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9年上大学的。77、78、79级，后来被人（社会学研究者）称为“新三届”。“新三届”的一个很突出也很重要的特征在于，同一届学生之间年龄差距极大。由于“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期间断考多年，“积攒”了许多未曾参加高考的学生，所以那几年高考录取率奇低，脱颖而出者的确多是一些聪明的家伙。此外，由于招生年龄不设限（直到1980年始有考生年龄不能超过25岁的规定），所以一些“老三届”的同学，年龄几乎是我们应届生的一倍，故虽坐在同一间教室，年龄差距却近乎两代人。记得当年曾经有一老大哥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檀传宝，你不能没大没小喊我‘老李、老李的！”我请教他应该如何喊，他大笑答曰：“喊我李叔叔啊！”

“新三届”学生有特色，教师群体也同样有许多后来大学所没有的特色。于我个人而言，一些有特色的老师，已经成为我大学时代五彩记忆的一部分。

“F木匠”

“F木匠”是我们班同学给一位F姓老师取的绰号。虽有不恭，却事出有因—F老师完全没有基本的专业自信，也可能是因为压力太大，所以常常在上课时大汗淋漓。这还不打紧，关键是完全不像当时一般大学知识分子从容掏出漂亮整洁的手帕擦汗那般做派，F老师会时不时抬起粗壮的左胳膊（右手要拿粉笔），直接用他白衬衫的长袖从右到左、从左到右地擦拭他满脸的汗水—像极了那些干体力活的“老大粗”—于是就有了“F木匠”这个绰号。

我們私下打听，才知道F老师是几年前的工农兵学员留校充任教师的。“根正苗红”却业务不精，是这一类老师的普遍特征。当然，他们中也有佼佼者，如教我们康德哲学的单老师，同样是工农兵学员留校，但教完我们不久就被中国人民大学直接破格录取为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了。

“文革”刚刚结束，我们绝大多数人不仅如饥似渴地学习，行为上也都非常“守规矩”。比如，对于“F木匠”，我们虽然有意见（如有同学公开说，若让他上堂去讲，肯定比木匠讲得好），却也没有公开“造反”，路上遇到也仍然会很礼貌但心怀鬼胎地喊一声“F老师”。可能是系里知道了这实在不像话的实际情况，不久，F老师就没有再来上课，我们也就没有再怎么遇到过F老师了。

不知道其他同学的感受，时过境迁，每每想到F老师时，我心里常常会为私下喊过他“F木匠”而深感内疚。因为在某种意义上，F老师本人实际上还是非常认真、努力的（不然也就不会老冒汗）。是时代让他没有受到应有的高等教育，却又被留在大学里任教，又十分尴尬地遇到了我们。

文老师

如果F老师是一个极端，文秉模教授就是另外一个极端了。

文老师是我们的系主任，讲课高妙至极，为人和蔼可亲，长相则堪称风流倜傥。用现在的话说，文老师是“大先生”，也是“帅哥”，我们则都是他的“粉丝”。

文老师给我们讲了西方哲学史的第一讲，后来又给我们讲了黑格尔哲学。他给我们上课的那两个上午，大概是我们全班本科四年最幸福的时光之一。那时“文革”刚刚过去不久，但文老师一开腔就十分坚定地对我们说，要想学好哲学，就一定不要低估唯心主义。接着就讲了他本人在苏联留学时一到莫斯科就信心满满地与唯心主义代表—教堂里的神父叫阵、论辩，最后落荒而逃的经历。“没有唯心主义，就几乎没有哲学！”大批特批唯心主义的“文革”时代刚刚结束，老师那句话当时给我们的震撼极大，余音到现在还在我的心头萦绕。

文老师讲黑格尔之前，单老师已给我们讲过康德。单老师虽然讲得也不错，但是康德哲学只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难”的印象。文老师带给我们的对黑格尔的印象，就完全不同了。在黑板上写上三个清秀的大字“黑格尔”之后，没有任何八卦、任何花絮，文老师只是一个概念、一个概念，一个命题、一个命题地讲下去，整个上午教室里都处在掉一根针都能听得见的状态里。我们全班八十多名同学（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专业一个年级80余人却没有分小班）都是如饮甘醇、如痴如醉、大气都不敢出地听完了老师的四节课。不仅如此，下课后我们还鱼贯而入，将市新华书店积攒了几十年的黑格尔《小逻辑》一书的所有陈货（我买到的那本，订书钉已锈得很厚了）一扫而光。许多稍后赶到书店的同学遗憾没有买到，而我们“幸运”买到的同学则打开书就看，最终却没有几个人能坚持看到十页以上—显然，对于刚刚开始本科学习不久的我们来说，即便是号称比较通俗的《小逻辑》，也仍然太难了。我们越想就越觉得文老师了不起—他竟然不讲一句笑话、废话，就像唠家常那样深入浅出地给我们讲完了黑格尔哲学！后来我们通过打听才知道，文老师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留苏的学子，会六种语言，也是当时国内数得着的能直接阅读黑格尔原著的专家之一。若不是“文革”“反修、防修”（他曾与一苏联女子结过婚）被下放到地方，他本来该是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上班的。可以说是老师人生的不幸，才成就了我们的幸福人生。

