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校教育是人们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西周时期也不例外。当时的国家是由周王国和诸侯国构成的，二者的学校体系近似，都有国学和地方学校两大系统。其中，国学里有大学和小学，地方学校包括乡学和遂学。西周各类学校系统内部有级别不等的诸多学校，而且系统内部从下到上、系统之间从外到内都有流通的渠道。西周时期最低级别学校的入学条件并不苛刻，一般人员均可以入学学习。当时的每一级学校都有一定的考核机制，其中优秀者可以升入更高级别的学校学习，拙劣者则会被淘汰。学校教育为西周时期的贵族和平民入仕提供了门径，也为不能入仕的学员带来了境遇改善和生活便利。

关键词：西周时期;学校;等级体系;升汰机制;学员出路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1.05.04

无论处在怎样的民族国家或历史时期，才能和智慧都是人们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资本①，正如汉代学者何休所说“士以才能进取”②，而学校教育无疑是人们获得才能和智慧，并最终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③。中国历史上的西周时期当然也不例外。因而研究西周时期的社会流动，不可避免地要考察当时的学校。

从社会流动的角度来研究西周时期的学校，关注的方面必然会与之前的同类研究有所不同。就笔者思考所及，它需要考察以下一些问题：（一）西周时期学校分属哪些系统;（二）每个系统内部有哪些学校，各类学校的级别如何;（三）不同学校系统之间有无流通的渠道;（四）最低级别学校的入学条件如何;（五）学校怎样考核学员，又如何选拔出优秀者;（六）低等级学校的学员怎样升入高等级的学校;（七）学校怎样淘汰和处理不合格的学员;（八）学校教育能否为学员的向上流动——如仕进——提供便利;（九）学校教育能为没有仕进的学员带来哪些境遇改善和生活便利。

在翻览学术史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之前的学者对（一）（二）研究得较多。在这两个问题上，学者们都注意到当时存在国学和乡学，而国学又包括大学和小学。其中，有的学者对西周时期的国学、乡学进行了总体式的介绍④;刘志云、王问学对西周国学和乡学的状况、学校教育的内容和特征进行了探讨⑤;方爱龙对学校的名称进行了考辨⑥;杨宽研究了西周时期的大学和小学，特别是大学的特

作者简介：王进锋，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上海 200241）。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西周时期的社会流动研究》（批准号：18CZS007）的阶段性成果。

①格尔哈特·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关信平、陈宗显、谢晋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60361页。

②《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87页。

③李强：《社会分层十讲》（第二版），北京：社會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页。

④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7177页。

⑤刘志云、王问学：《西周学校教育管见》，《贵州文史丛刊》1990年第4期。

⑥方爱龙：《先秦时代学校名称辨考》，《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征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06722页。;王晖对大学（辟雍）的形状王晖：《西周“大学”“辟雍”考辨》，《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大学小学所学内容的差别王晖：《庠序：商周武学堂考辨——兼论周代小学大学所学内容之别》，《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进行了探讨。但是，这些学者都没有讨论遂学的问题;对国学和乡学各自内部的等级、乡学与国学之间的流动也没有考察。另外，学者们对（三）（四）（五）（六）（七）（八）（九）探讨得都比较少。

有鉴于此，笔者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西周时期周王国的国学及其等级

西周时期的国家由周王国和诸侯国构成，当时的学校就分别位于在周王国和诸侯国境内。西周时期周王国和诸侯国的学校位于各自的都城和都城以外的地区。位于都城地区的、由政府设置的学校被称为“国学”。位于都城以外地区、由政府设置的学校，过去一般被称为“乡学”;然而，从下文可知，都城以外除了乡地区以外，遂地区也设立了学校，这些学校就不好用“乡学”来称呼。所以，在此笔者将用“地方学校”来指称西周时期都城以外的学校。同时，笔者在本文中还使用了“乡学”和“遂学”的概念，“乡学”是专门指代都城以外、乡地区设立的学校;“遂学”指都城以外、遂地区设立的学校。

我们先来考察西周时期周王国国学的情况。西周时期周王国的国学分为大学和小学，如《尚书大传·周传》所言“古之帝王必立大学、小学”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82页。。大学又称辟雍，如《礼记·王制》所谓“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礼记正义》卷一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32页。。《诗经·大雅·文王有声》“镐京辟雍”、《诗经·大雅·灵台》“于乐辟雍”、《诗经·周颂·振鹭》“于彼西雍”《毛诗正义》卷一六、卷一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27、524、594页。，都说明西周时期已经建立了大学。西周青铜器铭文中也已经有了关于辟雍的记载，麦方尊铭文（《集成》60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704页。下文简称《集成》，不另出注。，西周早期）中的“璧雍”即“辟雍”，也即大学。根据麦方尊铭文，它是位于都城宗周的。因为辟雍的形状类似玉璧之状，外围是一个修建的圆形大池，中间是圆形的高台王晖：《西周“大学”“辟雍”考辨》，《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所以，它有时又称为“大池”（遹簋铭文，《集成》4207，西周中期）、“辟”（伯唐父鼎铭文，《近出》356刘雨、卢岩：《近出殷周金文集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20页。下文简称《近出》，不另出注。，西周中期）。

除了大学、辟雍，西周时期周王国的大学还有其他的种类和名称。具体来说，有以下一些：

（一）成均。《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郑玄注：“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学。成均之法者，其遗礼可法者。”《大戴礼记·保傅》王聘珍解诂：“太学，谓成周当代之学，曰辟雍，亦曰成均者也。”《周礼注疏》卷二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87页;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2页。则大学可叫成均。

（二）东胶。《礼记·王制》：“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孙希旦谓“周之东胶，大学也”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一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85页。，大学可称东胶。

（三）瞽宗，又称西学。《周礼·春官·大司乐》：“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郑玄注引郑司农曰：“《明堂位》‘瞽宗，殷学也;泮宫，周学也，以此观之，祭于学宫中。”《周礼注疏》卷二二，第787页。可见大学又可称瞽宗。《礼记·祭义》：“食三老、五更于大学，所以教诸侯之弟也。祀先贤于西学，所以教诸侯之德也。”孙希旦注：“大学，成均也。……西学，瞽宗也。”孙希旦：《礼记集解》卷四六，第1231页。则瞽宗又称西学。

