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茜

说来也巧，我阅读吉列尔莫·马丁内斯的触发点与阅读萨曼塔·施维伯林一样，都是在书名。那是一个周末的黄昏，我从新工作的忙碌状态中偶然抬头望了一眼窗外，一束昏黄的光从老柳树疲惫的枝丫间晃了过来，原来隔街一家阳台上的夜灯亮起来了。那是一幢至少有二十年楼龄的旧楼，厨房安置在阳台，男人正忙活着一家人的晚餐，女人倚着门套说着什么，我猜可能说到了某个趣事吧，女人自己先笑得弯下腰去。这庸常的温馨一幕猝然击中了我，令我想起诗人白朗宁的名句，“他望了她一眼，她对他回眸一笑，生命突然苏醒。”俗世的幸福无非如此吧！

收回目光，随意浏览着书架，马丁内斯的短篇小说集《令人反感的幸福》跃入眼帘，这本短篇集出版于二〇一三年，翌年荣获首届加西亚·马尔克斯短篇小说奖。书的腰封很简洁（那些裹脚布一般的腰封着实令人反感），列出的奖项也只有这一条。封面尤为爽目，除了书名无有他缀。忘记什么时候买的这本书，可以确定的是，书名肯定是买书的响亮理由。瞧！拉美作家就是有这种能力，单单靠书名就可成功俘获你。众所周知的《百年孤独》《跳房子》《小径分岔的花园》《七个疯子》《燃烧的原野》《酒吧长谈》《假面具的日子》《万火归一》《幽灵之家》《花游戏》《2666》等拉美文学爆炸时期涌现的一大批著作，在书名上的焕然夺目早已有目共睹。当然，拉美“后浪”作家们不仅在书名上颇有拉美前辈遗風，在叙事艺术上也是苦心孤诣，另辟蹊径。

同为阿根廷新生代作家的代表，吉列尔莫·马丁内斯与萨曼塔·施维伯林一样，从小受到的是多栖文学启蒙，毕竟阿根廷是拉美大陆上最像欧洲的国家，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是欧洲人的后裔，大多是西班牙、意大利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先十六世纪从欧洲远渡而来，定居于拉普拉塔河流域。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中期，更多人移居于此，他们多来自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这些“舶来人口”与北方安第斯山脉的印加人后裔交融于这块辽阔又陌生的南美大陆，这不免导致了阿根廷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焦虑和认同障碍，对此，博尔赫斯曾风趣地调侃道，“阿根廷人是说西班牙语的意大利人，并自以为是住在巴黎的英国人。”

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一定要去那家叫“跳房子”的青旅住上一周，品浓郁苦涩的马黛茶，吃世界上最好吃的牛肉，喝地道的马尔贝克葡萄酒，去圣塔菲大街1860号，参观一下全球最美、拉美最大的书店——“雅典人书店”，或在街头报刊亭买一本原版科塔萨尔的《跳房子》，读不懂西语又有什么关系呢！在我脑海里，我不愿意将布宜诺斯艾利斯想象成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所定义的“虚空之城”，它并不应只有对欧洲不够彻底的模仿，也不应缺乏文明的气息。毕竟，被称为“阅读王国”的阿根廷，有“世界人均书店最多的城市”之称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对痴迷拉美文学的我来说，有着非一般的诱惑力。也许，那时候我就会更深刻地理解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对阿根廷的形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好我，所以把饣给吃了。

萨曼塔长居德国柏林，也驻留过上海；马丁内斯曾留学牛津大学，也曾到访中国，对中国文化相当着迷。他们的小说虽然既继承了拉美本土血统，又追随了阿根廷文学中的欧洲血统（尤其受到法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但两人的小说与他们的母国前辈一样，语言精练，都充满了实验的性质。两人披荆斩棘，各自开拓出一条极富个人色彩的写作道路。马丁内斯最喜欢读的是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书。马丁内斯认为写作不是独立的事情，阅读和写作不可分割。随着阅读视野和写作视野的开阔，读者们会呼吸到来自拉普拉塔河流域的清新气息，领略南美魔幻大陆上滋长出的新鲜之花。

