天寿、李朴园、袁慰宸、斋藤佳三”。而傅怡静在《国立杭州艺专赴日办“西湖艺展”考论》[11]中提出赴日团员共11人，在萨空了版本上增加了李树化。

林风眠在其撰写的自传中记述：“1930年斋藤佳三建议学校到东京去作暑假旅行，因此暑期期间，用杭州教育考察团的名义，以我为团长，潘天寿、李朴园、王子云、袁惠辰（袁慰宸）等人到东京去旅行……”[12]其中有李朴园。但查核中日有关档案卷宗，尽管历次的申报名单变化过多次，但都没有李朴园在册。笔者再三翻阅所涉及的私人日记、新闻报道，始终不见李朴园在赴日人员之列。同时又将手头的照片一一辨认，并借郑重、朱朴等老先生法眼把关，仍未见李朴园身影。故推测判断，萨空了的《略记》不是现场采访的即时报道，而是闭幕之后记于北平，误传错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林风眠撰写自传时，距离其1930年的赴日之行已有数十年，写错一个名字，更是不足为奇。

最为可靠的还是原始档案。通过反复细阅卷宗，笔者找到了一份日本外务省名为“国立杭州美术学校林校长外六名”的档案，其中有临时起草的手书东京剧场座位名单，字迹细小，可识别的标题为“7月11日東京剧场”。从字体和书写状态判断，此名单起草时间可能就在7月11日当天，现场感与确切性最强。名单中清楚地记录了出席的人员：第一排：潘天授（潘天寿）、李树化、李风白、袁慰宸、林风眠。第二排：王子云、斋藤佳三。

在7人视察团之外，东京剧场座位名单中还出现了两位“编外团员”——杨士达与高希舜，这又当如何解释呢？

杨士达（1903—1963），广东大埔人，与林风眠是大同乡，曾留法学医。国立艺术院初创时期任校医，并教过法文。此行是以浙江省杭县地方法院法医官身份前往，7月8日至21日访问东京区地方裁判所、庆大医学部、千叶医科大等地。[13]虽另有公差，但他与林风眠一行几乎同时段在东京，一起参加一些活动实属正常。

高希舜（1895—1982）比林风眠年长五岁，1924年创立北平京华美术学院并任院长，1927年就读东京高等工艺学校图案科，是被日本人称为“中国画伯”的资深留学生。高希舜成为林风眠这次赴日活动中求之不得的“高参”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更何况考察高希舜留日学习的学校是林风眠一行此次赴日的一项重要活动。

另外，在李树化家属捐赠给里昂图书馆的资料中，发现一张背面写有法文（un hotel japonais juillet 1930，意为“日本旅馆 1930年7月”）的照片，从中可清晰辨认出的有林风眠、潘天寿、李树化、王子云、李风白。他们穿着浴衣，在回廊上或立或坐，随意自得。

由此我们可肯定，以林风眠为团长的赴日艺术教育视察团的团员有李风白、李树化、潘天寿、袁慰宸、王子云与斋藤佳三。文字证明与照片记录共同佐证，谜团由此解开。

五、何问西东

日本报纸对林风眠一行的跟踪报道在“西湖艺展”开幕前就开始了。据日本《每日新闻》昭和五年（1930）6月22日刊登的题为《现代中华艺术下月在上野展览》的新闻：在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支援下，中华民国国立艺术学校西湖艺术院长林风眠、林文铮、蔡威廉、潘天寿、李树化、李风白、王子云、翻译袁慰宸一行预计在本月底抵达东京，并对我国（日本）艺术教育及文化设施视察。同时为了推动中日友好，将在上野东京府美术馆举办从7月6日开始为期10天介绍新兴中国画的展览。因为布展等筹备工作的需要，林风眠和斋藤佳三及另二位教授先期于6月23日从上海出发搭乘“上海丸”号，25日抵达神户。