（四）东序。《礼记·文王世子》：“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皆于东序。”孙希旦谓：“学，教也。学士，胄子及乡所升之俊士也。……东序，夏后氏之学也。”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二○，第555页。则当时有一类大学叫东序。

（五）上庠。《礼记·文王世子》：“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礼》在瞽宗，《书》在上庠。”孙希旦注：“瞽宗，殷学也。……上庠，有虞氏之学也。”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二○，第557页。则有一類大学称上庠。

（六）宣射、射庐、学宫。西周金文中的“宣射”（簋铭文，《集成》42964297，西周晚期;虢季子白盘铭文，《集成》10173，西周晚期）、“射庐”（匡卣铭文，《集成》5423，西周中期）、“学宫”（静簋铭文，《集成》4273，西周中期）也是大学的别称参见王晖：《西周“大学”“辟雍”考辨》，《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王晖：《庠序：商周武学堂考辨——兼论周代小学大学所学内容之别》，《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

正因为西周时期设立不同种类和名称的大学，所以《礼记·祭义》谓：“天子设四学，当入学而大子齿。”孔颖达疏：“‘天子设四学者，谓设四代之学。周学也，殷学也，夏学也，虞学也。”孙希旦注：“天子立四学，周制也。周立四代之学：虞庠在北，瞽宗在西，东序在东，而当代之学居中，南面，谓之成均。”见孙希旦：《礼记集解》卷四六，第1232页。《易传·太初》也谓：“天子旦入东学，昼入南学，暮入西学。”见《后汉书·祭祀志中》注引蔡邕《明堂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179页。

西周大学的不同种类和名称，应当是根据各自的教育功能来区分的。《大戴礼记·保傅》记载：

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小学，小者，所学之宫也。《学礼》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如恩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如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匮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逾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端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达其不及，则德智长而理道得矣”。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卷三，第5152页。

则在东学、南学、西学、北学、太学里学习之后，受教育者所达到的教育效果是不同的。

学员在西周大学的学习有一定的期限，而且学习期间可能是住在大学里的。西周中期的静簋铭文记载：

唯六月初吉，王在京。丁卯，王令静司射，学宫小子、眔服、眔小臣、眔夷仆学射。雩八月初吉庚寅，王以（与）吴、吕（刚），（佮）（豳）、师、邦君射于大池。静学（教）无（尤）。王赐静鞞（璲）。静敢拜稽首，对扬天子丕显休，用作文母外姞尊簋，子子孙孙其万年永用。（《集成》4273）

“司射”是管理射箭的一切教学等事务;“学宫”即辟雍;小子，为贵族子弟在学者，不是《周礼》中的“小子”官;服，从事政事的人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69页。;小臣即在周王的朝廷任职的官员王进锋：《臣、小臣与商周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22226页。;夷仆，官名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11页。;吴、吕刚即班簋铭文中的吴伯、吕伯;“豳、师”即指豳师和师，分别为豳、两地军队的长官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第369370页。。邦君，畿内封君任伟：《西周金文与文献中的“邦君”及相关问题》，《中原文物》1999年第4期。。丁卯与庚寅之间相差23日;根据静簋铭文，丁卯在六月的初吉，那么即使按照加一个甲子的83日，按照八月有庚寅日算，也不可能在初吉。所以，铭文中的八月庚寅应该是次年的庚寅日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第111页。，如此说来两个时间相隔了380多天。从铭文“静教无尤”来看，吴、吕刚、豳师、师、邦君都是射学宫中的学员，而且属于“小子、眔服、眔小臣、眔夷仆”。从这篇铭文可以看出，学宫中的学员吴、吕刚、豳师、师、邦君，从头年的六月丁卯开始到次年的八月庚寅，大约380多天，一直都在学宫里由静教射。依此来看，当时的学员在大学学习期间可能是住在大学里的。

西周大学学员的学习主要是通过教员的教学，同时观摩和参与大学中举行的各类礼仪活动也是他们学习的重要方式。在静簋铭文中，大学学员是通过静的教授来学习的。除此之外，大学里还会举行各类礼仪活动，如“大礼”（麦方尊铭文，《集成》6015，西周早期）、册命仪式（簋铭文，《集成》42964297，西周晚期）、献俘礼（虢季子白盘铭文，《集成》10173，西周晚期）、礼（伯唐父鼎铭文，《近出》356，西周中期），学员可以通过观摩这些礼仪活动来学习。学员也可以通过参与大学中的礼仪活动来学习，西周中期的遹簋铭文记载：

唯六月既生霸，穆穆王在京，呼渔于大池。王郷（饗）酒，遹御亡（无）遣。穆穆王亲赐遹（爵）。遹拜首（手）稽首，敢对扬穆穆王休，用作文考父乙尊彝，其孙孙子子永宝。（《集成》4207）

大池，指辟雍的环水;“遹御亡（无）遣”，意为遹侍王渔而无灾谴之咎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第104105页。。遹可能是大学里的学员。在遹簋铭文中，周王在大学里命令相关人员举行捕鱼的活动。在飨酒的环节，遹参与进来。因为表现无差（“无遣”），周王赏赐他爵位。遹是通过参与大学中的礼仪活动来学习的。

大学里的学员绝大多数都是没有官职的，但是也有一些学员已经有了官职。如上文提及的静簋铭文中的小子、服、小臣、夷仆，包括吴、吕刚、豳师、师、邦君，都是有了职位之后才在大学学习的。

除了大学，西周时期周王国也已经设立了小学，如《礼记·王制》记载“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又如郑玄注《礼记·王制》“六十养于国”所谓“国，国中小学”《礼记正义》卷一二、卷一三，第1332、1345页。。西周金文中也有小学的记载，请看以下内容：