如同萨曼塔《荒原上》《储存》等初始作品烙有鲜明的科塔萨尔印记，马丁内斯的一些早期小说里免不了浮现博尔赫斯和科塔萨尔的影子（有评论者称马丁内斯为博尔赫斯的接班人，未免论之过大，操之过急），格局上与博尔赫斯一脉相承的莫过于《牛津迷案》。从某种不拘小节的角度看，《牛津迷案》几乎可以看作是博尔赫斯《死亡与指南针》的放大变形版。而《死亡与指南针》与我们熟知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大体同质，均是在时间与空间上布阵设局。在《死亡与指南针》中，三起谋杀案现场留下的暗示文字吻合于一个四个字母的名字，并且，案发时间对称，十二月三日、一月三日、二月三日；空间也对称，案发地是“一个神秘的等边三角形的精确顶点”。大侦探伦罗特擅长推理和冒险，他“不是通过把握凶手没有抹除的踪迹，而是通过把踪迹的缺席视为踪迹本身”（齐泽克语）来诱捕凶手，伦罗特在等边三角形之外加上缺席的一点，组成一个完全的菱形，找出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第四起案件的时间地点。意欲复仇的谎言制造者夏拉赫将计就计，设迷宫诱杀了伦罗特。“我发誓在那个害我弟弟蹲大牢的人周围筑一个迷宫。我筑起了迷宫，万无一失：建筑材料是一个被谋杀的异教学者、一个指南针、十八世纪的一个教派、一个希腊字、一把匕首、一家油漆厂的菱形图案。”但凶手在推理与反推理的较量中获胜后，却并不愉快，相反，他自己陷入了一个更大的迷宫，脸上呈现的是一种疲惫的胜利、厌恶和悲哀。博尔赫斯设谜的宗旨自然不止于探案本身的趣味，我们或可认为是对因果和经验主义的嘲讽，或可认为是博尔赫斯耽于享受复杂的思考且乐此不倦，或可从哲学的角度解析世界的荒谬以及无限与偶然、时间与自我的关系……

博尔赫斯对侦探小说的戏仿之作，打破了传统侦探小说的套路，最大限度地调动了读者的思维弹性，这种被另类解构的披着侦探外衣的智慧型小说，强硬植入了数学、物理学、逻辑学、哲学、宗教等诸多知识点，无疑鼓舞和激励了后学者跃跃欲试。亲爱的读者啊，我不知道你在读《死亡与指南针》时，是否如我一样，蓦然想起美国作家托马斯·品钦的小说《万有引力之虹》——美军军官斯洛索普每次的性虐地点必将成为德军火箭袭击的落点。在悬念的抛出方式上，你是否觉得似曾相识？只是，托马斯·品钦貌似故意绕开了博尔赫斯的高宅大院，也不在显性的迷宫和镜子的元素上饶费笔墨，而是将热力学第二定律引发的前人哲学猜想“热寂说”引入小说，以达到隐喻和揭露的目的。

言归马丁内斯。博尔赫斯小说“将错就错，让你认为你的猜测是对的”的反推理逻辑被马丁内斯妙移在《牛津迷案》中，《牛津迷案》的叙述陷阱设置与《死亡与指南针》同样精彩老到。小说主角也是一個推理达人，痴迷数学逻辑固执己见，只不过身份由警探伦罗特换成了数学系留学生；草蛇灰线由“名字的第一个字母”起始变成“序列的第一个”起始；障碍因素由宗教信仰变成了数理逻辑。《死亡与指南针》中第一个死者死于误杀，正如警察局长判断的那样，与伦罗特所关注的犹太人迷信历史、哈西定教派史或神的名字没什么关联。《牛津迷案》中，只有第一个案件是真实的谋杀案，凶手也昭然若揭，而附加在情节中的扑朔迷离故弄玄虚，一则与马丁内斯数学教授的身份有关，他在“加场戏”里得心应手地融入了费马大定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对称性序列、谷山志村定理等等数学元素，二则马丁内斯通过迷案外溢出的思考很多——解析蝴蝶效应与偶然率，试图拨开生存状态的迷雾，对认识固有缺陷的反思，认为数理逻辑非但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反而促成了罪恶也掩盖了罪恶，人性的复杂和灰暗并不藏在真相里而是藏在你手握真相时的所作所为里……在形而上的探讨上，马丁内斯与博尔赫斯殊途同归。不同的是，马丁内斯运用他娴熟的数学知识和分析能力将故事与现实有机弥合，呈现了颇为新鲜的效果。尽管如此，对于非游戏的现实而言，博尔赫斯和马丁内斯披着侦探外衣的小说归根结底更接近一种思维游戏，而思维游戏免不了有炫技之嫌，虽然炫技本身无可厚非。