专业精湛的文老师多才多艺。他喜欢踢足球且踢得非常好，毕业晚会上用六种语言唱同一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为我们送别。1982年，我在《青春》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小小说，在《青海湖》上发表了一组诗，于是一些思想保守的老师便在背后说我“专业思想不稳固”。在我“压力山大”的时候，文老师在路上遇到我专门为小小说的发表竖起大拇指，表扬了我。我曾经为此激动许久。

现在，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文老师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但每每想起他，心底总会有一种特别的美好。

张老师、吴老师

张茂新教授、吴鹏森教授都是本科毕业却在大学工作的老师。这在现在绝无可能，但当时没有几个研究生，故“学习好”的本科生留校任教是平常事。张老师是“文革”前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是我们中国哲学史的科任老师之一，也是我本科论文的指导教师。吴老师则是本系77级的学长，因成绩优秀留校工作后成为指导我毕业实习的老师。当年学风淳朴，教风也严谨，无论毕业论文、毕业实习，学生成绩评价为“优秀”等级的都不允许超过参评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而我在两位老师的指导下，毕业论文、实习两项都获得了十分难得的“优秀”等级。当然，最能让我记住两位老师的，绝不仅是他们给我的成绩，而是他们给予我的温暖。

我的毕业论文题为《从<论语>看孔子的哲学思想》。做法是先认真阅读《论语》，而后找到《论语》中我认为属于唯物、唯心、辩证法、形而上学的“证据”并进行分类，然后用这些“证据”证明孔子的哲学思想既是唯物的也是唯心的，既有辩证法的成分也有形而上学的倾向。最初的论文指导老师据传为臧宏教授。臧老师是一位在中国哲学上学养深厚的老师，他只翻看了一遍我的论文初稿，就对我说：“要倒版重来。你这完全是在用当代人的概念肢解两千多年以前的孔子！”虽然多少年后我已彻底承认了臧老师批评得完全正确，但当时的我却是沮丧至极又心有不服的。“幸运”的是，系里正式公布论文指导老师的名单时，我被分配在张茂新老师名下了。我将同样的文稿呈送给张老师，张老师的态度却截然相反。他大为赞赏地对我说：“非常好！”理由是：一个本科生，能有自己的主张，且做到了有理有据、逻辑严谨、语言顺畅，就是好论文了！张老师温和地笑着，鼓励我顺利完成了论文的最后修改。

最让我感动的是毕业后第二年，和我关系最好的学弟在一次聊天中对我说，张老师曾经特别询问了我毕业后工作的情况（张老师也是他的论文指导老师），对他说很为我的分配感到遗憾（我被分配到了一所农村中学），并说为了我分配的事情他曾经专门找过系领导多次，可惜没有好的结果！我当年是应届上大学，完全不懂人情世故，即便是毕业分配这样的大事情也没有想过可以拜托老师帮忙。得知老师主动为我仗义说话的细节，已与老师天各一方的我几乎热泪盈眶。

吴老师是我的老师，更像我的兄长。我觉得他自己可能也是这种感觉。多年以后，吴老师到北京出差，我去看他时，他还对我说：你当年就是个“小鬼儡儿”（家乡土话，相当于“小萝卜头”）。我们那时的教学实习，严谨至极。我们先要完成教案、在实习小组内讨论完善、在大学教室里试教一遍，获得吴老师认可后才能去中学课堂正式施教。我上第一节实习课时紧张至极，下课铃响起时还如在梦中，脑子里一片空白，完全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好在我看见坐在后排的吴老师、我实习小组的同学们和全班学生都一起起身，为我鼓掌叫好。吴老师还特别对我说：“你的授课时间掌握得特别地好！”—的确，当我讲到“今天的课，就是这些”的时候，下课铃声刚好响起。

一天傍晚，路上遇到吴老师。老师劈头问我：“又发表作品了？”我说没有呀。他又说：“你去阅览室找最近这一期《清明》，上面刊发了你的散文《香火》！”于是我一路狂奔到图书馆，找到最新一期大型文学期刊《清明》，我那篇三千多字的散文真的已经变成铅字了！除了指導我实习，这算是吴老师和我的生命交集的另外一个幸福的节点吧。

对学生来说，分数、文凭永远都很重要。但在张老师、吴老师的身上，我深切体会到了教师最重要的一些品质。那就是教师应当将对教育事业的热爱转化为对学生的欣赏、呵护、鼓励。

温暖，从来都应该是好教育最突出的品质。

在农村中学工作8年，经过硕士、博士、博士后学习之后，我也成了大学教师。不同的学习学段，也让我有了好几个母校。本科学习时遇到了这样一群特色鲜明，给我学术营养、也给我人生温暖的老师，实在是我毕生的幸运之一。我过去就读的系，现在已经分化成为几个学院了。作为这几个学院“真正的院友”，我也常常回到这一温暖之地。一些老师如敬爱的文秉模教授已经不可能看到这篇感恩的文字了，但我仍然希望能以这篇短文致敬母校所有的恩师。

2021年7月11日于京师园三乐居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胡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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