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娜,蒋伏心

(1.南京中医药大学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2.南京师范大学 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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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效率与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密切相关[1-2]，是各国、各区域重点关注的核心议题。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创新投入规模持续扩大，研发经费与人员投入呈现出快速递增态势。然而，创新产出尚不能满足经济转型需求[3]，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仍较低[4]。有研究发现，我国高端制造业产值占比虽有提升，但是其科技水平相对降低[5]。针对该成因的探讨成为研究热点且多基于研发投入主体构成、规模等整体视角。伴随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亟需实现由技术模仿跟随者向技术超越领跑者的角色转换，迫切需要自主创新持续发力，尤其是原始性、基础性创新，这对科技创新政策提出了新挑战，即需要紧扣时代特征、适应发展阶段转换的系统环境变化。不同类型R&D活动对知识生产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6]，其中，基础研究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充要条件[7]，是中国产业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性创新的关键(柳卸林,何郁冰，2011)。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基础研究强度是指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协调发展视角出发，以基础研究投入在研发投入中的占比衡量国家或地区研发投入构成的动态变化。

在我国研发投入结构中，基础研究投入水平一直相对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