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儒宾

一

动物的成长有个关键期，过了那个关键期，生命的模式就定型了。科普畅销书《所罗门王的指环》、197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之一的康拉德·劳伦兹曾举出一些动物认父母的例子，指出往往在出生后的那个时刻最为重要，幼雏当时所见者往往即一见钟情，终生不移。有一部依据动物关键时刻理论所拍的电影《返家十万里》，即描述动物学家如何照顾一群雏雁，教导她们飞行。当滑翔机冉冉飞起升空，后面跟着幼雁排序飞翔时，这位雏雁的“母亲”终于完成了她的任务。

在一些民族的神话中，原始乐园是人兽共荣、狮子与绵羊一家的。人这个物种大概也分享了一些动物的特色，据说幼儿过了语言的学习期，再学语言就很艰难。相反地，幼儿学的语言所谓母语，很可能一辈子忘不了。我有位朋友的母亲是蒙古族，但长期在汉人圈中生活，来台更远超过七十年了，但到了晚年，她喃喃自语的语言竟是儿时得自环境的蒙古语。大概人的年纪越大，他越从意识层回到生理生命的结构层，关键时刻所得的技艺（包含语言）即成了生命构造的环节，相对地，意向性较清楚的意识（所谓白昼意义）所学习得来的内容会随着生命逐渐回到自己，将逐渐被淡忘掉，或者丧失自性而融入更底层的生命构造中。如老照片经过岁月的折磨，它将淡入时间。

一般知识的习得不是在所谓的关键时刻发生，所以和原始生命的连接比较不会那么深。但有些知识如果能够和生命深层的要求相契，它有可能即成为一生的学问，也许这样的知识不见得可以明文化，但它会和生命底层的某种驱力结合，形成生命的风格。大体说来，宗教知识或带有宗教内涵的知识（如形而上学、瑜伽法门等）比较有这样的机会。有的人在年轻时期闻一善言，见一善行，即终生依此轨道而行，孟子这样说过，事实上确也有这种类型的行者，陆象山就是。据说他十三岁时，听到“往古来今是宙，四方上下是宇”的说法后，即警觉道：“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宇宙内事即己分内事，己分内事即宇宙内事。”他一生的行事都是在这种宇宙心的格局下开展的。关键时期的一句话影响一生，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像陆象山十三岁即有此体悟，只能说是百年难得的早慧。苏东坡曾说“书到今生读已迟”，对早慧者，我们只能拱手礼赞。

陆象山的例子可想见地，一定不会多，倒是人生到了一个成熟的年龄后，对更深层的生命需求有所体悟，或许还较常见。据说乾嘉考据学派的祭酒戴东原晚年曾说：“生平读书，绝不复记，到此方知义理之学可以养心。”方东树说这是晚年戴东原对程朱理学的回归。这种说法可以相信是靠不住的，戴东原自有一套安身立命的学问，不必假道程、朱。但戴东原是否有可能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他认为一生知识之大者在于《孟子字义疏证》这类的义理作品，它的价值远超过一些经验科学类的著作，那么，他说过这段话是可能的，而且也是有意义的。只是他认为可以养心的著作不是程朱理学，而是他所重视的“血气心知”基础上的性情学。

二

每个人生命成长的轨道不一样，成长的过程有没有关键时刻，或者关键时刻落在何处，也不会一样。我的生命及知识都不足道，但学界朋友多认为我对儒家思想、身体论、神话思想有些研究，至少我的兴趣倾向很明显，多年来的研究领域也在这几个板块。研究深不深入，地不地道，姑且不论，但有条线索贯穿这个领域，应该还算明显。上述几个知识领域，除了神话思想领域是博士班以后明白、转浓以外，其余的领域应该说是在中学已经有了影子。这不是早熟，而是动物出生睁眼看到的物相影响了后来的生命行径。

1970年夏、秋后，高中阶段已进入第三年，迎接即将到来的高中联考。但当时不知怎样的一个机缘，有可能是童子军的活动，学校的一些男女学生居然可以远至彰化八卦山区露营。露营的种种细节已不复记忆，整个活动，我只记得在营区不远处的书摊买到一本《当代中国十位哲人及其文章》，这本书是由一家不甚出名的书店出版的，此书初版才一年，定价十八元，我估计应该是以半价以下的价格买到的。

当时何以有闲钱可以买此书，虽然钱额不大，但在阳春面一碗两块钱的年代，还是耗了钱，买书仍是费解。此书搜集了章太炎、欧阳竟无、王国维、马浮、熊十力、张君劢、梁漱溟、唐君毅、牟宗三、陈康等十位哲人的文章，多为短文，编者选文的标准是“哲人全幅真性情之流露”，而且可使“后学兴起向往的感觉”，这种选文标准带有励志的性质，旧时代气息浓厚。这部书显然不怎么畅销，因为同一位编者在两年后编了一部类似性质的选文，自己说出来的。

