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治霖

西方有一句法諺，说法律不管的“三件事”：旧往之事，琐碎之事，以及内部之事。其中，不理旧往之事，这比较容易理解，它就是今天的“法不溯及既往”精神。

但另外两件事，于今人来说就很陌生了。

先是“不管内部之事”，在过去，“内部”有内部的规章，比如行会、宗教社团等等。又或者是，内部有权威的自治权代理人，如宗族中的族长等等，所以，法律介入“内部”时需要谨慎。

不管琐碎之事，是说法律关注的是一般性事物，它对个人私下的行为不作约束。例如我们熟知的《威尼斯商人》，夏洛克的“一磅肉”合同，属于他与当事人的私下约定，虽然明显不合道义，但法律明文不会约束。

对于琐碎之事和内部之事，“两个不管”之间，留下了一个交叉重叠的“法外之地”，那就是家庭生活的场域—它显然是内部，且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小家庭更是家族“内部的内部”。另一方面，家庭生活中的纠纷，除了造成严重后果的刑事犯罪外，几无不是“琐碎小事”，取证难、调查难，介入成本高，但社会效益接近于零—当然是对古代而言。

在有意的规避下，古代婚姻中对个人权益的法律保护，自然是无从谈起。万幸的是，我们并不生在古代。

从结婚开始

西方法谚的“两不管”，在中国俗语中很容易找到对应，那就是有名的“清官难断家务事”。

凡事有其由来，家庭和家务事的“难断”，是因为它们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家庭作为社会运转的最小单元，其中的“群己权界”已经不太分明。社会对于夫妻“一体同心”的设想，更进一步淆乱了家庭内的权责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