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乐黛云老师的《九十年沧桑》出版了，我便请北大历史系在读博士生高学思买两本，方便时去拜访乐老师，同时请她题签留念。学思少年英持，聪慧敏捷，他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在复旦大学力学系读硕士，又在印度马德拉斯大学攻读史学硕士，并决定以印度史学为今后的学术方向。我也曾给钱乘旦教授写信，推荐学思投其门下。

今年6月1日，学思依约到十三公寓登门拜访，首次见面的一老一少相谈甚欢。乐老师鼓励他做一个“中、西、印三通”的学者，他微信对我说：“乐老师传奇、博学，是半部北大史。”还说她非常关心我，问了我不少情况。6月3日，我收到了学思寄来的《九十年沧桑》，上有乐老师“龙余存正”的题签，我欣喜不已。

乐黛云老师是我生命途中的恩师、贵人。

深圳大学成立不长时间获教育部高分评估，我做贺诗一首，头两句为“燕园梵学十九年，得识气象万万千”，乐黛云老师和汤一介老师即在这万千气象之中。让我真正感知乐老师的精湛学术和人格魅力的，一是她对季羡林先生的评价，二是她担任深圳大学中文系主任后对我的提携和关爱。

1946年，赤贫家庭出身的季羡林留德十年后回国，胡适校长聘他为北京大学新成立的东方语文学系主任、教授。从此，中国东方语言学有了学科必不能少的带头人，其间身为文学院院长的汤用彤先生的推荐、提调，自然是不能少。经过几十年的弘毅不止，季羡林成了“中国最高老师”（饶宗颐语），“一位熔铸古今、汇通东西的大学问家，引领时代学术思想文化潮流的大思想家”。他对汤用彤后人的携提自不待言，汤一介、乐黛云对此亦铭感五内。为庆祝季羡林九十寿辰，乐黛云组织出版《季羡林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在后记中说：“先生的沛然正气，仁慈胸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正如孟子所说：‘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我就是在这‘不言而喻中沐浴春风，始终以先生为自己人生的楷模。”在《大江阔千里》中她又说：“先生的风范，为我毕生仰慕，而要企及先生的境界，却实非我力所能及，然而，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我愿沿着先生的足迹前行，无怨无悔，直到永远。”乐老师对季先生的评价发自肺腑。爱佛及花，我自然对奉花礼佛之人充满敬慕。

1985年，乐老师和汤一介、胡经之、李赋宁等北大教授，在深大首任校长张维院士的带领下南下荔园。深大中文系的建设进入了快车道，乐黛云任中文系主任兼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汤一介任国学研究所所长，胡经之和封祖盛任中文系副主任，他们四位特别是乐老师对从小语种大改行到中文系谋职的我，不但不见外，而且钟爱有加。时任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的罗征启先生，为了让汤一介、乐黛云夫妇安心工作，有地方安置藏书，特意在自己楼上安排了一套和自己同样的三房两厅居室。乐老师见我家人多，住得挤，就对罗校长说：“我们半年在深大，半年在北大，能否请郁龙余家和我们合住，我们不在时替我们看家？”罗校长呵呵笑道：“房子既然分给了你们，由你们作主。”我们搬进去后，乐老师说：“给我们留一间主卧，其余的统统你们用。”这样，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住在一套房子里。他们二位对我们疼爱有加，总是说我妻子漂亮能干，两个双胞胎女儿可爱。

汤老师、乐老师对我的关爱，主要体现在教学和科研上，给我压担子、指方向。他们多次对我说：“做中国大学者必须中、西、印三通，光懂中、西还不行，你是搞印度文学出身，有条件三通，好好努力，不然太可惜了。”為此，汤老师嘱我为其主编的“港台海外中国文化论丛”编《中西文化异同论》。我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编成此书，并写了一万多字的前言。这是我正式踏上学术之路的第一个脚印，前言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心得体会一直受用至今，并影响了不少人。

乐老师则要我为她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编《中印文学关系源流》，我为此书写了长篇论文《汉译佛典中的印度文学》。对于我的研究成果，她总是用写序的方式给予推介肯定。她在《中国印度文学比较·小序》中说：“‘中印审美主体构成、‘中印文化与味觉思维、‘中印味论诗学比较、‘中印修辞论比较，各章则相当系统地总结了东方美学的一些特点，为美学研究提供了很多非常重要的侧面。应该说，这本书不仅是当下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而且也是美学研究、印度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重大成果。”

其中，乐老师还说道：“龙余对中印文学的研究称得上是‘十年积累，十年思考。”“目前这部《中国印度诗学比较》不愧是在坚实的学术资料基础上长期铸造出来的集大成之作。”“更重要的是，龙余还特别强调构建全书的精神是‘求真不求圆。求真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求圆就是绝不追求某种观念性的‘体系完整，而不顾事实地、人为的对资料进行剪裁和增删，举世都热衷于建构‘体系之际，我认为这一点尤其重要。”她还引述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乐老师不仅肯定我，而且对我的学生汤力文、杨晓霞、刘朝华、蔡枫等给予大力表扬。她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写‘中印艺术诗学一章的蔡枫，她是深圳大学2002级硕士研究生，但对中印艺术研究的功力已是不同凡响。”“他们都是深圳大学的骄傲。”“从他们可以看到一支研究中印文化的年轻学术队伍正在茁壮成长。”

