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社会上有了一个“徐悲鸿首先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的说法或认知。持此说法者，如著有《徐悲鸿一生——我的回忆》的廖静文、著有《徐悲鸿年谱长编》的王震、著有《徐悲鸿》的杨先让等，都是能够在一般读者乃至美术史研究领域中起到较大影响者。

杨先让说：“国歌是他（按：徐悲鸿）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替并通过，我们当学生的为徐悲鸿高兴。”[1]他的这一说法虽然未注明出处，不知以何为依据，但表述得简短而肯定。

王震说：“（1949年）9月26日（八月初五日）毛泽东同志和全国人民都希望有一首激发爱国情感和振奋民族精神的国歌。毛泽东同志在中南海丰泽园召集国歌问题讨论会，徐先生正式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代国歌，周恩来同志赞成这种‘安不忘危的建议，立即表示支持并被通过（据《新民晚报》）。”[2]在《徐悲鸿年谱长编》绝大多数条目未注明出处的情形下，这条注明出自《新民晚报》的内容虽然缺少年、月、日等必要信息，但毕竟算是个线索。笔者据此遍查1949年9月26日至10月中旬之上海《新民晚报》、上海《新民报晚刊》、重庆《新民晚报》以及北京《新民报》，发现相关报道中的重头戏都是重要领导人的各种讲话，艺术家中只有梅兰芳的发言被提及，徐悲鸿的名字几乎没有出现过！不知王震此条到底是何依据。况且这类内容在当时应该主要是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天津日报》《新民报》等报纸发布，其他报刊的报道大多转自它们或至少与之口径一致。王震将相关内容采录于年谱的时候，难道不应该主要依据这几种报纸吗？故此十分令人费解。这可是年谱啊！不知道依据这样的年谱会开展怎样的徐悲鸿研究！

对相关内容着墨最多的是廖静文。她的《徐悲鸿一生——我的回忆》乃是传记题材，行文采用的是对话形式，富于故事性，如：

至于国歌呢，尽管收到了数以千计的投稿，但却没有一篇尽如人意。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要召开了，议程中有通过国旗、国徽、国歌的条款，挑选工作不能再延迟。为此，毛主席亲自召集了二十多人的讨论会，希望共同商议确定。

悲鸿去参加讨论国歌以前，便对我说：“我准备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

“那怎么可以呢？”我说，“歌词里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不好吧？”

“这为什么不好？法国的《马赛曲》便是一支很悲壮的歌曲，它的原名是《莱茵军进行曲》。一七九二年，法国马赛工人革命队伍高唱着这只歌曲开进巴黎。后来，便被正式确定为法国国歌。”

接着，悲鸿向我介绍了《马赛曲》的歌词……

于是，在毛主席召集的讨论会上，悲鸿提出了以《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的建议。这个建议立刻得到周恩来同志的支持，他认为这只歌曲很雄壮、豪迈，有革命气概，节奏鲜明。建筑家梁思成也说，他在美国时，有一次，走到大街上，听见身后有人用口哨吹着这支歌曲，他回头一看，是一个骑自行车的美国青年，说明这支歌曲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接著大家都纷纷发言表示赞成，最后毛主席综合大家的意见，表示同意。

不久，《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便在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正式通过了。[3]

实际上关于国旗、国徽、国歌商定的真实情况，近二三十年以来陆续有人写过研究文章，不过其中影响力更大的还是200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由中央档案馆整理、编辑的两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档案》[4]（以下简称《档案》）。该书披露了关于该项工作的全部160份档案材料，大致可以将相关事实讲清楚——在历史研究中，档案资料的重要性和真实性毋庸赘言。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在该书出版之后的十多年间，相关谬误依然盛行，毫无更正的意思。

《档案》下卷最后有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诞生过程简述》，我们不妨依据《档案》、附录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对此事和背景事件进行简略梳理。[5]

1949年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中南海举行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首次会议，商定了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单位为23个，共134人，并商定出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人选。

