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康

一

鲁迅长胡适十岁，成名较之胡适稍迟。1917年1月，陈独秀来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新青年》随之迁来北大。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发表，视为新文化运动标志性事件。此时，鲁迅正在教育部供职，做的是佥事的闲职，他精神状态正如他自己所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他躲在补树书屋内，整日抄写古碑碑文，以纾解郁悒苦闷的心怀。同乡好友、北大教授、《新青年》编辑钱玄同常来叙谈，希望他从消沉、颓废的情绪中解脱，振作起来，“做点文章”，参加到《新青年》的群体之中。

鲁迅读过陈独秀和胡适的文章，对他们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兴起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的气魄和胆略，极为佩服和向往。次年1月，鲁迅应邀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和胡适等人成为同一条战线的盟友。自此，他们开始了正式的交往，1918年8月《魯迅日记》：“收到胡适之与二弟信。”“二弟”即周作人，这是他们交往的最早的文字记录。

当胡适在《新青年》发表《贞操问题》一文，批判封建主义的贞操观，指出“烈女杀身殉夫，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呼吁“绝对的反对褒扬贞操的法律”时，鲁迅积极呼应，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之节烈观》，指出节妇烈女是残虐的非人道的行为，人们应该自觉地抵制这种“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呼吁女人有权享受和男人一样的“正当的幸福”。

新文化运动最具时代意义的战斗口号是“打倒孔家店”，而最早提出这一口号的则是胡适。他说，中国“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接着，鲁迅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更是对孔、孟之道作了最为激烈、大胆的批判，他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他们都是诲人不倦的导师。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创办《新潮》时，胡适积极支持，并担任顾问。鲁迅不仅是《新潮》的支持者，还就编辑方针等问题写了具体的意见。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几个重要团体如“语丝社”、“莽原社”和“未名社”等，都得到过鲁迅的帮助和支持。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新文化运动的拓荒期，鲁迅与胡适是同道是战友，他们心心相印，披肝沥胆，有着共同的意愿和思想批判的目标，对新文化运动具有热情的冲动。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说：“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

胡适对鲁迅也有类似的评价：“他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并说鲁迅的作品“在社会上成为一个力量”，这种力量的激荡才使新文化运动形成磅礴之势，奔涌着浩荡向前。

二

他们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还是颇具影响的学术大师，尤其是治中国小说史和文学史，其丰硕的学术成果，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中国小说自来无史，1919年，胡适告诉钱玄同：“将来我想做一部《中国小说史》，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他……这事不是容易的事，不知将来谁人先我为之。”

其实，鲁迅已在进行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1920年9月，他即在北京大学正式开设“中国小说史”的课程，授课内容多是平日所辑录的《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和《小说旧闻钞》等。他编写的《中国小说史大略》由北京大学印刷，后来又继续修改补充，改称《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12月和1924年6月，由新潮社分上、下册出版。至1935年，《中国小说史略》已完成十版，并成为最后的定稿。

他们在共同的学术领域内切磋辩难、互通信息。据《鲁迅日记》记载，1921、1923、1924三年，胡适致鲁迅信十二封，鲁迅致胡适信十四封;胡适赠送鲁迅的书刊有《读书杂志》、《西游记考证》、《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鲁迅赠送胡适的书有《中国小说史略》和《呐喊》等。胡适关于金圣叹腰斩《水浒传》的分析和《红楼梦考证》等，都为鲁迅所赞赏，《中国小说史略》在叙及《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镜花缘》、《官场现形记》和《后水浒传》时，都曾引用过胡适的考证材料。鲁迅读过胡适为《水浒传》所做的两种序后，赞不绝口，致信说序文“极好，有益于读者不鲜”，“我没有做过序，做起来一定很坏，有《水浒传》、《红楼》等新序在前，也将使我永远不敢献丑”。

鲁迅在与胡适的学术文化交流中，曾劝胡适专心文学创作，胡适听了也为之心动。1922年3月4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与启明、豫才谈翻译问题。豫才深感现在创作文学的人太少，劝我多作文学。我没有文学野心，只有偶然的文学冲动。我这几年太忙了，往往把许多文学冲动错过了，很是可惜。将来必要在这一方面努一点力，不要把我自己的事业丢了来替人家做不相干的事。”

启明即周作人，豫才乃是鲁迅。胡适、鲁迅两人相较，胡适的学者成分居多，鲁迅的文人气息较浓。所以，鲁迅的传世之作多是小说等，胡适则不然，除了作些新诗外，很少文学创作，留下的多是考据论说之作，这其中就有他对中国小说的极有见地的考证。

胡适提出的《红楼梦》乃作者“自叙传”一说，更是创立了别开生面的新红学理论。鲁迅对此充分肯定，认为胡适“自叙传”，“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胡适先后对《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十多部章回小说作了考证，并写了多篇文章，后来结集成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

胡适在谈到中国小说的研究成果时，总是把鲁迅摆在重要的位置。他说：“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1922年5月，他作《〈三国演义〉序》时特意指出：“作此序时，曾参用周豫才的《小说史讲义》稿本，不及一一注出，特记于此。”他原本假设《水浒传》有古本，读过《中国小说史略》后，感觉到鲁迅的论点“很细密周到”，便订正了这种假设。

三

1934年7月，他们的共同朋友刘半农病逝，鲁迅在纪念文章《忆刘半农君》中，将陈独秀、胡适、刘半农一一作了比较。他说：“《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鲁迅是把刘半农当作“亲近”的朋友，而对于陈独秀和胡适则只是“佩服”。陈和胡又有些微的区别，对陈“用不着提防”，对胡却“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也就是说，鲁迅终归看不透胡适，对胡适在心理上还是设了一条防线。

当然，这些并不影响他们做事论人的立场和态度。1934年5月，鲁迅在指导他的日本朋友增田涉翻译《中国小说史略》时，嘱咐增田涉务要注意胡适的小说史研究成果，要根据《胡适文选》中的意见，订正《中国小说史略》的有关错误。

胡适特别推崇鲁迅在白话文学上的成绩，早在1922年，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便说，中国短篇小说创作，“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后来，鲁迅对胡适多有批评，胡适采取的则是“老僧不见不闻”的策略，不置一词，不予反驳。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鲁迅身后，有人向鲁迅大泼脏水时，胡适仍能以持平的心境，客观、公正地评价鲁迅的文化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