乐老师不但自己关心、爱护我和深大的学生，而且还动员她的“关系户”一道来关心、爱护我们。暨南大学副校长、中文系主任饶芃子教授为中国当代著名女史，和乐黛云是公认的“学界姐妹花”，有“北乐南饶”之称。在她们的提调、拉扯之下，深圳大学和暨南大学走得特别近。章必功校长曾应邀给暨大全体中层以上干部做高校改革的报告，胡经之教授和饶芃子教授联手申报文艺学博士点。饶老师还特意交代我为她主编的“比较文艺学丛书”编《中国印度文学比较论文选》。我愉快地完成了任务，并在《编后记》中说：“1987年，深圳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在乐黛云教授主持下，组织出版了一套《比较文学丛书》。我遵嘱为丛书选编了一本《中印文学关系源流》。十三个年头过去了，中国学者对印度文学的研究，包括对中印文学比较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这种进步，一看我选编的这两本论文选就了然于心了。”

汤老师和乐老师是“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是当代中国的一对“学术鸳鸯”，既是“苦命鸳鸯”，又是“恩爱鸳鸯”。2014年5月4日，是北京大学一百一十六周年诞辰。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大学人文学苑，和八十七岁的汤一介先生促膝交谈，了解《儒藏》编纂进展情况，充满温暖。

我在向汤老师请益过程中，渐渐对他的人品学问有了深刻认识，并集句写成《怀汤一介师》：

开新儒释道，中西马兼融。

和谐诚为体，中庸是其用。

成事不必己，度人甘卧身。

三藏添新典，光前裕后人。

乐老师电脑桌前方墙上，挂着汤老师的大幅照片。我知道她天天思念生命中的另一半，就把这首集句诗发给她。她微信回我两字：“全面。”

乐老师的人格魅力和精湛学术，在其《我的五字人生感悟》中有着深刻的自我表述：第一个字“命”，你必须认命，这叫命中注定。第二个字“运”，我就相信这个运，就是说“时来运转”。第三个字“德”，道德是任何时候都要修的，“在我最困难、最委屈、最想不通的时候，我觉得有一句话是我生活的支柱，那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尽管那时什么权利都被剥夺了，但我还可以做一个好人”。第四个字是“知”，知是你自己求的，就是说你要有知识，要有智慧，这一点，我也觉得我也一直没有放弃。第五个字是“行”，“上面谈到的一切，最后要落实到你的行为，这个‘行其实是一种选择”，“总之，命、运、德、知、行，这五个字支配了我的一生”。乐老师用这五个字总结自己的人生，是深刻而精确的。但是，我认为还可以加一个字“直”，就是耿直、心直、直爽、直笔、直脾气。这个“直”是乐老师的性格底色，正是这个直和命、运、德、知、行互相激荡作用，奏响了这位当代著名女史的命运交响曲，那么传奇、激越、欢乐、悲楚和回味无穷。

她本是出生在書香门第的苗家女，背着教授父亲报考北京大学。1949年还是个学生就加入了共产党。1950年，她参加布拉格世界学生代表大会，受到热烈欢迎，一下飞机就没走过一步，一直被捷克青年扛在肩上。回国前，征询她是否愿意留在全国学联驻外办事处工作，有机会到莫斯科大学留学，但是她一口回绝了。回国之后，她到各单位做报告，神采飞扬，红极一时，她说：“这是毛主席的荣耀！”并向毛主席宣誓：“你什么时候号召我们起来保卫祖国，我们将贡献我们的一切来响应你的号召！”1952年大学毕业时，她有机会给北京市市长彭真当秘书，后因档案找不着而作罢。1958年，反右高潮已过，她却被打成了“极右派”，开除党籍和公职，立即下乡劳动改造。一向不求人的汤用彤先生，为了未满月的长孙求情，要求允许长媳缓期下乡，1927年入党又留德的江隆基副校长同意了。此后，她“当过猪倌、伙夫、赶驴人、打砖手，也学会了耕地播种、收割，最后又回到了学术岗位”。

季羡林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中说：“我的镜子照出了二十世纪长达九十年的真实情况。”对自己的一生，“概难言矣”，说上句“天凉好个冬”，但是他爱国之心不死，说“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粒灰也还是爱国的”。乐黛云的心也是一面镜子。如果说季羡林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镜子，那么乐黛云就是中国女知识分子的镜子。她在《九十岁感言》中说：“虽然我有机会长期留在国外，但我最终还是回到了北大。”“我爱北大，爱她美丽的校园，爱她自由创新的精神。我深深地感谢命运给予我的一切，光荣与卑屈，骄傲与耻辱、动荡与宁静……”放在中华民族屈辱而奋进的现代史中，乐黛云的这段话非常好理解。

新中国由苦难的旧中国浴火重生，并取得了无比辉煌的成功。这辉煌以苦难为代价，是中国史和世界史上最惊天地、泣鬼神的苦难辉煌。这苦难辉煌的主人翁包括浴血牺牲的无数人民英雄，包括为新中国建设流血流汗的无数工人农民，包括在沙漠深处研发“两弹一星”的钱学森、钱三强等科学家，也包括以季羡林、乐黛云为代表的无数在苦难中做出杰成就的广大爱国知识分子。

《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就像耕耘与收获、牺牲与胜利的关系一样，没有苦难，何来辉煌？不仁实为大仁。真正的有识之士，总是迎难而上，在苦难中成就事业。宋代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说：“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没有苦难，李清照不会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女词人”。没有苦难，乐黛云不会成为当代著名女史、中国比较文学领军人物。正所谓：

文章憎命达，劲松喜巉岩。

锋从磨砺出，苦难育俊贤。

乐黛云这面镜子，照出了“劲松”的性格、苦难和辉煌，她的丈夫汤一介、老师季羡林等也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