6月15日，由23个单位组成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成立大会，并于同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明确了该筹备会主要任务为完成各项必要准备工作，以保证迅速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6月16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21人名单，随即召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为切实推进各项工作，此次会议设立了常委会领导下的六个小组，分头承担拟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名单及代表人数、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工作。各组人员的构成均兼顾了上述23个单位，其中第六小组负责草拟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组长马叙伦，副组长叶剑英、沈雁冰，组员为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陈嘉庚、欧阳予倩及廖承志，共16人。此次会议也是《档案》开篇头一条，可以看作国旗、国徽、国歌等问题讨论的起始。接下来的近三个月是包括第六小组在内的各组工作期。

7月4日，第六小组召开第一次小组会议，拟定了国旗、国徽、国旗征求条例，设立了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成员包括翦伯赞、蔡畅、李立三、叶剑英、田汉、郑振铎、廖承志和张奚若等8人）和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成员包括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和郭沫若等5人），并决议这两个初选委员会除由本小组组员参加外，还可聘请专家为委员，同时委托郭沫若、沈雁冰二人初步提出专家名单并提交常委会决定。会议决定发布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征集启事，由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负责草拟。

7月14日，经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批准，第六小组拟定《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草案）》自该日起连续刊登于《人民日报》《天津日报》《新民报》《大众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征集截止日期为8月20日，意味着征集时间历时月余。

8月5日，第六小组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围绕截至8月2日（征集半个月以来）收到的459组国旗图案、28组国徽图案和125首国歌歌词进行审查、讨论，做出如下决定：按照上次会议决定，聘请专家参与评选，做出“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拟聘徐悲鸿、梁思成、艾青三位专家为顾问，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拟聘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四位专家为顾问，全部顾问名单由常务委员会决定后聘请”“全部应征稿件由有关顾问提出意见，交付有关初选委员会审阅，提出本组全体会议决定”“来稿由秘书送各有关初选委员会委员及专家传阅，各委员及专家接到稿件后，必须抽出一定时间，检阅各来稿，并可从中选出自己认为较好之稿件提出各委员会讨论”等决定。资料显示，第一次会议时就有人提名过专家顾问名单，吴作人、叶浅予、倪贻德、丁聪、徐悲鸿、钟灵、古元、华君武、孟化风、李桦、胡蛮、特伟、梁思成、林徽因、艾青、江丰、蔡若虹、张仃等人均被提及，不过当时并未最终确定。此次名单之所以得以确定，乃是由于人数不宜太多、排除外地人员和考虑刚成立的中国美术家协会的组织作用等因素。

8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拟出关于聘请梁思成等为国旗、国徽、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顾问之函，内容为：“兹聘先生为本会第六小组国旗、国徽、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顾问，此致梁思成、艾青、徐悲鸿（国旗、国徽评委会顾问），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国歌词谱评委会顾问）。”

8月18日，上述专家顾问正式被聘请，确定了8月18日至20日为初选委员会选稿时间，具体选稿过程未见记录。这表明，专家顾问的受聘及工作是在征集工作临近结束时开始的。彼时，三个月的工作期已经过去三分之一。

8月22日，第六小组召开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翦伯赞、郑振铎、马叙伦、沈雁冰、徐悲鸿、罗叔章（代蔡畅）、梁思成、张奚若、艾青等人出席，吴作人列席，马叙伦担任会议主席。这是《档案》所载徐悲鸿第一次出席的会议。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与国歌词谱初选会议分头召开的会议，是只讨论国旗、国徽图案的会议。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会议是8月23日召开的。在8月24日的第三次全体会议记录中称这两次会议为“非正式的座谈会”。截至8月20日，第六小组共收到国旗方案1920个、图案2992幅，国徽设计稿112件、图案900幅，国歌632首、歌词694首，此外尚有意见书24封。这两次座谈会即是针对这些应征稿件的评审。根据讨论过程的会议记录，徐悲鸿所发表的意见包括：一、一再赞赏稿件应征者们认真严肃的态度，称赞他们“一点也没开玩笑的”；二、表示梁思成要求画家将国旗颜色分成几百种色号的提议“很难”；三、建議针对该组选择的备选方案应该“请毛主席选择一下”。记录显示，与会者均积极提供了意见，徐悲鸿不是其中最活跃的。此次初选选定国旗图案16幅、国徽图案4幅，按照工作流程，这些方案均要提交全组再度审选。