这部书所说的哲人多为儒者，其中六人更列名新儒家之林，比例相当高，不列名新儒家之林者也对儒家义理多同情之意，比如欧阳竟无，他做的《夏声说》曾吸引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我。在见到此书之前，上述这些人名对我说来就是人名而已，正是这部书将我引进新儒家之林。这部书所选的文章虽以引发性情为准，但有些文字显然不是高中学生能够进入的，如陈康、牟宗三两先生的文章。然而，就生命处在青春萌动时期的学生而言，能读到引发他的生命超拔朦胧的童蒙时期，也超拔周遭流俗氛围的文字而翻入新的阶段，不能不说是幸运之事。这部书的选文，尤其熊十力、唐君毅两先生的文章当时吸引了我，而且这样的磁力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它们具有人生指针的作用。

当时新儒家学人对我的启发作用无疑和青年人特有的人生茫昧的困惑之情有关，有蒙昧才有启蒙。而这丝门隙微光所以能逐渐扩大，是需要一些增上缘的。凡台中一中毕业而有带有些儒家情怀者，学界朋友多认为和蔡仁厚先生的夫人杨德英老师有关。杨老师是台中一中的语文老师，印象中常着旗袍，面含微笑，对一中有些学生颇有影响，我的一中同学即颇有人受益于她。我没上过杨老师的课，但每在校园见到她面含微笑地走过，总觉得她是一中美丽的风景。我当时对新儒家的兴趣不是得自老师，反而受益于当年的沙鹿旧友。

这些旧友除了一位北上入建中外，其余多进入台中一中。他们当年因为不同的个人背景，其中也有台中一中或杨德英老师的因素而进入的，但其余的人却各有不同的因缘。现在回想，高中生读熊十力、唐君毅先生的文章，能了解到什么程度呢？但当时一伙人确实很热衷，讨论得很热烈。记得一晚曾在建中同学的祖父母家老宅，彻夜长谈，从《中庸》到熊十力，自以为有所得，內容现在多记不清了，只记得老祖母出来劝导道：“时间不早了，该睡觉了。”中国的五伦关系中有朋友一伦，对青少年而言，同侪间的相互鼓舞作用甚大。反过来说，同恶相济，交引日下，这种负面的例子也不是没有。青少年会碰到什么样的朋友，多为偶然，我算是很幸运的。

进入台中一中后，我碰到的新儒家因素之一是当时出版熊十力、马一浮先生著作的广文书局。广文书局多出版文哲典籍，影印线装书出版，字字团团浓厚，没有标点，版面黑压压一片，颇不便初学。但它出的熊十力书如《十力语要》、《读经示要》，却有断句，版面清晰，更重要的是价格便宜，常年特价。在贫困年代，书价会影响一个人的阅读范围，他的阅读有可能即影响了一生的定位，这种事在穷学生阶段更是可能的。广文书局印的马一浮先生的书，也采价廉长销的方式。我对广文书局的情况不甚了了，但直觉相信负责人对熊、马两先生的书是有情感的，廉价促销为的是促销他们的理念，希望读者可以因此进入“宫庙之美、百官之富”的儒家世界。广文书局后来不知因何心血来潮，可能想到台中有文化城的美誉，居然在台中火车站附近开了一家名为同文书局的分店，借以传布国学要籍。但开店后，门前冷落车马稀，难以为继，不久即拉下门窗，败兴返北。

我在高中颇着迷熊十力、唐君毅先生的著作，着迷处不见得在他们的思想，虽然他们说的道理也可促成朦胧的向往，但高中生有什么学力，可以啃下天人之际的道理。可想而知，当时受惠的主要是他们的文字的感染力。熊十力的文字有股奇特的魔力，直显出他以道自任的使命，能相应者多会受感发。据说他的为人更是如此，虽然脾气大，不循循善诱，但能承受他的狮子吼的语言暴力者，常会暂时受挫，却一生感佩。熊十力的字迹也特别，我见过他的亲笔信，浓墨粗字，写完信后，再自行以朱砂圈圈点点，重要处会再加“此处吃紧”。他的字是素人字，还是行家字，连书家都说不上，但文字相极佳，令人欢喜。

