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

摘要：“群众办报”一直是我国新闻研究学界的一个焦点话题，但大部分研究是以新闻媒体为研究对象，忽视了基层非专业性媒体的传播形式。本文以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办报思想与群众读报组为研究对象，挖掘延安时期部分报纸的一手资料，通过一个微观的窗口回观历史，试图从媒介实践、组织功能、传播模式等多角度具象的方式复原“群众办报”的一种实现路径，使“毛泽东原创的传受互动与‘受众中心论”显得更加立体，从而丰富毛泽东群众办报思想的图谱。

关键词：受众 群众办报 延安 读报组

人们都熟知黄炎培先生1945年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来的历史周期规律问题，毛泽东曾充满信心地提出，我们找到了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规律的新路，即实行人民民主。笔者以延安时期农村读报组为研究对象，就其“为什么传播”“为谁传播”以及“怎么为”等方面展开研究，提出毛泽东“群众办报”思想注重传播者与受众间的双向交流活动，传受互动对于实现两者有效传播具有重要意义，读报组作为具体的实践形式，为群众理解与学习中国革命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群众办报”思想：超越历史周期规律的逻辑起点

延安时期，毛泽东跳出“历史周期规律”这一思路中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内涵：民主和人民监督政府。也就是说，群众是决定是否能够跳出兴衰成败怪圈的核心因素。

（一）“群众办报”思想的历史源起

1948年4月，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报纸需要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是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从理论上追溯“群众办报”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建党初期至《解放日报》改版之前的起始期；第二阶段为《解放日报》改版至毛泽东与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之前的发展期；第三阶段为《晋绥日报》谈话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成熟期。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际，中国没有一份现成的无产阶级报刊。由于共产党缺乏办报理念和经验，且受资产阶级办报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同人办报”的思路与模式，办报特点并不突出。但是随着革命斗争逐渐深入，“同人办报”模式显露出其弊端。1942年3月，毛泽东强调党报需要“增强党性和反映群众”。1942年9月，博古撰写文章中否定了“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中的“集体”的解读，并不是指同人集体，而是指“党组织概念中的集体”。可以说这一论断是对 “同人办报”思想的彻底否定，同时也标志着“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正式登上了党报理论的舞台。

（二）“群众”办报的角色定位

为什么毛泽东强调要依靠群众开展办报活动？发动群众办报对于当时处于革命时期的中国有什么意义？1950年4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中提到：“人民报纸与资产阶级报纸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应该是与人民群众有着广泛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群众虽是权利结构中的下者地位，但群众是当时中国革命的重心。不管是“从群众中来”还是“到群众中去”，强调了与群众的互动关系以及在中国政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包含着“受众中心”的理论精髓。

（三）群众办报的历史实践途径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群众文化程度较低，推动工农群众知识化结构的形成，既要考虑到边区整体的落后现状，又要着眼于未来发展的不断提高。因而，不仅仅把“群众办报”理解为大家共同办报写稿的过程。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手段提高群众的文化與理论素养是延安时期群众办报的主要内涵。

延安时期的群众读报具有中国革命实践的特殊性。在我国印刷术产生后，“读”就消失了，但在延安时期又兴起了群众读报组，产生读报组的原因是什么？当报纸这种印刷形式所塑的视觉形式与口语这种听觉趋向放在一起的时候，又会产生和引发出什么样的效果？结合史料记载，解读并分析群众读报组作为一种实践方式，如何起到革命动员、社会教育、提高群众文化的作用。

二、群众读报活动的运作方式

报纸是一种以文字作为传播符号的大众媒介，而文字符号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对于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群众而言，由于文化程度低，要想理解报纸中传递的政策信息显然较为困难。因此，群众读报组是一个重要环节。

（一）乡村读报的结构特点

从宏观讲，乡村读报是具有中国特殊实践的一种组织传播形式，它的结构特点与共产党组织动员的出发点是相互影响的。从微观讲，由于群众的文化素质低，许多基层群众并不具备读报的能力，以及当时的根据地由于受到封锁的影响，纸张价格偏高并供应困难。虽然当时延安时期已经创建了电台，但是基层群众受经济条件的制约，无法购买收音机设备，因此，广播电台这种口语传播的媒介始终无法深入到基层群众。基于延安时期现实条件的各种因素的制约，只有组织开展读报活动，将“看报”转化为“听报”，才能够使群众接受党的政策宣传。

（二）读报的目的

延安时期，读报组作为报纸的有效传播渠道从而遍布边区农村，党的战事要闻、各类政策、群众生产生活，经过读报组的二级传播传达给边区群众。

1.为什么要读报。延安时期的读报组是党对边区农村开展舆论宣传的重要媒介，对报纸的最终传播效果起了决定性作用。另外，读报活动可以拉近与群众的距离，消除群众对共产党政策的误解和疑虑，从而强化了报纸的宣传效果。《晋绥日报》一篇文章中提到：“在土改过程中，各村组织群众读报，使党报与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一步。”其中群众代表还说：“听报听惯了，一天不听，晚上回去就睡不着觉。”可见，读报活动对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和组织群众方面有着显著的效果。