科塔萨尔源于现实自身的荒诞，以及对日常生活的挪用、拓延、变形，无疑深深影响了萨曼塔和马丁内斯等新一代拉美作家。在《令人反感的幸福》中能轻易读到科塔萨尔痕迹的，莫过于《一个养鱼者的肖像》。二者的相似点在叙述方式。读过科塔萨尔《克拉小姐》的读者想必还记忆犹新，小说共有四个叙事视角，分别是保罗、克拉、母亲和马尔西亚，四个视角全部用第一人称。《一个养鱼者的肖像》从养鱼人的母亲、养鱼人的兄弟、养鱼人的老师、养鱼人的妻子、养鱼人的儿子等五个叙事视角来刻画养鱼者的形象，且第一人称无缝对接。叙事者的无痕切换，使三维的时空包容更广阔的故事内涵，呈现出一种拉美作家自带的非常自觉的“拉美意识”。遥遥致敬科塔萨尔的小说当然不止这一篇，指向性比较明显的还有《理发师会来的》《救命》《上帝的阴沟》《皮普金教授无法战胜的羞怯》等。《皮普金教授无法战胜的羞怯》里的皮普金教授在理发店翻看旧杂志时，恐怖地发现给他指路的姑娘竟然是杂志上一桩骇人舞厅失火案的被害者，而杂志上“剃刀割喉”几个大号字体，让正处于理发师剃刀之下的教授魂飞魄散。脸上贴着创可贴的年轻人、说着诡异言语的理发师，使看似真实的场景指向一种不真实的氛围。这篇与科塔萨尔的《德莉亚，来电话了》《越长越大的手》《从夜间归来》等诸多作品一样，意在反射一种日常中的反常，呈现出一点点卡夫卡式荒诞的意味，同时又发扬了一点点爱伦·坡的恐怖悬疑特色。只是，科塔萨尔擅长描写梦境与现实的纠缠不清，更具有游戏性。而马丁内斯将梦境与现实、现实与荒诞的界限刻意模糊化，摒弃了传统荒诞派符号，嫁接了崭新的意象。当写实的描写遭遇超现实的画面，一种现代生活的黏滞感和晦涩感跃然纸上，反证和表现出现代人日常生活的错乱和精神生活的虚空。

从影响力和作品数量来说，马丁内斯不输萨曼塔。马丁内斯的第一部作品《大地狱》出版于一九八九年，此书让他在文坛崭露头角，被评论为最具潜力的阿根廷当代作家，二〇〇三年出版《牛津迷案》后，马丁内斯即获得当年度西语文坛大奖——阿根廷行星文学奖。二〇〇七年，马丁内斯推出长篇小说《露西亚娜·B的缓慢死亡》，该小说被翻译成二十种文字，并入选当年西班牙年度十大好书。二〇〇九年，同名短篇《大地狱》的英译文在美国《纽约客》刊登，他成为继博尔赫斯后第二位登上此杂志的阿根廷作家，赢得广泛的国际声誉。此外，马丁内斯还著有专著《博尔赫斯与数学》以及《象棋少年》《大地狱》《令人反感的幸福》等多部小说。相比之下，马丁内斯显然成为继博尔赫斯、科塔萨尔之后，阿根廷最具国际知名度的作家，也是阿根廷新生代作家中最独特的一个。