唯九月，王在宗周，令盂，王若曰：“盂……汝昧辰有大服，余唯即朕小学，汝勿蔽余乃辟一人”。（大盂鼎铭文，《集成》2837，西周早期）

唯十又一月，九月初吉丁亥，王在周，格于大室，即位。宰琱甥入佑师，王呼尹氏册命师，王曰：“师，在昔先王小学，汝敏可使，既命汝更乃祖考司小辅。”（师簋铭文，《集成》4324，西周晚期）

可见，西周时期已经建立了小学。

西周大学的级别要高于小学。通常情况下，小学学习结束后优秀者才能进入大学学习，如以下史料所呈现的：

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学，见小节践小义。年二十，入大学，见大节而践大义。（《尚书大传·周传》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卷六，第282页。）

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大戴礼记·保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卷三，第60页。）

八岁毁齿，始有识知，入学学书计。七八十五，阴阳备，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学，学经籍。（《白虎通义·辟雍》陈立：《白虎通疏证》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53页。）

可见大学学习是在小学之后的，那么大学的级别应当高于小学。

二、西周时期周王国的地方学校及其等级体系

一般认为，西周时期周王国的统治区域，从内到外以“郊”为分界线，分为“国”和“野”两大区域。其中“国”区域最中心的位置是王城，王城以内的地区称“国中”;王城以外的区域称“郊”或“四郊”。西周时期在王城以外、郊以内设立了“六乡”;在郊以外、野以内设立了“六遂”杨宽：《西周史》，第421422页。。“国中”就是都城地区，“六乡”和“六遂”都属于都城以外的地区。

西周时期地方学校的设置与当时的国野划分密切相关，在乡、遂内不同级别的基层居民组织都建立了学校。当时在郊地设立了六乡，在野地设置了六遂《周礼·地官·叙官》“乡老”郑玄注：“王置六乡……。六乡地在远郊之内，则居四同。郑司农云：‘百里内为六乡，外为六遂。”（《周礼注疏》卷九，第697页）。每个乡、每个遂内部又设有从小到大不同级别的基层居民组织，《周礼》记载：

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救。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教。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周礼·地官·司徒》）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图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周礼·地官·遂人》）《周礼注疏》卷一○、卷一五，第707、740页。

可见，每个乡内有比（5家）、闾（25家）、族（100家）、党（500家）、州（2500家）、乡（12500家）六级基层居民组织，每个遂内有邻（5家）、里（25家）、酂（100家）、鄙（500家）、县（2500家）、遂（12500家）六级基层居民组织。

西周时期在乡内的有些级别的基层居民组织里建立了学校，这些级别组织所对应的学校情况如下：

（一）闾内建立了塾。《礼记·学记》谓“家有塾”，郑玄注：“古者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朝夕坐于门，门侧之堂谓之塾。”孔颖达疏：“此明立学之所在。《周礼》百里之内，二十五家为闾，同共一巷，巷首有门，门边有塾。谓民在家之时，朝夕出入，恒受教于塾，故云‘家有塾。”《礼记正义》卷三六，第1521页。可见塾实际是设立在闾内的。

（二）党内设立了学校，名称不一，有时叫庠，有时叫序。《礼记·学记》谓“党有庠”《礼记正义》卷三六，第1521页。，可见党内的学校叫庠。《周礼·地官·党正》谓“党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国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周礼注疏》卷一二，第718页。，此时党内的学校又称为序。

（三）州内建立了序。《周礼·地官·州长》谓“州长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郑玄注：“序，州、党之学也。”《周礼注疏》卷一二，第717页。

（四）乡内的学校叫庠。《礼记·乡饮酒义》谓“主人拜迎宾于庠门之外”，郑玄注：“庠，乡学也。州、党曰序。”《礼记正义》卷六一，第1682页。

可见，西周时期在乡内的闾、党、州、乡这些级别的基层居民组织里都建立了学校，这些学校的名称依次为：闾为塾;党为庠或序;州为序;乡为庠。西周时期在都城以外、乡地区设立的这些学校被称为“乡学”。

既然乡内设立了学校，那么西周时期在遂地区有没有建立学校？有些学者认为没有，如杨宽，他认为六遂的居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杨宽：《西周史》，第431页。;又如毛礼锐、沈灌群，他们认为西周时期的六遂“是不可能设学立教的，遂之学在历史上恐属乌有”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第74页。;再如乔卫平，他认为“遂民的身份其实就是贱于牛马的奴隶，绝无受教育的权利”乔卫平：《略论西周的选士制度》，《人文杂志》1984年第3期。。然而，西周时期位于六遂之地的农民具备文化知识的事实可以轻易推翻这种判断。《诗经·小雅》之《大田》《信南山》的作者应当都是西周时期的农民《诗序》谓《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郑玄笺：“幽王之时，政烦赋重，而不务农事，虫灾害谷，风雨不时，万民饥馑，矜寡无所取活，故臣工思古以刺之。”（见《毛诗正义》卷一四，第476页）《诗序》谓《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业，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见《毛诗正义》卷一三，第470页），臣工、大臣应当选取了古时农民们吟唱的诗歌来谏刺幽王。所以，《大田》《信南山》的作者应当是西周时期的农民。，根据乡、遂地区居民分布的差异乡内居住的是“国人”，具有国家公民的性质，属于当时的统治者;遂内居住的是“甿”“氓”或“野民”“野人”，是劳动者、被统治者，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着。见杨宽：《西周史》，第421431页。，他们应当居住在遂地。然而他们能吟唱出如《大田》《信南山》般对称押韵、语言优美的诗歌，可见这些农民作者都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他们的这种文化素养应当就来自遂地的学校教育。更重要的是，传世文献中有遂地设立学校的明确证据。《礼记·学记》记载：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陈澔以为“术，当为州”（陈澔：《礼记集说》，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284頁）。按：术、州二字声部较远，不能通假，陈硬把“术”说成是“州”，有改字解经之嫌，不可信。