2.读报内容。读报想要达到预期效果，需要考虑到听众的喜好，因此，读报的内容选择非常重要。对于读报材料的选择，冀晋抗日根据地提出了两个原则：要密切联系当前中心工作内容；挑选让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曾被授予“抗日模范村”光荣称号的山西省原平市上封村对于读报材料的挑选就有统一的规划。从上封村读报组建立，关于读报内容选择上来看，以读报员自身的职业优势为主，而且读报形式多样化，挑选真实可靠的材料为群众读报。对于读报内容的选择上来看，基本上分为几类：关于生产方法、政策宣传以及群众生活，在延安时期，读报组挑选既迎合政策宣传目的，又受群众欢迎的读报内容，无论从政府或群众角度上看，都是被赋予一种不可替代的精神依托。

3.如何读报。组织化读报并不是传者到受者的单向信息传输过程，而是一种互动式、受众为中心以讨论方式强调双方的共意建构。在建构的过程中，读报组如何将大家组织起来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为了不影响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组织读报需要考虑到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川地五个行政村对如何展开读报活动有了详细的梳理，诸如，利用开会前后读报、专门通知群众自己来听、组长到人群中去读、读报人需提前做准备、区上首先研究报上合适的消息，并制定材料读。陕甘宁边区新正县龙头村的读报组组长孙邦礼，不管当时在哪里，只要身边有人就开始为大家读报。除此之外，组织化读报还有一些新鲜的传播形式，比如晋察冀的屋顶广播。村庄一到天黑，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站在屋顶上，用扩音喇叭喊：“现在开始广播了！”在这个时候，各家各户都会放下手上的事情认真听边区和国内外新闻。由此看来，当时的读报形式非常灵活，大部分是在群众休息时间见缝插针地进行。

（三）读报的政治功效

从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来看，工农群众的文化素养低大大降低了我党政策宣传的效果，因此，为了推动基层群众政治整合，讀报组的首要任务就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群众动员活动。胶东根据地的卫荆华在介绍读报经验时指出：“不但准备字和词的熟练，而且要准备读哪段，要对群众进行哪些教育，也就是说事前就确定教育的目的。” 从读报经验中说明了读报活动有较强的政治动员与宣传目的。 除此之外，针对各地区群众的文化水平落后，开展社会教育和提高群众文化水平是党的重要任务。读报活动提高了群众识字的积极性，《解放日报》对农民温汉生努力识字的事迹做了专门报道，“对于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参加了读报组以后，在短短三个月时间内，竟然认识了四百多个字。”

三、“传者”与“受众”互动过程中的舆论传播

延安时期中共鼓励读报组活动，主要出于宣传鼓动的需要。“读报”这种组织化的特点，不仅体现在传者的传播，也体现在受者的参与，更体现在双方之间的互动。

（一）传者角度的传播

作为传者的角度，读报员读报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单向传播，而是一种传受互动，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形式。1954年，威尔伯·L·施拉姆在《传播是怎样运行的》中首次提出传—受互动的意义，明确受众在互动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其实，对于西方的传受互动与“受众中心”论出现之前，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以“群众办报”思想形式体现出了受众地位。因此，读报组的发展路径遵循了“群众办报”的思想逻辑，从革命思想和媒体宣传角度上看，都体现其“一切为了群众”的终极价值关怀。

在传受互动的过程中，群众对报纸中传播的信息接收和反应并不全是直接和即时的，而是通过读报员的传播而受到影响。作为传者的读报员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读报员是边区根据地的“舆论领袖”。在读报互动的过程中，打破了“传播者的话语霸权”与“群众的沉默羔羊”之间不对等关系，取而代之的是公共性的意见表达与相对自由的争论与选择。“群众办报”思想及读报组活动加强群众舆论话语权，有力解构了传统的单向传播结构，对延安时期革命运动的宣传和胜利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受者角度的传播

根据延安时期读报组活动的分析，传者与受者的互动过程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多维度、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公共舆论空间。而在这种公共舆论空间传播中，读报活动对工农群众到底产生多大影响，对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在公共舆论空间中，群众对于读报员而言，他们是受宣传和动员的对象，群众与读报员之间构成了一种双向互动关系。从受众视角感受出发，回顾历史，清末时期流行讲报活动，而对于当时的“讲报”而言，本身就带有一种说教、权威的含义，代表着传者对受者的权威和凝视。传播者对受众是一种内涵权力的存在。而“读报”就不一样了，读是一种公开、公共的行为关系，传者和受众在一种口语式的交谈中实现交流，具有一种交流的公共性。“读”会把受众带入一种交流的公共空间中去，随着读报员的声音，内容在受众思维中产生交流的可能。读报员与群众之间打破了“传播者洋洋自鸣于上，受众茫然失语于下”的不平衡关系，而是一种良性互动与交流的平等状态。

四、结语

受众研究视角从最初的“枪弹论”到“受众中心论”，受众地位有了很大转变。“群众办报”思想作为延安时期毛泽东新闻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党的新闻事业宣传方针的理论依据，一直都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但是鲜有从读报组这一具体实践形式出发，延安时期读报组的发展过程是“群众办报”思想的集中体现，采纳基层群众读报组的实践经验，形成“从群众中来”的逻辑起点，通过对读报组开展经验进行集中总结，形成“到群众中去”检验效果的发展过程，构成了陕甘宁边区群众文化教育与新闻传播事业中“群众办报”的基层路线图景。

作者系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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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孙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