如果马丁内斯飞翼之旅的踪迹仅停留于浓郁的博尔赫斯风味和若有若无的科塔萨尔遗风，那读者对他飞翔高度的期待必然大打折扣。马丁内斯对国内出版社给他贴上的“推理小说家”“数学家文学家”标签不以为然，他觉得自己就像标签下的戏子。在阿根廷，这种借侦探小说之形抒胸中块垒的小说样式已初具样貌。先锋作家里卡多·皮格利亚的小说《艾达之路》里的凶手便是融入了个人经历的数学家，揭示的亦是故事背后的严肃主题。在马丁内斯看来，《牛津迷案》只是随便写着玩的，成了世界畅销小说不过是无心插柳。马丁内斯不断在公开场合强调，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推理小说家，他写过很多类型的作品。他也不喜欢被框在数学家的身份下。与阿根廷前辈作家不同，马丁内斯数学教授的身份常会出现在文本中，《牛津迷案》《补考》《一次极难的考试》《一只死猫》《<易经>与纸男人》等作品的主角都是数学系教授，就像萨曼塔小说中多次出现自闭症患者形象。但这不应是给作家贴标签的理由。海明威在他的小说里写了很多关于钓鱼和打猎的故事，但没有人说他是渔夫、猎人作家，况且，马丁内斯有一些小说与数学没有关系。马丁内斯人生中所写的第一个故事是关于少年与鬼怪对弈之事，象棋的题材出现在马丁内斯早期的很多故事中，他二十八岁时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象棋少年》是明显带有半自传性质的哲思小说，据说是马丁内斯迄今最为心爱的作品。这些“象棋故事”中，无不带有少年马丁内斯的影子，因为马丁内斯从十二岁到十六岁一直在学习象棋。马丁内斯在逃离强加于他的各种文学标签的同时，他承认推理小说可以引起读者思考，这是一种优势。但他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于一个传统作家，他喜欢在小说中隐藏一些阴谋和意想不到的结尾。被认为是推理小说的《露西亚娜·B的缓慢死亡》也颠覆了一个死亡案件几个嫌疑犯这样的传统推理小说的结构，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一种不适合被定义的交叉型文学样式。马丁内斯自言参照了日本小说的一种结构，即一个人死亡有四个版本来解释。马丁内斯所说的日本小说，应该是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后被改编成电影《罗生门》）。《竹林中》看似悬疑小说，但不以释疑为终途，换言之，凶手是谁都能自圆其说，作者想要表达的是文本之外形而上的东西——人生的常态是绝望的，人性是利己的，真理是不可知的，且总是被歪曲的……

“对于用文字说话的作家来说，标签无法污蔑您！”有作家对马丁内斯说。利用了数学元素的《牛津迷案》《象棋少年》《露西亚娜·B的缓慢死亡》里还杂糅了神秘主义倾向。神秘主义是马丁内斯感兴趣的主题之一，“在我的作品中，经常会把小说中故事和过去的传说联系在一起。《露西亚娜·B的缓慢死亡》与典故之间的渊源可追溯到圣经，一方面是传统的复仇方式以牙还牙；另外就是圣经里人类历史上第一宗谋杀事件，也是人类第一个侦探故事。该隐谋杀了兄弟亚伯，上帝惩罚该隐漂泊，但对该隐做了个记号，允诺他说，有这个记号人们就知道你是在我的保护之下的，不会有人敢伤害你，否则那个人将会受到七倍惩罚。这就是《露西亚娜·B的缓慢死亡》的主题，一次伤害可能会遭到七倍的复仇。”马丁内斯如此阐释作品中的神秘主义。《令人反感的幸福》中的一些短篇，比如《<易经>与纸男人》中提到的为于大君之武人、左次之师、贞女、老妇、文王、牧羊、厥宗噬肤、泣血涟如等，多是《易经》中的爻辞和术语，也带有强烈的神秘色彩。马丁内斯研读过大量中国传统典籍，但即便对中国人来说也并不易懂的《易经》被马丁内斯蜻蜓点水般嫁接到小说中，多少还是因水土不服而显得牵强附会、浮皮潦草，文本中对秘术、星象、塔罗奥义等亦有不求甚解的旁涉。小说结尾另起悬念，谜底却永远留在《易经》那秘而不宣的爻辞中：“他听见硬币撞在大理石上的声音。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决定六爻的六次投掷。他不可避免地抬起头，恐惧地看见那只手将那本永无失误的书翻到了其中一页。”