郑玄注：“术，当为遂声之误也。……《周礼》五百家为党，万两千五百家为遂。党属于乡，遂在远郊之外。”《礼记正义》卷三六，第1521页。可见遂内建立了学校，而且它的名称为序。

不仅如此，《礼记·学记》这段文字所蕴含的遂内学校的信息，还可以进一步地挖掘。这段文字比较奇怪，它前段所记的闾、党都是乡内的居民组织，但是后段并没有相应地记乡，而是直接跳到了遂;然而对于遂，它并没有描述其他基层居民组织内的学校情况，理解起来非常困难。对于这种现象，清人孙希旦的解释会让我们豁然开朗，他说：

此于乡但言“党”，于遂但言“术”，略举而互见之也。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三六，第958959页。

即认为这段文字是一种互文的手法，《学记》为了行文的方便而做了相应的省略;实际情况应该是：乡内与遂相对级别的居民组织有学校的设置，遂内与闾、党、州相对的居民组织有学校的设置。他从而认为六乡系统里的乡和六遂系统里的里、鄙、县都设置了学校。孙希旦的分析非常有道理，可以信从。如此看来，乡里的闾、党、州、乡，遂内的里、鄙、县、遂都设置了学校。遂内的这些学校可以被称为“遂学”。

既然相对应级别的基层居民组织都设置了学校，那么乡学和遂学里相对应级别上的学校的级别是否完全一致？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有不同看法。北宋学者陈祥道认为“遂之学亦降乡一等矣。降乡一等，而谓之州长，其爵与遂大夫同，则遂之学其名与州序同可也”见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三六，第958页。，即遂内各级基层居民组织里的学校，要比乡内相对级别的学校低一等。孙希旦提出“六乡之中，闾侧有塾，州、党有序，乡有庠;则六遂之中，里侧有塾，县、鄙有序，遂有庠”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三六，第958页。，则认为遂内各类学校与乡内名称、级别完全相同。在判断他们的对错之前，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乡内和遂内官员级别的情况：

乡老，二乡则公一人;乡大夫，每乡卿一人;州长，每州中大夫一人;党正，每党下大夫一人;族师，每族上士一人;闾胥，每闾中士一人;比长，五家下士一人。（《周礼·地官·司徒》）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县正，每县下大夫一人;鄙师，每鄙上士一人;酂长，每酂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邻长，五家则一人。《周礼注疏》卷九，第697、699页。（《周礼·地官·司徒》）

可见，遂内的职官要低于同级的乡内职官一级。与之相应，遂学应当也低于乡学一级。以此来看，还是陈祥道的看法正确，即遂中的里、鄙、县设立的学校级别分别低于闾、党、州学校一级。

如此我们可以考察遂学里各级学校的名称。因为乡学里闾、党、州、乡级学校的名称是清楚的，分别为塾、庠/序、序、庠，而遂中的里、鄙、县设立的学校级别低于闾、党、州学校一级，那么遂内鄙、县、遂的学校名称分别为塾、庠/序、序。这样，遂内唯一不清楚名称的是里一级的学校，其他文献的记载为我们的认识提供了线索。何休在解诂《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颂声作矣”时，解释道“中里为校室，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十月，事讫，父老教于校室”《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六，第2287页。，可见里内的学校叫校室。

关于西周时期乡学、遂学内部各种学校的级别，我们可以看《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一句孔颖达的疏证，其内容为：

于党中立学，教闾中所升者也。……于遂中立学，教党学所升者也。《礼记正义》卷三六，第1521页。

我们在了解《礼记·学记》这段经文本身是互文之后，对于孔疏不能再死板地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而应将孔疏也视为一种互文。实际的情况应该是：在乡学层面，党学招收闾学所升者，州学招收党学所升者，乡学招收州学所升者;在遂学层面，鄙学招收里学所升者，县学招收鄙学所升者，遂学招收县学所升者。以此看来，乡、遂内不同级别的基层组织都设立了学校，它们的等级是逐级提高的。孙希旦说“庶民之子以家之塾，州、党之序为小学，以乡之庠为大学。……庶民之子，其小学有三，则其递升于大学也迟”见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二八，第770页。，也认为这些学校的等级是逐级提高的。

至此，我们可以将西周地方学校的体系、等级和名称，表格图示如下：

三、西周时期诸侯国的学校状况及其体系

虽然关于西周时期其他诸侯国学校的材料不多，但仍然有一些零星的史料。我们在此考察其他诸侯国的学校状况，从而更全面地认识西周时期的学校。

在学校体系方面，西周时期的诸侯国与周王国相仿，仍是存在国学和地方学校两大体系，其中国学包括大学和小学;地方学校包括乡学和遂学。如《礼记·王制》所谓：“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郑玄注：“天子、诸侯养老同也。国，国中小学。……学，大学也。”《礼记正义》卷一三，第1345页。可见诸侯国模仿周王国的学校系统，建立了大学、小学和乡学。

西周时期的诸侯国建立了大学，但是它们的名称与周王国有差别，如《礼记·王制》所言“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頖宫”《礼记正义》卷一二，第1332页。。

西周时期的鲁国建立了大学。《礼记·学记》“国有学”，孔颖达疏：“《周礼》天子立四代学……尊鲁，亦立四代学。”《礼记·明堂位》“米廪，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学也。頖宫，周学也”，孔颖达疏：“明鲁得立四代之学。”《礼记正义》卷三六、卷三一，第1521、1491页。可见，西周时期的鲁国建立了大学，而且有米廪、序、瞽宗、頖宫四种。

