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远

2019年2月1日，《天空之城》第20集在韩国播送，在这一天晚上，创下了韩国非无线电视台的收视新纪录。没有知名演员，也没有曲折的爱情故事，这部韩剧聚焦于教育议题，讲述了一个高档小区里四对父母，为了将子女送入名牌大学就读，不择手段进行斗争的故事。

“看起来夸张，但拍摄的一系列现象在韩国是真实存在的。”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王晓玲对南风窗记者说，她专注于韩国社会文化研究近20年，认为《天空之城》通过艺术化的呈现，揭露了韩国教育系统的弊病。

在故事里，父母对于成绩的执念，最终酿成无可挽回的家庭悲剧，编剧希望借此告诉观众，韩国过度的教育狂热，正在对孩子们造成危害。讽刺的是，这样的批判卻起到相反的作用。

《天空之城》主人公同款“封闭书桌”意外走红，销量增长了8倍。剧中，“升学协调员”金珠英是摧毁孩子心智的反派角色，这一职业在现实之中的业务需求量却随着电视剧的播出节节升高。

在韩国创造经济奇迹的故事里，成功的教育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章。然而，韩国教育在助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让全社会承担了极其沉重和高昂的成本。

升学竞争与私教育

首尔市江南区，大峙洞。

在3.53平方公里的街区内，密密麻麻分布有1000余家补习班。在这些教室里面，每年创造出韩国近20万亿韩元（约人民币1092亿元）的“补习班经济”。

和城市的其他区域不一样，大峙洞附近的晚高峰在晚上10点左右。学生们从补习班鱼贯而出，走向在街区附近等待着接送的家长。私家车、巴士头尾相接，造成交通拥堵的状况。

韩国统计局2019年数据显示，有近四分之三的学生在参加课外辅导。2017年纪录片《教育的悖论》统计，韩国多数家庭每个月在补习班上的花费超过100万韩元（约人民币5500元），有家庭甚至超过300万韩元（约人民币16000元）。

首尔大学教育人类学硕士，在韩国生活工作了18年的孙睿向南风窗记者证实这一宏观数据的真实性。她育有2个孩子，每个孩子每月的补习开销控制在100万韩元左右。

“要根据不同家庭的经济实力和孩子数量来看，”她说，“我身边的家长来说，如果家里只有一个孩子，为他充分投资一个月200万韩元的情况不在少数。如果家庭条件一般，每个孩子50万（约人民币2700元）左右的费用也是需要拿出来的。” 无论是300万还是50万，于家庭而言，都不是一笔可以忽略不计的支出。

去年5月，韩国政府为帮助家庭减轻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压力，向每个拥有四名及以上成员的家庭提供100万韩元救助金。韩联社报道，不少韩国家庭选择将这笔紧急冠状病毒救助资金用于支付孩子补习班学费—“他们不愿减少教育支出，即使他们不得不在其他领域勒紧裤腰带。”

2019年，韩国用于私立教育的支出飙升至20.99万亿韩元（约人民币1146亿元），这一数字是10年以来的最高点。

“补习班为韩国家长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大家都觉得这样不好，但是没办法。因为韩国的公立教育形同虚设，家长们不得不依赖补习班。”孙睿说。

补习班的教学进度比公立学校超前。以数学为例，六年级毕业时完成公立学校初三的学习内容，最晚在中学三年级完成高三课程。

《时代》周刊记者在参观韩国学校时发现，“教室里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在睡觉，而老师却若无其事地继续讲课”。“学生们在补习班早学过了，所以老师讲得很随便，学生们听得也不集中。”孙睿说，“私教育本应成为公共教育的有力补充，但是在韩国，完全本末倒置了。”

在首尔的街道上，会看到许多补习班的玻璃上贴着黑色的胶布，这样，晚上开着灯从外面看不到光。“晚上10点以后，补习又转为了地下，继续进行。”孙睿说，“除非被举报。”

“韩国高中的复读生很常见。如果你的孩子没有在上高中前把知识学过一遍，完全无法和那些复读生竞争。”她亲自去查阅江南区几所高中的复读率，有的竟高达50%，而且，“基本都是好学生才复读”。为了被一所优秀院校录取，第三次复读、第四次复读的情况也不罕见。

“真是内卷得厉害。”孙睿感叹。置身其中，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与之抗衡。韩国的教育系统，早已变成一头可以撼动整个社会根基的庞然怪兽。

韩国政府治理

韩国的教育竞争之所以如此“惨烈”，有其社会历史原因。

“一是受儒家文化影响，尊重知识、重视教育，这是东亚的文化传统，其二，韩国国土面积有限，自然资源短缺，他们的经济发展是通过高水平的人才来支撑和推动的，所以更加重视教育。”王晓玲分析。

朝鲜战争之后，韩国的校舍几乎是一片废墟。政府于1954年颁布《初等义务教育计划大纲》，积极展开建设。短短5年后，韩国适龄儿童入学率便达到96.4%。

到20世纪60年代末，韩国的考试竞争便已相当激烈，补习班开始兴起，为那些希望进入优等学校的学生们提供额外辅导。

1973年，《韩国日报》报道，70%的初中生在课外参加补习，其中患有身体或精神疾病的，高达27%，被人们形容为“初三升学病”。韩国教育部为扭转如此的“入学考试地狱”，缓解愈演愈烈的择校竞争，于1973年制定了“高中平准化”政策，取消重点学校、重点班之分，将全国高中划分学区，让通过国家会考的毕业生按学区确定学校就读。

然而，此举仅仅是将中考的升学竞争延后至高考阶段。中考没有了压力，但学生们依然需要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才能进入理想的大学。“没有了重点班，希望得到优质教育的学生转而求助于校外补习。”王晓玲解释，补习市场进一步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