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9年上大学的。77、78、79级，后来被人（社会学研究者）称为“新三届”。“新三届”的一个很突出也很重要的特征在于，同一届学生之间年龄差距极大。由于“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期间断考多年，“积攒”了许多未曾参加高考的学生，所以那几年高考录取率奇低，脱颖而出者的确多是一些聪明的家伙。此外，由于招生年龄不设限（直到1980年始有考生年龄不能超过25岁的规定），所以一些“老三届”的同学，年龄几乎是我们应届生的一倍，故虽坐在同一间教室，年龄差距却近乎两代人。记得当年曾经有一老大哥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檀传宝，你不能没大没小喊我‘老李、老李的！”我请教他应该如何喊，他大笑答曰：“喊我李叔叔啊！”

“新三届”学生有特色，教师群体也同样有许多后来大学所没有的特色。于我个人而言，一些有特色的老师，已经成为我大学时代五彩记忆的一部分。

“F木匠”

“F木匠”是我们班同学给一位F姓老师取的绰号。虽有不恭，却事出有因—F老师完全没有基本的专业自信，也可能是因为压力太大，所以常常在上课时大汗淋漓。这还不打紧，关键是完全不像当时一般大学知识分子从容掏出漂亮整洁的手帕擦汗那般做派，F老师会时不时抬起粗壮的左胳膊（右手要拿粉笔），直接用他白衬衫的长袖从右到左、从左到右地擦拭他满脸的汗水—像极了那些干体力活的“老大粗”—于是就有了“F木匠”这个绰号。

我們私下打听，才知道F老师是几年前的工农兵学员留校充任教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