当时的滕国也建立了大学。1989年1月，山东省滕州市姜屯镇庄里西村砖瓦厂在庄里西遗址西侧取土时，发现了一批青铜器，随即被现场的民工哄抢一空。消息传开后，滕州市博物馆在公安部门的协助下收缴了被哄抢走的铜器，但没有全部收回。经查，这批铜器皆出土于一座后来被命名为M7的墓葬。考古人员随即对其进行了清理杜传敏、张东峰、魏慎玉、潘晓庆：《1989年山东滕州庄里西西周墓发掘报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1期。。2008年，胡盈莹、范季融刊布了他们收藏的一批青铜器，其中有三件器首阳斋、上海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首阳吉金——胡盈莹、范季融藏中国古代青铜器》，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2、74、83页。下文简称《首阳吉金》，不另出注。。这三件器物的器主和祭祀对象与庄里西M7出土的器物完全相同。有理由相信，这三件器物最初就是从这座墓葬出土并流出的。经综合统计，M7出土的铜器，目前已经确知的有141件，其中礼器12件，兵器11件，车马器118件。其中多件铜器有铭文。另外，从出土器物比对来看，M7的时代应该是西周早期杜传敏、张东峰、魏慎玉、潘晓庆：《1989年山东滕州庄里西西周墓发掘报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1期。。这是一批西周时期滕国的铜器。其中的簋铭文记载：

唯九月，者（诸）子具（俱）服，公廼令，在（辟），曰：“凡朕臣兴、畮（贿）”。敢对公休，用作父癸宝尊彝。（《首阳吉金》26，西周早期）

铭文中的“辟”，即辟雍。《说文》谓“，墙也。从广辟声”，徐锴《说文解字韵谱》“，廱”，《说文解字系传》“（）所谓廱”，《说文解字义证》谓“（）通作辟”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87页;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第797页。都可作为证据。这篇铭文说明西周时期滕国也建立了大学，它的名称与周王国相同，叫辟雍。

齐国也建立了大学。齐国在战国时期非常著名的大学——稷下学宫，根据学者的研究，在西周时期可能就已经建立了张富祥：《齐国的官学》，《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刘向《别录》谓：“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史记》卷四六注引，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895页。谈说之士汇聚于此，应是齐人于稷门建立了学舍。

在国学方面，西周时期的诸侯国还建立了小学。《汉书·食货志》记载西周时期的“诸侯岁贡少（小）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大学”，《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解诂也谓“诸侯岁贡小学之秀者于天子，学于大学”《汉书》卷二四，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22页;《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六，第2287页。。诸侯能把优秀的学员进献给周王，并学习于周王国的大学，前提应该是诸侯国里建立了小学。

西周时期的诸侯国也已经建立了地方学校，郑国的“乡学”可以作为例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春秋左传正义》卷四○，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0152016页。

杜预注：“（乡校）乡之学校。”春秋时期郑国“乡校”应当是建立在郑国乡地区的学校。它们在春秋时期应该不是忽然出现的，可能最初在西周时期就已经设立了。

四、西周学校的入学条件、学业考核与升汰机制

西周时期最低级别学校的入学条件并不是很苛刻，一般的民众都可以入学学习。根据上文的论述，西周学校体系里最低级别的学校，应该是乡地区“闾”和遂地区“里”内设立的学校。根据《周礼》的记载，当时的一闾和一里都为25家，规模并不大，每家居民距离内部设置的学校应当都不远。同时，郑玄在注《礼记·学记》“家有塾”时，说道“古者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朝夕坐于门，门侧之堂谓之塾”《礼记正义》卷三六，第1521页。，可见闾内学校的教员主要是当地出去的又退休回来的官员。何休在解诂《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颂声作矣”时，解释道“中里为校室，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十月，事讫，父老教于校室”《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六，第2287页。，则里内学校的教员是当地老而有德之人。闾、里内学校的教员都比较容易接纳附近的邻里学员。如此说来，闾、里内的居民进入学校学习都不困难，正因为此，程子才会说“古者家有塾，党有庠，遂有序。故未尝有不入学者”见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二八，第770771页。。

西周时期不同级别的学校都会对学员进行考核。

西周国学体系中的大学对学员进行考核的方式是让学员参与在大学中不定期举行的礼仪活动。在静簋铭文（《集成》4273，西周中期）中，周王让大学里的学员吴、吕刚、豳师、师、邦君，参加射礼活动，目的就是为了检验他们的学习效果。在遹簋铭文（《集成》4207，西周中期）中，周王让遹侍奉他的“飨酒”礼仪，目的也是检验他的学习效果。

西周乡学也会对学员进行考核，《礼记·学记》记载：“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力而不反，谓之大成。”郑玄注：“学者每岁来入也。中，犹间也。乡遂大夫间岁则考学者之德行、道艺。……离经，断句绝也。辨志，谓别其心意所趣乡也。知类，知事义之比也。强立，临事不惑也。不反，不违失师道。”《礼记正义》卷三六，第1521页。当时的乡学就是通过这样一些项目来考核内部的学员。

西周乡学一项重要的学习内容是射。在射这个项目中也有诸多的考核，如《周礼·地官·乡大夫》所谓：

（乡老、乡大夫）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兴舞。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周礼注疏》卷一二，第716717页。

根据《礼记》记载，天子在射宫之中，考验推荐上来的人，选出“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的人参与祭祀，“数与于祭而君有庆;数不与于祭而君有让。数有庆而益地;数有让而削地”《礼记正义》卷六二，第1687页。。

西周時期乡学、遂学所在的不同级别的基层居民组织，都设立了相应的官员。他们有权考核内部的居民。那么各级学校里的学员作为其内部居民，无疑也会受到考核。如闾胥会对闾内的民众“掌其比、觥、挞罚之事”，“比”即“较比之法”《周礼注疏》卷一二，第719页。。遂大夫会对遂内的民众“辨其可任者……。三岁大比，则帅其吏而兴氓”，“兴氓，举民贤者、能者”《周礼注疏》卷一五，第742页。。西周时期乡学和遂学里学员受到考核之后，优秀者就会升入更高一级的学校或者任官，拙劣者则会被淘汰。

西周学校里也有升学机制。

周王国小学里的学员在学制结束后，优秀者可以升入大学，《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解诂“八岁者学小学，十五者学大学”《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六，第2287页。，就是对这种历程的很好说明。