8月24日，第六小组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马叙伦、张奚若、姚锦新、郑振铎、梁思成、翦伯赞、郭沫若、沈雁冰、叶剑英（马叙伦代）、廖承志（沈雁冰代）、田汉、钱三强、萧三、柯仲平、艾青、欧阳予倩等出席，徐悲鸿不仅未出席，而且也不在会议记录中缺席者（马寅初、蔡畅、李立三、张澜、陈嘉庚）的名单当中。不知这是否可以说明徐悲鸿及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几位专家顾问根本不在受邀参会名单中。这点我们不得而知。此次会议将复选出的国旗图案进行了编号并提请常委会审核。由于国徽应征稿件较少且没有可采用的方案，故拟另请专家拟制后再提请决定。会议复选歌词共13首，不过均未臻完善，故交由文艺专家继续拟制，待歌词确定后再由常委会拟制曲谱，之后登报征求群众团体试唱后再进行最后的选定工作。

9月14日，第六小组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马叙伦、陈嘉庚、艾青、郑振铎、马寅初、郭沫若、李立三、徐悲鸿、欧阳予倩、张奚若、沈雁冰、田汉、贺绿汀、翦伯赞等出席。此次会议主要讨论第三次会议复选出来的国旗图案，推选艾青、徐悲鸿、贺绿汀设计国旗线条的比例与国徽的配色，并拟由该组组员召集，把全体政协代表分成十二组，每组55人，分组对复选出的国旗图案进行投票选择。

9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关于拟定国旗、国徽、国歌的工作，移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由原来负责的小组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提出报告，并将复选出的38个国旗图案从“复字第1号”至“复字第38号”进行编号，编印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小册，请全体会议代表审阅并提出意见。

9月21日，经过三个多月的准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之前隶属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之下的六个小组也随即解散或移属。至此，再没有徐悲鸿参与国歌词谱审议工作的有关记录。

9月2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成立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委任马叙伦召集55名委员集中讨论，继续第六小组的未竟工作，且不再区分国旗、国徽与国歌词曲。徐悲鸿为55名委员之一。

9月23日，全体会议代表被分成11组，分别在中南海、北京饭店、六国饭店进行了分组讨论，徐悲鸿、吕骥为第七组的召集人，此组共61人。当晚，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组召开第六次全体会议，马寅初、沈雁冰、徐悲鸿、田汉、陈嘉庚、翦伯赞、马叙伦、郑振铎、艾青、马思聪、贺绿汀、李立三、欧阳予倩、张奚若、蔡畅出席。根据票数，评议人员最后拟于复字第1号方案和复字第4号方案之间进行选择，然而艾青、徐悲鸿、梁思成均认为得票更高的复字第1号方案并不美观。后来被定为国旗的复字第32号方案“五星红旗”得到了15票，也被列入提交的报告之中。

9月25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了“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会座谈会”，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受邀参会。会议伊始，毛泽东开门见山地提议赞成“复字第32号”方案，陈嘉庚、梁思成随即附议，之后全体人员一致赞成、通过了复字第32号方案（曾联松设计）为国旗图样。毛泽东提议，国徽“可慢一点决定，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原小组继续存在，再去设计”。事实上，国徽方案的确迟至1950年6月28日才最后通过。而关于国歌方案，第六小组组长马叙伦根据新词曲很难较快创作出来的情况，提议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得到与会许多人的赞成。同时，也有人认为歌词需要修改，特别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句不妥。周恩来则认为用原来的歌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了。根据会议记录，徐悲鸿在整个讨论国歌的过程中，参与的意见只有“该进行曲只能暂代国歌”一句。最后，与会者一致赞同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毛泽东、周恩来在会议结束前还带领大家合唱了该歌曲。显然，此次会议对于确定国旗、国徽、国歌极为关键。

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四个议案。

9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国旗图案、《国旗制法说明》及《义勇军进行曲》词曲。

10月1日，在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激昂乐曲声中，毛泽东亲手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综上，徐悲鸿在整个过程中参会四次，分别为8月22日、9月14日、9月23日、9月25日。他在前三次会议中均只参与了国旗、国徽图案的评审，只有在最后一次“混合”会议上对代国歌问题进行了稍嫌勉强的一句话附议表态。也就是说，从档案记录来看，徐悲鴻不仅没有首先提议《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而且对此也并未表现出突出积极的态度。虽然档案中的会议记录通常不会呈现全部谈话的内容，但笔者认为其至少应该呈现了会议的主要意见。

