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左右史分掌记言、记事说渊源甚古，不得轻易否定。记言、记事由史官分任，撰述与记注是性质不同的两种工作，《书》与国史《春秋》皆是撰述之作，既继承了史官实时记录的特征，又有其独创性。周代史官至少创造了两种记事文体，即策书体与简书体。《鲁春秋》继承了史官记事之体，孕育了经传二体。《书》体源自史官记言之体，保留了其实时记录的特征。周代统治者的执政传统是《书》与国史《春秋》从众多类型的文献中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尚书》与《春秋》分别脱胎于《书》与《鲁春秋》，其文体既继承了旧史之体又超越了旧史之体，兼具实时记录与反思性叙事的特征，以言事二分为标准裁判《尚书》与《春秋》体例是否纯正的做法不可取。

关键词：左史;右史;史官;《尚书》;《春秋》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1.05.07

自班固《艺文志》问世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尚书》的内容是史官所记之言，《春秋》的内容是史官所记之事。而实际的情况是，《尚书》是言事相兼的，《春秋》叙事的方式与实时记录的叙事方式确有差异。我们认为，史书的撰述是反思性的，而史官实时记录时无须反思，撰述与记注的本质区别就在这里。史书的撰述基于史官的原始记录，但不能把撰述理解为对原始记录的简单汇编。撰述就是创作，既然是创作，撰述者必然会综合利用史官的记录，根据史书体例的要求合理安排人物语言与叙述语言的比例。孔子根据《书》纂《尚书》。言事相兼应该是《书》体的基本特征，孔子《尚书》延续了这一模式。周代各国的《春秋》也是言事相兼的，但孔子据《鲁春秋》之策书修《春秋》，策书以“概略”这种节奏叙事，不包含言语辞命，故孔子所修的《春秋》只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