西周地方学校里的学员，优秀者可以升入高一级的学校。《礼记·学记》“家有塾，党有序，遂有庠”，孔颖达疏：“于党中立学，教闾中所升者也。……于遂中立学，教党学所升者也。”《礼记正义》卷三六，第1521页。上文已经指出，这是一种略举互见的手法，实际应是乡、遂里高一级的学校可以招收从低一级学校里升上来的学员。《春秋公羊传》何休解诂称“十月事讫，父老教于校室。……其有秀者，移于乡学，乡学之秀者，移于庠”《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六，第2287页。，进一步证明乡学里这种升学机制的存在。

西周地方学校的优秀学员也有机会升入国学学习。当时每乡的乡大夫，会从自己治域里考评出有德行、道艺的“秀士”，推荐到司徒处，称为“选士”;司徒再从“选士”里挑选出优秀者，送到国学里学习。由于各自的情况不同，乡学学员进入国学的始学阶段也不一样。有人从小学开始学习，如《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所谓的“其有秀者，移于乡学，乡学之秀者，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国学，学于小学”《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六，第2287页。;有人则从大学开始学习，如《礼记·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升之学”，郑玄注“秀士，乡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艺者。……学，大学”《礼记正义》卷一三，第1342頁。，选士之秀者是从大学开始学习的。

西周国学的学员绝大多数是“国子”，即“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卷六，第282页。，但是也有少部分的“国之俊选”，即“为乡、遂大夫所兴贤者、能者”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四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7111712页。。

诸侯国学校里的优秀学员也可以升入周王国的国学学习。《汉书·食货志》记载西周时期的“诸侯岁贡少（小）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大学”，《春秋公羊传》何休解诂谓“诸侯岁贡小学之秀者于天子，学于大学”《汉书》卷二四，第1122页;《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六，第2287页。，都证明了这种机制的存在。正因为西周时期大学的生员来自不同的地方，所以孙诒让谓：“周制大学，所教有三：一为国子，即王大子以下至元士之子，由小学而升者。二为乡、遂大夫所兴贤者、能者，司徒论其秀者入大学。……三为侯国所贡士。此三者，皆大司乐教之。”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四二，第1711页。可见，国学的学员除了主体的贵族之子，还有来自周王国乡学和诸侯国推荐来的贤能之士。

除了选优，西周学校也有汰劣的机制。先看地方学校里的淘汰机制，《礼记·王制》记载：

命乡简不帅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习射上功，习乡上齿。大司徒帅国之俊士与执事焉。不变，命国之右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左，命国之左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右，如初礼。不变，移之郊，如初礼。不变，移之遂，如初礼。不变，屏之远方，终身不齿。《礼记正义》卷一三，第1342页。

郑玄注：“远方，九州之外。齿，犹录也。”孔颖达疏：“司徒命乡中耆老皆聚会于乡学之庠，乃择善日，为不帅教之人习乡射之礼，中者在上，故曰‘尚功;又习乡饮酒之礼，老者居上，故曰‘上齿。欲使不帅教之人观其上功，自励为功，观其上齿，则知尊长敬老。大司徒帅领国之英俊之士，与执其事，使俊士与之以为荣，恶者慕之而自励。”如此看来，当时会将乡学中不遵循教导的学员上报，然后会再进行四次教育活动，如果他们仍然不悔改，就会将他们流于九州之外，终身不录用。

再看国学里的汰劣情况，《礼记·王制》又记载：

将出学，小胥、大胥、小乐正简不帅教者以告于大乐正。大乐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学。不变，王亲视学。不变，王三日不举，屏之远方。西方曰棘，东方曰寄，终身不齿。《礼记正义》卷一三，第1342页。

孙希旦指出这段文字描述的是“国学绌恶之法也”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一三，第366页。，可见国学中会将不遵循教导的学员禀告到大乐正处，之后再进行两次教育活动，如果仍然不思悔改，会将他们流于九州之外，终身不录用。

五、西周时期的学校教育与学员仕进

所谓“学员出路”就是指生徒在学校教育结束之后的去向。一般来说，学员的出路应当有两种，一种是进入仕途，一种则没有进入仕途。以下笔者将分这两方面来探讨西周学校学员的出路。

西周时期的国学教育为贵族仕进提供了途径。在遹簋铭文（《集成》4207，西周中期）中，大学学员遹因为在侍奉周王的“飨酒”礼仪过程中表现“无遣”，周王赐给他“（爵）”。遹的仕进之路与他在大学里所受的教育是密切相关的。上文已经指出，静簋铭文（《集成》4273，西周中期）中的吴、吕刚即班簋铭文中的吴伯、吕伯（《集成》4341，西周中期）;他们在入大学学习之前已经具有了官职，但是在班簋铭文中能够参与“伐东国滑戎”的战争，职位无疑大大提升了。他们职位的提升无疑与大学里教育有关。同时，师簋铭文也记载：

唯十又一月，九月初吉丁亥，王在周，格于大室，即位。宰琱甥入佑师，王呼尹氏册命师，王曰：“师，在昔先王小学，汝敏可使，既命汝更乃祖考司小辅。今余唯申就乃命，命汝司乃祖考旧官小辅眔鼓钟。赐汝素芾、金衡、赤舄、鋚勒，用事。敬夙夜勿废朕命”。师拜手稽首，敢对扬天子休，用作皇考辅伯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师龢父胙素芾，恐告于王。（《集成》4324，西周晚期）

这篇铭文中，师在先王的时候担任的职务是“司小辅”，在时王时，受到新的任命，管理“小辅眔鼓钟”，职务有所提升。然而，他在先王时的被任命，与他在小学里表现出来的“敏可使”的素质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可以说学校教育是贵族仕进的重要途径之一。

西周时期的学校教育也为乡内民众仕进提供了门径。西周时期乡学里的学员应当是乡里的成员，他们并非贵族，然而学校教育为他们提供了仕进的机会，《礼记·王制》记载：

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礼记正义》卷一三，第1342页。

陈澔引刘氏曰：“论者，述其德艺而保举之也。苗之颖出曰秀。大司徒命乡大夫论述乡学之士，才德颖出于同辈者而礼宾之，升其人于司徒，司徒考试之，量才而用之为乡遂之吏，曰‘选士。”陈澔：《礼记集说》，第105106页。可见，乡大夫会从乡学学员中选拔出优秀的成员，他们被称为“选士”;乡大夫将他们推荐到司徒处，司徒会量才任命他们担任乡遂的官员。