在拉美作家那里，中国是个遥远而高深莫测的国度，中国文化充满了神秘感，不乏怪力乱神，就如同广袤的拉美大陆对我们释放的那份幽玄神奇。而阿根廷是世界上距离中国最远的国家。教地理的旧同事对我说，拿个地球仪，你会发现布宜诺斯艾利斯正好位于北京的对跖点（地球同一直径的两个端点），也就是说从北京垂直打个洞，打穿了从地球另一边出来，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怀着茂盛的好奇心，巴勃罗·聂鲁达、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等拉美作家均到访过中国。前阵子读尼加拉瓜作家鲁文·达里奥，读到他写的《中国皇后之死》《伦敦白教堂中国展览》《中国烹调艺术》等有关古老中国的小说，颇惊讶于他对于中国的想象。而在中国元素的运用上，恐怕无人能出博尔赫斯之右，他的《漆手杖》一诗里多次提及庄周梦蝶、长城等中国元素。博尔赫斯对在纽约唐人街买到的一支黑漆手杖爱不释手，想要拄着它到中国旅行，并写道，“我们之间有着某种关联。世界需要这种关联，这并非是不可能的。”是的，这种关联不仅仅是可能的。《小径分岔的花园》里，主人公便是中国人余准，而余准的曾祖是云南总督，一心想写一部比《红楼梦》人物更多的小说。汉学家艾伯特居住的地方是典型的中式花园，凉亭里传来的是中国音乐，艾伯特出来开门提的灯笼是中式月白色鼓形灯笼，房间里的陈设也处处投射着中国文化——《永乐大典》的佚卷手抄本、青铜凤凰、红瓷花瓶……博尔赫斯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古代哲学颇有研究，除了研读《中国文学史》《道德经》《庄子》《易经》等，他还阅读了《聊斋志异》《红楼梦》《水浒传》等大量中国小说。据统计，博尔赫斯作品中涉及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相关描写多达三十七处。尽管博尔赫斯对遥远的东方、古老的中国无限神往，但其一生没到过中国，没爬过他晚年失明后还惦记着的长城。

博尔赫斯间接吸收的二手中式哲学与中国文化，看起来与其文本和自身智慧融合得不算天衣无缝，在中国读者眼中，终究有一丝拉美女子着旗袍的疏离感，但确实对中国文化在拉美的传播起到了不容忽略的积极作用。博尔赫斯对中国的热爱也影响了马丁内斯等阿根廷后辈作家，只不过在马丁内斯的视域里，中国是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阿根廷一样的脆国，正饱经磨难和摧残，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奇怪就奇怪在（不奇怪就不奇怪在），马丁内斯阅读的是中国近代史和《毛泽东传》，他没有读过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就像我们，一想到阿根廷，眼前浮现的或是戴着贝雷帽、叼着雪茄、长发邃眼的孤独朝圣者切·格瓦拉，或是博尔赫斯、科塔萨尔等文学巨匠，或是足球、探戈、马黛茶。其实，我们多数人并不真正了解阿根廷，即便我们穿着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T恤，即便我们热爱马拉多纳和梅西。这就不难理解马丁内斯甫一踏上中国领土，便被上海的繁华和现代所惊呆的匪夷之举，以及，在他的小说中，《易经》与起源于西汉京房纳甲体系的六爻占卜法为何会成为主人公眼中的“神奇之书”与“神奇之术”，甚至最终被当成了精神救赎的信仰，尽管男主人公在他的统计课上以冷漠而讽刺的语调，以偶然性、概率、大数定律将秘术、星象等逐一击溃。

虽然我是学中文的，但对《推背图》《子平真诠》《穷通宝签》《滴天髓》《三命通会》《奇门遁甲》这类玄学幻术之书敬而远之。数理逻辑类的推理在我看来，也如荆棘载途。初为人师时，假期去外省游玩，一次爬山途中，歇在一座半山亭，有一中年道士携纸板踱到我面前，慢悠悠说，我在纸板上写一个数字，是你的农历出生月份，若写对，请让我为你算一卦。未及我做出反应，道士迅速在纸板上写出数字“七”，我吃了一惊，不敢看道士的眼睛，极怕他说出别的来，丢下十块钱，落荒而逃。无独有偶，前一阵在江西参加一个期刊联盟会，开会间隙，坐在身旁的一位不相熟的编辑邀请大家玩猜数游戏，只要你报出自己身份证的后八位数字，且随意隐藏其中两个数，他都可以轻易猜出那两个隐藏数字。屡试不爽，令我目瞪口呆。问他，只回，数导推算罢了，简单得很。简单？在我看来，简直神秘极了。

