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治霖

西方有一句法諺，说法律不管的“三件事”：旧往之事，琐碎之事，以及内部之事。其中，不理旧往之事，这比较容易理解，它就是今天的“法不溯及既往”精神。

但另外两件事，于今人来说就很陌生了。

先是“不管内部之事”，在过去，“内部”有内部的规章，比如行会、宗教社团等等。又或者是，内部有权威的自治权代理人，如宗族中的族长等等，所以，法律介入“内部”时需要谨慎。

不管琐碎之事，是说法律关注的是一般性事物，它对个人私下的行为不作约束。例如我们熟知的《威尼斯商人》，夏洛克的“一磅肉”合同，属于他与当事人的私下约定，虽然明显不合道义，但法律明文不会约束。

对于琐碎之事和内部之事，“两个不管”之间，留下了一个交叉重叠的“法外之地”，那就是家庭生活的场域—它显然是内部，且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小家庭更是家族“内部的内部”。另一方面，家庭生活中的纠纷，除了造成严重后果的刑事犯罪外，几无不是“琐碎小事”，取证难、调查难，介入成本高，但社会效益接近于零—当然是对古代而言。

在有意的规避下，古代婚姻中对个人权益的法律保护，自然是无从谈起。万幸的是，我们并不生在古代。

从结婚开始

西方法谚的“两不管”，在中国俗语中很容易找到对应，那就是有名的“清官难断家务事”。

凡事有其由来，家庭和家务事的“难断”，是因为它们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家庭作为社会运转的最小单元，其中的“群己权界”已经不太分明。社会对于夫妻“一体同心”的设想，更进一步淆乱了家庭内的权责界定。

1950年版的婚姻法其中“男女权利平等”的规定是具有开拓性的。它打破了旧式婚姻中，夫妻“一体同心”的构想、家庭作为整体的“内部”性质。

说是“难断”，不是不断，但是，古代公务员对于家庭纠纷的处置，无法超脱于礼法和宗族利益的考虑。“孔雀东南飞”的悲剧催人泪下，后世又有“梁祝”生死相依。岂止“东南西北”？多的是无尽鸳鸯无枝可栖。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让婚姻当事人丧失了自主权。另一方面，婚姻中又处处是身不由己。《红楼梦》的名篇“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香菱苦尽甘来，本来与冯渊结为一对，但薛蟠将她夺去做妾。由于孤女身份无人做主，她也就只能“嫁狗随狗”。

如果开一个脑洞，香菱受到现代法律保护，那么，根据婚姻自由的原则以及相关细则规定，她与薛蟠之间显然是无效婚姻、应予撤销。这对现代人来说，要解决问题太简单了。

只不过，真要如此，香菱要等到《红楼梦》成书的215年后—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在1950年颁布。

从那时起，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婚姻才开始成形。此后，婚姻法经过数次修订，我们可以从中看见婚姻法的变迁以及背后的社会现实的发展。

第一部“婚姻法”重在革除封建风俗，其文风与今天的法律显然不同。整部法律仅有27条规定。其中，“原则”一章有两条规定，原文如下：

第一条：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第二条：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藉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

规定中的每一项，都显然是对封建礼教的“有的放矢”。有一派观点认为，法律中“原则”的部分，通常只是空洞的规则，不会解决实际问题。但是在民法中，这肯定不能成立。

经历了数次婚姻法草案的修订、婚姻法重要起草人巫昌祯曾表示，每一部法律的通则部分都是宣言性的，它本身不解决具体问题，而是一种导向。

对于1950年版的婚姻法来说，“原则”一章的规定，多为破除封建陋习，其中“男女权利平等”的规定，却是具有开拓性的。它打破了旧式婚姻中，夫妻“一体同心”的构想、家庭作为整体的“内部”性质。“法律不理内部之事”，从此对家庭失效。

换言之，从这部婚姻法起，家庭不再是一个绝对的整体单元，它看见的是个体的人。

离婚，“冷静”了没？

爱尔兰作家王尔德有一句“至理名言”，他说：“导致离婚最大的原因，是结婚。”

此话近乎废话，但是颇有意味：在“人权”“平权”相继经法律落实后，旧有的婚姻道德破裂了，但有了新式的婚姻以及自由选择权，人们就过得更好了吗？

这是另一个版本的“娜拉出走后”之问。在个体得到了解放后，面对着偌大世界，又该做出怎样的选择？

传统文化的力量，不可能一朝消散，它依然顽强地附着在个人身上。在中国，婚姻法以及它所面对的现实，都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变化过程。

尽管婚姻自由落在了“原则”一章，但是，离婚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1950年婚姻法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双方应向区人民政府登记，领取离婚证；区人民政府查明确系双方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确有适当处理时，应即发给离婚证。

双方自愿离婚，乃是“最理想的离婚”，不过，“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情形就麻烦得多。

1950年婚姻法规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得由区人民政府进行调解；如调解无效时，应即转报县或市人民法院处理；县或市人民法院对离婚案件，也应首先进行调解；如调解无效时，即行判决。

从条文上看，此类离婚的情形，都要经过两轮调解，并且需经过“政府—法院”两重判断，当中所花的时间，想来不会比现在的“30天离婚冷静期”要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