“选士”中的优秀者，如果不甘于在乡、遂地区任官职，可以进一步地被推荐入国学学习，所谓“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礼记正义》卷一三，第1342页。。他们在经过一番学习之后，可以通过选拔在更高的层次上仕进，《礼记·王制》谓：

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礼记正义》卷一三，第13421343页。

陈澔引刘氏曰：“其进士，则必命为朝廷之官。”陈澔：《礼记集说》，第105106页。可见从国学里选拔出来的“进士”，其中的优秀者可以担任周王朝的官员。如此看来，学校教育为乡内的成员提供了两条仕进的道路：一为选士，担任乡遂的官吏;二为进士，担任周王朝的官员。

除了自下而上的推荐，周王也会亲临地方学校选拔人才。这成为一部分地方学校学员仕进的途径。《礼记·文王世子》的记载为我们了解这一途径提供了线索：

凡语于郊者，必取贤敛才焉：或以德进，或以事举，或以言扬。曲艺皆誓之，以待又语;三而一有焉，乃进其等，以其序，谓之郊人。《礼记正义》卷二○，第1406页。

郑玄注云：“语谓论说于郊学。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升诸司马曰进士，谓此矣。曲艺为小技能也;誓，谨也;皆使谨习其事。又语，为后复论说也。三说之中，有一善则取之，以有曲艺，不必尽善。”郑玄的注还是过于简略，不利于理解，孔颖达的疏对其中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解释：

“语谓论说于郊学”，语谓论课学士才能也。郊，西郊也。周以虞庠为小学，在西郊。今天子亲视学于其西郊，考课论说于西郊之学，以西方成就之地故也。或遍在四郊。“必取贤敛才焉”者，谓在于西郊学之中，论说取贤，敛其才能者以爵之也。

“或以德进”者，谓人能不同，各随才用也。德谓有道德者，进谓用爵之也。德最为上，故进之宜先也。“或以事举”者，事次德者，虽无德而解世事，或吏治之属，亦举用之也。“或以言扬”者，次事也。扬亦进、举之类，互言之，虽无德无事，而能言语应对，堪为使命，亦举用之。

“曲艺皆誓之”者，曲艺谓小小技术，若医卜之属也。誓，谨也。若学士中虽无前三事，而有小小技术，欲授试考课，皆且却之，令谨习。“以待又语”者，又语谓后复论说之日，令待后时，若春待秋时也。“三而一有焉”者，谓小技艺者所说三事之中，而一事有善者。

“乃进其等”者，等，辈类也;若说三事有一善者，则进于大众辈中也。“以其序”者，序，次也;虽得进众而不得与众为一，犹使与其辈中自为高下之次序也。“谓之郊人”者，虽有次序而待职缺当拟补之;若国子学士，未官之前，俱为俊选;而以小才技艺者，未官之前，而不得同为俊选，但名曰郊人，言其犹在郊学也。《礼记正义》卷二○，第1406页。

可见周王有时会亲临乡学，考察学员的才能;只要他们在德、事、言方面有才能，都會被录用，并被任命相应的官职。哪怕有的学员在德、事、言方面才华不突出，但有曲艺方面的才能，也会被储备起来，以待日后的录用。

西周乡学的学员也是乡内的居民，他们也是乡内官员评比、考察的对象。只要他们足够贤能，完全可以被选拔出来，推荐入仕。《周礼·地官·乡大夫》记载：

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之。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周礼注疏》卷一二，第716页。

郑玄注：“贤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艺者。……（厥明）其宾之明日也。……王拜受之，重得贤者。王上其书于天府。天府，掌祖庙之宝藏者。内史副写其书者，当诏王爵禄之时。”贾公彦疏：“内史副写一通文书，拟授爵禄。”《周礼注疏》卷一二，第716页。可见，乡里的贤者、能者会被乡老乡大夫等乡吏推荐到王处，最后由王授予爵禄。乡学的教育无疑有助于一些学员成为贤者、能者。

学校教育也为遂里的民众入仕提供了路径。《周礼·地官·遂大夫》云：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三岁大比，则帅其吏而兴氓。《周礼注疏》卷一五，第742页。

郑玄注：“兴氓，举民贤者、能者，如六乡之为也。兴犹举也。”孙诒让正义：

此谓行乡饮酒之礼于遂序，以兴遂之贤能，如乡大夫宾兴六乡贤能之礼。……六遂与六乡治教相拟，此遂大夫兴氓，即用乡饮酒之礼。其属县正如州长，则县亦当有春秋以礼会民射于县学;鄙师如党正，则鄙亦当有国索鬼神，属民饮酒正齿位之礼。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二九，第1153页。

可见，遂内民众中的贤者、能者，像乡内一样，会被推荐去赐予爵禄。遂内的学校教育无疑有助于相应的民众成为贤者、能者，从而为他们的仕进提供了门径。

六、学校教育为其他学员带来的境遇改善和生活便利

西周时期学校里的学员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入仕或实现向上流动，程子就曾指出学校里的“不可教者”会被“归之于农”见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二八，第771页。，可见有一些学员并不能入仕。可以合理地推想，西周学校里的绝大多数学员最终都不能入仕，仍然生活在他受教育之前所处的社会阶层。那么，学校教育又能为这些没有实现向上流动的学员——尤其是非贵族学员——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境遇改善和生活便利？从材料来看，大致有以下一些方面：

其一，学员在受教育期间可以免除一定的徭役。《礼记·王制》记载：

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礼记正义》卷一三，第1342页。

郑玄注：“不征，不给其繇役。”孙希旦解释道：“选士不征于乡，而免于一乡之繇役;俊士不征于司徒，而免于一国之繇役。……谓其学业有成，故免其繇役以优异之。”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一三，第364页。可见，从乡里的选拔出来的“选士”就可以免除乡里的徭役，而被选拔到大学读书的“造士”，则可以免除一国的徭役。减免徭役将为受教育者减去很大的生活负担。这无疑是学业之外，学校教育给受教育者带来的极大的生活便利。