马丁内斯《一只死猫》中的神秘元素仍然来自中国，有关“邪眼”。公寓中养猫的老妇人在扰民的猫被杀死后，用蜥蜴般的冰冷视线盯着男主人公，男主人公联想起他某次读到，有个中国教派相信眼神的耗损力，叫寺僧們像观测员一般仆在窗前，长时间地盯着他们的敌手。以魔眼杀人的异能，并非只是一种在中国流传极广的古老信念，邪恶的眼睛是一种普遍的民间概念和文化符号，这种对眼睛的崇拜和信仰或许起源于史前时期，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和最复杂的信仰体系之一。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中关于邪眼的咒语、埃及的荷鲁斯之眼、土耳其的邪眼、伊斯兰教中的邪恶之眼、古纳格尔王国的眼庙遗迹等，均为佐证。在西班牙语文学传统中，“邪眼”一说亦有迹可循。《百年孤独》的译者范晔在《诗人的迟缓》一书中，详述过这种“恶目”。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孤女丽贝卡被送至布恩迪亚家时，右手腕上系着件饰物，是一颗配上铜托的食肉动物的犬牙，用来当作抵御“邪眼”的护身符。据说拥有“邪眼”的生物用目光便可导致伤害、疾病或死亡。范晔考证出西语传统中的“邪眼”与蛇怪意象有关（有人考证美索不达米亚的邪眼与宝石和龙蛇有关，希腊神话中美杜莎的魔眼便是例证），最早可追溯到一千五百年前塞维利亚圣伊西多尔《词源》。范晔列举了不少西语民歌中“眼睛杀人”的例子。《一只死猫》中的老妇便是拥有“邪眼”的人，她躲在窗帘旁，一连数小时盯着男主人公的孕妻，目光仿若毒矢，直插她的腹部，令她无法躲避、难以忍受。男主人公下班后，也会立即被老妇的恶目咬住，让他如芒在背。据说抵御“邪眼”的有效方式是佩戴眼状物、镜子或其他闪光物体为护身符来反射杀戮的目光。一说可通过火焰来破除巫术。在古代近东文化中，青金石被普遍用作对抗邪眼的辟邪物，而在现代，镶嵌着玻璃制品的眼状物依旧是近东流行的护身符。夫妻二人不懂得佩戴护身符，无法躲避老妇游走的邪毒，也就无法抵御全部的厄运。婴儿终于生下来了，果然是“邪眼”的牺牲品，全身透明，器官发育不全，哭个不停，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婴儿的哭声与被杀死的猫的尖叫无异。最终，妻子用刀让老妇永远闭上了眼睛，如同有人让猫永远闭上了嘴。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是个很可疑的叙述者，让我想起雷蒙德·卡佛在《大教堂》《家门口有这么多水》《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等小说中运用过的不可靠叙述。《一只死猫》中的杀猫人也许是男主人公，也许不是。尽管他否认杀猫，但文本中有很多细节铺垫，证明他是个不可靠叙述者——他有梦游症，且梦游时自语要去杀猫；死猫颈上箍着的那条银色缆线与他安装灯具用的是同一种。既然他是个不可靠叙述者，那么他想起自己读过中国某个教派“邪眼杀人”一事很可能只是出于自己的想象或记忆的张冠李戴。当然，加入中国元素更可能是马丁内斯有意为之。巴尔加斯·略萨在《博尔赫斯的虚构》中论述道：“异国情调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追求，事情总是发生在遥远的地方，因为远距离可以使得时间和空间更加美妙。”作为遥远而模糊的异域，中国的神秘形象大约已深入拉美作家之心，并固化为神秘元素之一。