如果说整个《档案》中对徐悲鸿不超过十句话的记录有可能是遗漏了一些内容，那么我们不妨从逻辑出发再进行一点推测。首先，徐悲鸿不是第六小组的正式成员，是在“扩编”人员序列中的带有顾问性质的成员。其实关于是否要请顾问的问题，第六小组在1949年8月5日的会议中还有所争议，郭沫若、张奚若、翦伯赞等人从强调政治性的角度考虑，认为请顾问一事并非必要，而田汉、沈雁冰等人则坚持认为这一做法很有必要。实际上，在这项工作中，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歌词的政治意义是评议中占据绝对地位的因素，有关艺术性的考量在一些人看来是完全可以忽略的。其次，徐悲鸿被聘为第六小组的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委员，并不参与国歌方案的讨论。该组中只有身为组长、副组长的马叙伦、沈雁冰以及田汉、郭沫若是两边兼及参与的。况且，国旗、国徽图案的评审量已是巨大，徐悲鸿似乎也无暇置喙其他。或许组员间私下会交流和议论，不过既然未被记录下来，就证明其并非关键性意见。最后，在1949年9月25日的会议中，组长马叙伦应该是那个综合历次会议讨论意见向大家报告的人，所以所谓由马叙伦首先提议代国歌，很难说是他个人的意见，若说是国歌组意见之一再加上其个人倾向，最终经由其口说出来，可能比较符合逻辑。

总之，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徐悲鸿首先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笔者费这么多笔墨纠结这个似乎不算“大”的问题，其实并非小题大做。在这个各种真伪信息蜂拥而至、迅速传播的时代，很多历史真相湮没其中，很难被轻易彰显出来造成真正的影响力，自然也就无法形成真正的“知识”。即便有人辛苦地证伪、纠偏、勘误，仿佛也是枉然：从思维到认知，人们的脑中已经形成了一个个坚固的闭环，这使得历史研究难以真正得到推进。

大名鼎鼎如徐悲鸿，围绕他又有多少一厢情愿、有意无意的增光添彩式的臆造呢？特别是弟子（有亲疏远近以及一代、二代乃至N代之别）与亲人凭借自以为或大众以为的“权威”身份，在这中间起到了虽然重大但常常是不好的影响——在缺乏基本学术训练且未下过考证功夫的情形和情感因素的主导下，他们有选择地使用材料（回避负面材料），甚至干脆自造材料。某些弟子或所谓弟子外加部分主观偏狭的研究者几乎是门派观的彻底践行者。“徐悲鸿”之于这些人是“旗帜”，更是“饭碗”。实际上对这些人来说，客观存在的真实的徐悲鸿并不重要！要知道，这种臆造的“努力”几乎经历了70年的光景，简直堪称“蔚为大观”，以致终于“成功”地让“徐悲鸿”成了一笔糊涂账！此“一派江湖”之趋势并未随着时代的进步、知识的更新和观念的更迭而有所改进，反而在近20年有更为凶猛之势。当然，这种趋势几乎普遍存在于对岭南画派以及刘海粟、蒋兆和等各派系的研究之中，绝非仅仅只是“青睐”徐悲鸿。

关于徐悲鸿，真是不知道有多少勘误工作需要做，着实令人伤透了脑筋！为什么要人为地给历史和后人造成这么多麻烦和乱象呢？难道尊重历史事实不是一个现代人起码的人文素养吗？难道尊重历史真相不是对徐悲鸿最大的尊重和最高的敬意吗？难道这就是现下时髦的“知识生成”吗？对于这些，笔者无法像徐悲鸿那般“不惑”，只能如徐志摩一般的“惑”！

（华天雪/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

注释

[1]杨先让.徐悲鸿[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141.

[2]王震.徐悲鸿年谱长编[M].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6：320.

[3]廖静文.徐悲鸿一生——我的回忆[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359-361.

[4]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档案[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9.

[5]年份略，均为19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