其二，学校教育为学员以后的入仕提供了可能。西周时期一些民众，在结束学校教育之后，并不能立刻入仕，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乡里的贤能者。只要他们表现突出，仍然有再被任命的可能。当时有官员巡视全国，考察其中的贤者、能者，并会任命胜任者担任官职，《周礼·地官·司谏》记载：

司谏掌纠万民之德而劝之朋友……巡问而观察之，以时书其德行、道艺，辨其能而可任于国事者。《周礼注疏》卷一四，第731页。

郑玄注：“可任于国事，任吏职。”受过学校教育的人员很容易成为所在区域的贤者、能者，只要他们表现突出，就容易被司谏类的职官发现、荐举，并被最终委以官职。

即使他们不能进入都城或在当地担任职官，他们还有可能担任自己所在宗族的管理者。2003年刊布的季姬方尊铭文记载：

唯八月初吉庚辰，君命宰茀赐季姬畋臣于空木，厥师夫曰丁，以厥友廿又五家，折（誓）。赐厥田，以生马十又五匹，牛六十又九，羊三百又八十又五，禾二廪。其对扬王母休，用作宝尊彝。其万[年子孙]永宝用。蔡运章、张应桥：《季姬方尊铭文及其重要价值》，《文物》2003年第9期。

铭文中的人众、土地、牲畜、粮食作物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的生产单位陈絜：《周代农村基层聚落初探》，朱凤瀚主编：《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8页。。“丁”是“师夫”的名，“友”在西周金文中多为族人之称韦心滢：《季姬方尊再探》，《中原文物》2010年第3期;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33页。，所以25家是丁的族人。这个生产单位内的居民无疑都是来自同一个姓族的。这个生产单位里有田、马、牛、羊、禾，农业性质非常明显，应当就位于遂地。“师”是长，所以丁担任的是这个生产单位的長。乡学里的教育为西周时期像丁这样的人员的任职提供了便利。

其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员能更好地了解国家的政策和法令。西周时期会派官员到各地宣讲政策、法令。《周礼》中有职官士师，他的重要职责就是“掌国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罚。……皆以木铎徇之于朝”《周礼注疏》卷三五，第874页。，即摇动木铎在外朝宣讲法律。布宪也有类似的职责，《周礼·秋官·布宪》记载：

布宪掌宪邦之刑禁。正月之吉，执旌节以宣布于四方。《周礼注疏》卷三六，第884页。

可见，布宪掌管刑法、禁令，会在每年正月持旌节出外宣讲法律。与之类似，一些基层官员还会对其治域里的民众直接宣讲法律。州长在“正月之吉，各属其州之民而读法，以考其德行道艺而劝之，以纠其过恶而戒之。若以岁时祭祀州社，则属其民而读法，亦如之。……正岁，则读法如初”。党正“及四时之孟月吉日，则属民而读邦法，以纠戒之。……正岁，属民读法而书其德行道艺”。族师于月吉之时，“属民而读邦法，书其孝弟睦姻有学者”。闾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丧纪之数，聚众庶;既比，则读法，书其敬敏任恤者”见《周礼注疏》卷一二，第717719页。。在这一过程中，受教育者无疑能更好地了解国家的政策和法令，从而为安排自己的生活提供方便。

其五，学校教育丰富了学员们的日常生活。西周时期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诗、乐活动。如《礼记·曲礼上》记载“邻有丧，舂不相”，意为邻居有丧事，舂米的时候不能唱歌，可见平常百姓在日常舂米的时候会唱歌;又如《诗经·召南·采蘩》是劳动人民采蘩时唱的诗歌;再如《诗经·魏风·十亩之间》是劳动妇女相约同伴一起去采桑，又一起回家回家时唱的歌分见《礼记正义》卷三，第1249页;《毛诗正义》卷一、卷五，第284、358页。。生活于社会下层的、受过学校教育的人员，能够更好地享受这种歌诗乐趣，并能够学习、推广和创新周代日常生活中的诗歌和音乐，从而丰富西周时期的文化内涵。

结语

最后，我们可以回答文章开头提出的九个问题，并总结全文：

学校教育是人们获取向上流动的资本的重要途径。所以，考察西周时期的社会流动，必然要研究当时的学校。另一方面，社会流动也为我们探讨西周时期的学校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西周时期的学校主要设立在周王国和诸侯国境内。西周时期周王国境内的学校分国学和地方学校两大体系。国学是位于都城地区，地方学校位于都城以外的地区。周王国的国学由大学和小学组成，其中大学在级别上高于小学。地方学校由乡学和遂学组成。乡学有闾内的塾，党内的庠、序，州内的序，以及乡内的庠，它们的级别依次提高。遂学有里内的校室，鄙内的塾，县内的庠、序，以及遂内的序，它们的级别也是依次提高。其中乡学的每一级学校要比遂内相对应级别的学校高一级。西周诸侯国的学校体系与周王国的相似，也由国学（包括大学和小学）和地方学校构成。

西周时期最低级别的学校入学条件并不苛刻，普通人均可以入学学习。当时的每一级学校都会对学员进行考核，其中优秀的学员会进入更高一级的学校学习。周王国地方学校和诸侯国学校里的优秀学员，可以被推荐进入周王国的国学学习。当时的学校里也有淘汰的机制，经过多番考核和教育之后仍然不合格的学员，会被流放至九州之外，永不录用。

西周学校为其中的优秀学员入仕提供了门径。他们既可以通过各级官员的选拔、推荐入仕，又可以通过周王亲自到学校里的考核入仕。可以合理地推想，西周学校里的绝大多数学员是不能入仕的，然而，学校教育也为他们带来了诸多境遇改善和生活便利。

[责任编辑 孙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