相对于熊十力的金刚怒吼，唐君毅则是慈眉善目，一片菩萨心肠，用禅宗的语言讲，则是老婆心切。唐君毅的学术文章，比如《中国哲学原论》的系列书的文字颇为缴绕，而缴绕的原因和他同时要兼顾两方的立场，调和其间的关怀有关。唐先生自是一代学人，位格甚高，他的论点如仔细析论，实多卓见，学界朋友对此已多有阐述。但对青年人而言，唐先生著作最具吸引力者当是《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人生的体验续编》、《中国文化精神价值》这类带着宗教式存在主义情感的书籍。其悲心之深，情理之正，当代哲人中少见，对青年人的引导作用甚大。以我个人及所知道的一些例子来看，青年人因唐先生文字而进入当代中国哲学者，颇有其人。唐先生的文字媒介极管用，学者凭借此管道，可能比直接碰撞一些硬调的哲学析理著作，更能走得远。

三

高中时期如果说和新儒家思想有些较直接的牵连的话，应当是和《当代中国十位哲人及其文章》没有收进去的徐复观有关。徐复观自1949年起即住在台中，长达二十年。他是东海大学的元老级教授，东海大学的名称以及校歌好像都出自他的构想。高中时，我通勤于沙鹿、台中间，车经过东海校门口，望见东海洋溢青春的男女学生，总不觉有些钦羡之感。中学时期，我们知道且感亲切的中部大学大概只有东海大学。东海大学靠近台中大肚山顶，号称平顶，往右俯视台中盆地，往左几步，沙鹿所在的西部海岸平原则攸长地展开。东海校园有陈其宽的校园规划，有贝聿铭的仿唐教室及路思义教堂，两人合作留下经典建筑。当时的东海确实名声好，而且我们也知道牟宗三、徐复观曾任教于这所大学。梅贻琦校长曾说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牟、徐两先生皆已作古，现代人视之为大师，非常自然。即使当年年轻如我辈学生，也知道这两位先生不是一般泛泛的教授，说及他们，内心里多少都还带有乡谊的情感。

徐先生的形象却受到我高一一位同学的挑战，这位同学的父亲和徐复观是东海大学的同事。这位同学眼中的徐复观好像除了好闹事、好张扬、学术流氓，此外一无是处。徐复观被迫离开东海之前，和同系的梁容若不能兼容，斗得沸沸扬扬，几乎学界皆知。此事更是我这位同学常引为口实的题材，高中生对学界的私人是非恩怨，或私人的恩怨是否有公是公非，怎么可能太清楚。他的理解应该来自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和国民党有些渊源，徐复观却是当时警备总部眼中的“大毒草”，两人的底子可能即不契。多年后，对徐复观稍有理解，知道当年模模糊糊的猜想并不离谱。

徐先生个性直爽，是非分明，恶声至，必反之，和学界或文化界人士多有摩擦。但撤掉这些摩擦的个人气性的因素，他的是非、爱恨中都有重要的公领域意义。我们高中生当年当然没有办法进入这些实际事务所显现的内涵，只能彼此各说各话，同学表达他的想法，我信我的。但为了讲话有底气，不能不多少看些徐先生的数据，以备应战。高中毕业后，我们同时进入台大，大一时，虽不同系，尚有些接触，以后就失联了。但高一的徐复观因素是发生在当日的日常生活之事，它让我知道理念总是在现实中呈现的理念，理念如果牵涉到政治的因素，不管是认同或是利害，纠葛会很复杂。我至今为止没加入过政党，不见得是洁身自好，或许和高中的徐复观因素有些关联。

由于少年时期的人生疑惑抓住了我，也由于八卦山露营之旅所结的善书之缘，更由于父母的纵容，不太了解系所对尔后生涯的重大影响，所以我的求学生涯有相对宽广的空间。大学联考时，即想进入可以了解生命学问的科系，但因传闻当时的台大哲学系以分析哲学为主，所以此路就绝了。其实传闻归传闻，分析哲学是怎么回事，我也不见得懂，但人生很多选择都是在信息不充分或者无法充分的情况下决定的，即使很重大的抉择，信息往往也是无法透明的。哲学系之路既绝，中文系自然取而代之。台湾的中国文学系的“文学”取古典义，经史子集兼摄，它与其说是现代意义的文学，毋宁更像古典研究的性质，所以理论上也可以提供我需要的知识。

犹记当年填志愿时，一至十，全填中文系，志愿卡上的名单就是这十个科系。当年的教务主任鉴于台中一中有些学生不知是眼高于顶，还是强充英雄，填志愿时只填一两格，以示气魄。发榜时，这样的英雄常是榜外的孙山，拉低了全校升学率。对喜欢号称全台中学首学的台中一中而言，是可忍孰不可忍耶？所以，教务主任强烈要求学生一定要填一定比例（一半或三分之一，记不得了）以上的志愿，学校的升学率才好看。我缴交报名卡时，教务主任一看大幅空白的卡片，火从心上起，怒言几句，话不成话，即卡片一抛，悻悻然离座而去。四周的职员固然吓到了，我也是满腹委屈，就直接到校长室找校长申诉。校长听了我的情况，大概了解我的考情再怎么糟糕，应该都还有学校可读，不会故意灰头土脸这所金光灿烂的学府。他先说了一堆冠冕堂皇的话，表示人文科学是很重要的，也表示台中一中的学生应该要有更多人投进人文学科的领域，不要全挤在自然科学的圈子，如是云云。校长的态度倒客氣，但填卡的事就不说了。这是我在校期间唯一一次和校长打交道，一出了校长室，才想到志愿卡的事还没解决。后来从善如流，勉强多填了十几个科系在后头，要不然交不了志愿卡。后面那十几个科系的排序很荒唐，有填等于没填，对那些明星科系直是不敬，纯粹是在形式上蒙骗过关而已。

