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毓龙 冯伟

新世纪以来，随着“西游学”界研究视野的拓展，越来越多的“西游故事”文本被纳入考察范围。这些文本体异性殊，涉及多种文体（类），涵盖多种民族、地域、信仰、媒介系统，极大丰富了《西游记》研究的文献基础，更有助于进一步提高“西游学”的阐释深度与广度。然而，到目前为止，学界对这些文本的讨论基本上仍是在“一个中心，两个命题”的传统框架内展开的。所谓“一个中心”，就是以百回本《西游记》小说（尤其是“世德堂本”，简称“世本”）为中心;“两个命题”，指“成书问题”与“影响问题”。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几乎所有的讨论都是在此框架内兜兜转转。与之相应，言说者对相关文献资料的组织，也都是以“中心”为界，将其归入“前世本”与“后世本”两大阵营，从而赋予其后天阐释的功能性：“前世本”时期的作品，作为用来描述“成书”历史的坐标;“后世本”时期的作品，则被视作印证百回本“影响”结果的注脚。

从言说逻辑的角度看，这种框架思路无疑是清晰的，且具有极强的操作性，但它其实不符合相关作品生成、传播、互动的真实生态。“前世本”时期的作品，无论唐五代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还是宋元时期的《西游记平话》，抑或元末明初的《西游记杂剧》，以及其它已知已见的小说、戏曲、说唱、图像，没有哪一部是以帮助“最终形成一部繁本小说”为编创宗旨的，恰恰相反，以上所举每一部文本，都是在其所处时代和文本系统内讲述“西游故事”的集大成之作。“后世本”時期的作品，也不一定都是受到小说的直接影响，进而用各自的符号系统去图解、诠释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