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音乐历史发展经历了“西学东渐”“洋为中用”的发展历程，从学堂乐歌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再到抗日救亡运动，音乐评论始终伴随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指导方针，为全国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辽宁作为新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在音乐作品的创作、评论、理论体系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与此同时，《音乐生活》杂志作为辽宁音乐评论的重要阵地，刊发了大量音乐理论评论文章，对构建辽宁音乐评论体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辽宁音乐评论的历史回顾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工作重点逐步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1]这一时期，辽宁的音乐评论工作在“双百”方针的政策指引下初露端倪。1957年1月，在著名音乐家安波的提议和倡导下创立了《音乐生活》杂志，[2]为辽宁音乐评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并逐渐成为主要舆论阵地之一。在《音乐生活》的创刊号上，剑吟刊发了《从俞伯牙和钟子期谈到“听不懂”——兼和霍存惠同志商榷“听不懂”的问题》一文，借古喻今，探讨彼时对严肃音乐、交响乐、室内乐等西洋音乐听懂与否的不同观点;寒溪《就〈四季歌〉应否推广问题——答刘世杰同志》一文，对于如何甄别所谓的“黄色歌曲”以及能否演唱和传播进行了深入探讨。同年2月21日，中国音乐家协会辽宁分会筹委会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讨论五四以来的一些声乐作品，重点分析了《四季歌》《天涯歌女》两首歌曲，以座谈的形式澄清了一些不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