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蓓蓓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37000)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全面推进与深化,金融领域改革开始向纵深发展,金融创新带来了大量金融类司法纠纷,也对金融司法审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完善的立法是金融审判的前提和基础。但从我国现实的发展状况来看,一是囿于立法程序的严谨和繁琐,金融法律、行政法规等上位法较少;二是由于金融商事领域的专业性和创新性、时效性,决定了该领域立法存在较大的难度。实践中一般将金融监管专业的立法授权给专门的行政机关,通过制定部门规章来解决实践中的司法纠纷需求,这就出现了金融规章在规制金融商事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局面。

合同作为“私人自治”的产物,为尊重合同自由,关于合同效力的判定一直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反规章并不能导致合同无效。但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就福建伟杰投资有限公司与福州天策实业有限公司营业信托纠纷一案，将金融监管规章通过“社会公共利益”这一通道,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规定认定合同无效，详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529号民事判决书。由此可以解读为最高人民法院向我们传递出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金融领域的监管规章对于私法可以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将规章完全排除在合同效力的考量因素之外,不符合实践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