《读卖新闻》7月1日有了后续报道，称十二人分两批出发。林风眠、王子云、斋藤佳三与袁慰宸四人先行前往，原定计划6月25日自上海启程，后因轮船故障，推迟数日，直至30日才抵东京。在抵达东京车站时，国立杭州艺专一行人还遇到了刚从罗马参加日本美术展归国的横山大观夫妇，记录这一珍贵时刻的照片在彼时频频亮相报端。

“西湖艺展”的图录封面选用的是林风眠的双鸟图，水墨淋漓，诙谐幽默，正吻合了中国风格与创新精神的展览宗旨。对照“西湖艺展”展品目录与国立杭州艺专向日本海关申报的展品清单，可发现二者之间的些许出入。“西湖艺展”计划赴日展出画作数量合计144件，实际展出只有120件，其中林风眠的中国画小品少了18件，卢章耀少了2件，陈盛铎、赵人麟、龚必正、斋藤佳三则各少1件。绘画作品分别在三个展厅陈列，最受瞩目的第二展厅全部为油画作品，包括林风眠的巨幅油画《人类的痛苦》和蔡威廉、吴大羽所创作的6幅非卖品。齐白石的6件尺寸相同的花卉与风景画也在展览上展出。林风眠一向喜欢工艺品，特别重视借鉴民间艺术，这次展览除精选一部分文房四宝外，还特意增加了一批农家手工制作的箸笼、麦草扇、芭蕉扇、泥猫等。陈列别厅（第四展厅）展出的展品为中国工艺品走向国际市场做了有益的尝试。

除了齐白石、潘天寿的中国画与林风眠的部分水墨小品之外，展览陈列作品基本以留法教授的油画为主，展示了国立杭州艺专的总体水平，也是当时中国高等美术学校的创作在日本的首次集体亮相。

那一次文化交流活动，中日双方的外交、教育与艺术、新闻各界名流都踊跃参加。展览开幕时的空前盛况，依旧可以在东京美术学校校长正木直彦的日记和当时的新闻报道中找到诸多蛛丝马迹：

7月7日，午后2时去东京府美术馆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林风眠作品。并参加了中国公使所举办的茶会。（正木直彦日记）[14]

7月10日，《文艺时报》报道：小说家长田干彦以个人名义在东京日本桥矢仓福井楼举办欢迎宴，为林校长一行8人接风（8人中可能包括杨士达）。

7月11日，午后4时参加在上野精养轩举办的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及8名教授的欢迎茶会。与会者美术家、外交家多达150人，其中有汪公使、横山大观。（正木直彦日记）[15]

上野精养轩是日本老牌法式餐厅，创办于1876年，作为文明开化的标志性地点名震一时。在此招待国立杭州艺专赴日考察的教授们，可谓是日方的悉心选择，各界名流与会者多达150人。日记中提到的汪公使，就是中华民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汪荣宝公使。[16]由汪荣宝公使为林风眠一行举办欢迎茶会，不能不说体现了政府方面的重视与大力支持。

斋藤佳三不但是林风眠等人此次赴日全程的联络官，还处处尽地主之谊，邀请全团成员在其寓所举行家宴，分赠由其设计图案的浴袍，在流传至今的合影中随处可见斋藤佳三全家与林风眠一行其乐融融的情景。据记载，林风眠一行当时经日方安排，七人入住东京前后时间共计23天。

“西湖艺展”于7月17日闭幕。原计划安排参展的中方成员于18日从长崎回国。实际上林风眠一行，在日本还停留了十余天，详细行程活动安排未见资料。7月29日，考察团安抵杭州。8月1日，国立杭州艺专致函日本驻杭州领事馆，对“贵国文化事业部东京美术学校校长及艺术界诸君代达谢忱”，并称“竭诚招待并指导一切高谊隆情无任感激”。[17]至此，历时一月的赴日考察交流与举办画展圆满结束。