进了大学，倒真是由池塘入海，空间大了许多。但从洞穴走到阳光下的人，面对强光普照，难免晕眩，如何安排秩序，总得一阵子摸索。幸运的是，我1974年进入大学时期，也是唐君毅先生自香港退休，不久即转到台大任教之时，唐先生教了一年的书，即因身体罹病，转由牟宗三先生接续。

唐先生罹癌后两三年即于1978年逝世。当年空运遗体来台安葬，我与一群仰慕唐先生的师生到松山机场迎灵，还一路远送直至八里观音山的墓园。唐先生辞世，对那个岁月的一些年轻学子，是件大事。如果说当年的我曾有人生失去指针之感，这样的形容并不过分。在研究所阶段，心血来潮，偶尔还会至观音山唐先生墓前凭吊一番。去时，有时有些想法，有时也难说为了什么，但可以确定除了看看江海，看看云山以外，一定还有些难以言说的情怀。

唐先生告别了人世，牟宗三先生承其绪，讲学台大，更为入世。牟先生是我的师长中最会讲课的先生，不管是理学、玄学或佛学——这些是他在台大讲的课，我大概都听了，甚至也修了学分。问题再怎么复杂，他都可以清晰地呈现理念，以架构分析解读深奥玄理，中间毫不混淆，就像他的草稿一樣，永远洁净整饰，仿若誊稿一样。牟先生讲学有风采，声音有种智性的吸引力。眼界极高，平视中、西往哲，俯瞰当世群贤，孤傲中有种道在我身的自信。民国学者如梁启超、章太炎、梁漱溟、熊十力都有这种自信，我于牟先生见之。

在大学研究所期间，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生活步骤随牟先生的授课与演讲而转。我平生收获最大的一次演讲是听他讲“道家无的智慧与境界的形而上学”，我记得是在师范大学的礼堂讲的。牟先生解释老子的“无”将它从名词作动词用，先无掉感官欲望，再无掉意识形态，层层上升，一一造作皆无掉，最后所呈现之境界即为“无”，这就是无的境界的形而上学。此义今日看来，当然已不特殊，但当时听了，却真是如雷灌顶。如实说来，牟先生并不是循循善诱型的良师，老婆心切这样的语词对他不适用。他是以名士的生命风采，借概念分析的进路，讲圣贤的学问。他是中道而立，能者从之，不能者也要自行调整以从之。但牟先生特有学生缘，真是桃李满天下。从他回台至逝世，牟先生持续教了十几年的书，《联合报》大概给予相当大的支持，他的通俗演讲多刊登在《联合报》副刊上。由于衔接得巧，我的八卦山之缘因而有发育成长的机会。

四

我在寻找方向的过程中，算是较幸运的，因为我不需要太多的选择，不必歧路亡羊，最后两手空空。即使这样，少年十五、二十时，仍多犹疑徘徊。到底是我决定了方向？还是一股超出我意识所及的生命底层的冲动决定了方向？如果没有一些我始料未及的外在条件，我又有多少能耐顺着自以为是的志向往前迈进？这些提问如何回答，恐怕都难讲。鱼在海中，即使是鲸鱼，它又能了解海洋到什么程度？

人世间的影响系数如何算，很难估量的。钱穆在晚年回忆录《八十忆双亲》中提及小时影响他的一本书，我不知此书在民初的学界或文化界有什么地位，但估计很可能就是一部给年轻人看的励志的书。钱先生如果早几年或晚几年碰到这部书，也许两者仍会有交会，但可以确定不会产生任何光芒。

在我离开高中时期很长的一段时间，其时已在学界服务，有次在某会议场合遇见蓝吉富先生，他是《当代中国十位哲人及其文章》的编者，我跟他说及此书对我的作用，我忘掉他的表情了，估计是一脸茫然。因为他是佛学名家，编纂撰写的著作不少，何以我竟然受惠于一本他的少作。但人生的影响系数难说，一本书、一篇文章、一席话甚至一个眼神一波才动万波随，很可能会产生发用者始料未及的影响，正面与负面的影响都有可能，我少年读的一本书能带给我那么正面的影响真是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