《帽力的快乐与惊吓》《被害者》《疲惫的眼》《上帝的阴沟》《救命》等或多或少也笼罩着神秘主义的面纱，留白和开放式结尾以及模糊化处理更使得文本弥漫着层层浓雾，读者需要具备与作者匹配的阅读智慧才能拨开迷雾，捕捉到这类知识型文本的一鳞半爪。不仅如此，当神秘与恐怖、怪诞结合在一起，马丁内斯的个人风格便凸显出来。文本应该提供给读者真正的新鲜感，而不是用一个所谓新故事重蹈覆辙。萨曼塔、马丁内斯等新生代拉美作家的作品，继承了拉美前辈对小说写作可能性的持续探索，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更多想象和更多表达，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国内读者对拉美小说等同于“魔幻”的刻板印象。《大地狱》聚焦的是“失踪者”主题。阿根廷军政府时期，大搞国家恐怖主义，按法新社的说法，阿根廷军政府当年启动所谓“国家重组程序”，大约三万名持不同政见者遭到绑架、拷打或谋杀。很多人莫名失踪，尸骨无存。而恐怖案制造者们在阿根廷民主化之后，大多得到赦免，可梦魇永久留在阿根廷人的记忆里。我们在阿根廷当代作家玛丽安娜·恩里克斯的《火中遗物》、里卡多·皮格利亚的《人工呼吸》等作品中或可窥见这些失踪者的残骸。

我喜欢《令人反感的幸福》中那些短小而耐人寻味的故事，它们面貌各异，风格不一，传统现实主义、荒诞、魔幻、哥特、意识流、黑色幽默均有踪迹，有的文本中融合了多种不同风格。《护犊之母》不愧为压轴之作。虚虚实实之中将熟悉的日常生活陌生化，在现实与非现实之间营造一种意识流式的主观感受。用词似乎刻意远离荒诞和恐怖，但恐怖和诡异的气息如天罗地网。相比于制造荒诞和恐怖，文本中的荒诞和恐怖元素更像是不请自来，猝不及防又理所应当，塞满一个又一个日常生活的缝隙。命运的诡谲无常、情感的起伏流动，对自我的包裹、伪装，某种程度上潜藏着人们的潜意识，揭示了一个时代的病理。值得寓目的是，马丁内斯的小说在逻辑之美、数学之美、结构之美、语言之美之外，无一例外给予了读者智性阅读的快感。

与小说集同名的短篇《令人反感的幸福》，表象看，除了文末数学教授忍不住注入的数理逻辑暗溢出的一点荒诞味道，鲜有拉美元素。主人公出身普通人家，哥哥多次自杀，姐姐未婚先孕，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卧床不起。而邻居则是网球世家，富有和睦，父亲气宇轩昂，母亲和蔼可亲，孩子们就读名校，结交漂亮得体的朋友。这让主人公一家着实苦恼，他们被邻居M家那庄严的、持久的、不可扰乱的、着实令人反感的幸福刺伤了。这种“反感”并不能草率地归于怀疑和嫉妒，更多来自某种下意识的直觉和生理性的厌恶。多年来他们试图揭开邻居“伪装幸福”的面具，他们笃信“家家都有难念的经”“谁家还没点丑事”“完美的幸福是不存在的”“装的，他们在外是一个表象，自己关起门来肯定有不可告人的东西”“没有不带一朵乌云的幸福，没有不带一分痛苦的幸福”。主人公忽略、远离自己的至亲和家庭，多年跟踪调查、监视、刺探邻居一家，期望在那光鲜的、被细细打磨过的表面出现某种龟裂，以能窥探到其中的奥秘。小说结尾，马丁内斯以黑色荒诞的手法干脆利落写出了主人公天真而锐利的失望——所有可能性都站在了他的对立面，他却没有彻悟，这真令人反感：我战栗地发现，此时此刻的他比我年轻多了……老M点点头，最后瞟了我一眼，然后又踏上罚球线。我亦掉转过身，头也不回地朝那條石板路走了回去，那里是我所剩无多的生命。如果你读一个故事，一路滑翔，只觉爽快，确有可能是对文本的窄化和误读。不妨稍作停留，也许就会看到光滑的表面之下那恐怖的裂隙，像刀片一点一点划破空气。真正令人战栗和反感的是什么呢？是塑料般的幸福，是丑陋的嫉妒，还是永生的无知？

伟大的数学家希尔伯特说，如果哪个数学家一旦改行做了小说家，我们不要惊奇——因为那人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做数学家，却足够做一个小说家。这话不仅会招致数学家中的文学家的白眼，读过马丁内斯的读者也完全不能同意。

责任编辑：吴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