六、余音遗响

对于这次出国活动，林风眠在1930年9月15日开学日对全体师生发表了简况讲话：

在本年暑期，同仁们为了研究艺术教育之设施与方法，曾组织了一个赴日考察团，携带本校教职同仁作品，在日开展览会，成绩很好。此次考察结果知道，就是拿他们历史最久规模最大声望最隆的东京美术专门学校为例，同我们的学校比一比，也觉得并没有多少惭色！我们学校，历史才两年多，在绘画在雕塑在工艺艺术各方面，已经有了这样很有希望的成绩；如果能够，更热诚地更切实地，教学一致努力下去，成绩当然为更好，也就是，中國的艺术也将更好—-赶得上日本，是不成问题的！[18]

日本应该是除法国之外林风眠一生结缘最深的国家。这次赴日“西湖艺展”及考察活动，交流与画展并举，形式多样，方法灵活，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不分内外、不分朝野、不分个人与团体的沟通氛围，有力地推动了当时中日艺术的交流。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开始了其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并在一段时间成为中国学习西方的“二传手”。国立杭州艺专的教授们从西洋取经回来后又东渡交流，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或许正是此次林风眠一行的访日活动震动了整个日本艺术界、教育界、政治界的原因之一。日方也认为，“西湖艺展”已不是以往观念中的中国画展，而是以国立杭州艺专教授为中心，汲取西方现代绘画精华，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新兴绘画的展览，具有鲜明的现代特色与里程碑意义。

林风眠一行此次赴日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考察日本高校的艺术教育。东京美术学校和东京高等工艺学校被选为对口交流高校。关于选择这两所学校的原因，笔者认为与斋藤佳三有较大关系，东京美术学校正是斋藤佳三的母校和东家。东京高等工艺学校于1921年12月设立，在1945年5月25日的东京空袭中，校舍几乎全部被烧毁。东京高等工艺学校的工艺图案科尤具特色。考察团专门前往这两所高校，说明当时国立杭州艺专虽然深受法国教育思想模式影响，但并没一味囿于法国模式，而是以真诚开放的姿态选择赴日考察学习日本方面的成功经验，这体现了林风眠“兼容并包”的艺术教育思想。

1930年正值中国近代社会的急剧转型期。彼时各派力量激烈角逐，但社会基本稳定，思想自由，文化多元。林风眠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地投入到艺术教育的洪流中。东瀛之行正是其艺术教育事业中夺目耀眼的一幕，同时也是历史夹缝里的一线曙光。象征中国现代艺术萌芽的国立杭州艺专成立不久，林风眠就果断及时地跨出了国门，完成了中日文化艺术交流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行动。能以中华民国最高艺术学府年轻校长身份率团赴日视察与办展，不能不说此时的林风眠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如今回望这段历史，仍令人感怀万千，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正是一代又一代先贤不断求索尝试的成果，这对今天的我们仍具有一定的启发与指导意义。

（徐宗帅/自由撰稿人，孙孺/日本东洋美术学校）

注释

[1]西武百货店有限公司，编.现代中国绘画之巨匠——林风眠作品展[M].西武百货店有限公司， 1990.

[2]陆伟荣.中国近代美术和日本[M].日本冈山：日本大学教育出版社， 2007：262-264.

[3]文中引用的日语文献资料均由笔者自行翻译。

[4]鹤田武良.关于中华民国教育部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出品日本洋画[J].近百年中国绘画史研究， 2005，（10）：259-280.

[5]日本外务省.杭州国立艺术院图案科教授斋藤佳三应聘关系[R].1929.

[6]东京都新闻[N].1930年2月7日.

[7]日本外务省.杭州国立艺术院图案参考书寄赠关系[R].1930.

[8]吉田千鹤子.斋藤佳三和林风眠所不被人知的交友[C]//泷本博之，詹晓梅，编.近代中国美术的萌芽. 东京：勉诚出版， 2013：207.

[9]同注[8]，210页。

[10]此为旧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