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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企业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长效路径探索

2021-10-22简冠群邓首华

金融发展研究 2021年9期
关键词:产业振兴乡村振兴

简冠群 邓首华

摘   要:产业振兴情境下的关系投资是指基于农村地区市场发育程度尚低的现状下,为克服市场失灵,以情感认同为基础,利用社会网络渠道动员企业等社会主体长效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投资模式。文章通过贵州苗姑娘集团与广东海大集团两家企业参与农村贫困地区产业振兴的案例实践,提炼出关系投资主要有直接捐助、半价值化投资和价值投资三种具体模式。企业通过关系投资向贫困地区输入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要素,帮助贫困地区培育内生能力,并盘活市场生態,进而实现产业振兴。成熟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农村市场化程度尚低的现状是关系投资实施的情境条件;兼具情感认同与财务实力的企业是关系投资实现的主体条件;建立更为理性包容的经济制度才能真正发挥关系投资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乡村振兴;产业振兴;关系投资;企业参与;双案例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21)09-0072-07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21.09.009

一、引言

2020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了农村工作的繁巨性与重要性,并对当前乡村振兴工作作出谋划性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站位之高、参与主体之多、实施难度之大以及对农村经济乃至社会发展之重要可见一斑。但不可回避的是,产业基础短板明显依旧是束缚农村经济发展的桎梏之一,也是农村工作“难”与“繁”的其中症结。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产业基础薄弱会阻碍“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目标的实现。因此,产业扶贫作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实施的重要一环,需要以企业为主的多方社会主体参与,在政府政策指引下与农村特定区域优势结合,才能逐渐补齐短板,向“产业兴旺”转变。于是,探究企业在参与产业振兴中的动机,深入挖掘产业振兴与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存在何种关系传导机制,如何长效激发企业参与产业振兴的积极性,促进发展能力最强的组织与广大农村地区的稳态对接变得十分紧要。

然而,现有研究大多肯定了产业扶贫在乡村振兴中的支撑作用,但时间节点还滞于“脱贫前”。多数聚焦在主体间协作模式(许汉泽和徐明强,2020)[1]、项目运作逻辑(马良灿,2014)[2]、地区主体困境(李祖佩,2014)[3]、产业风险识别(白维军,2018)[4]等基础问题。虽然有关产业扶贫绩效评估(曾庆捷和牛乙钦,2019;黄娟娟和孙计领,2020)[5,6]的探索日趋多元,但较多只集中在贫困地区与贫困户是否受益上,鲜有目光关注到作为投资主体的企业参与产业振兴的“企业绩效”及具有何种投资意愿与倾向。

乡村振兴战略的全力推进,意味着我国城乡融合步伐加快,由政府主导下的扶贫开发模式正在向多元参与的方向转变。要想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就要鼓励企业根植于此、成长于此,为贫困地区筑牢产业基础。贫困地区在信贷融资、税费减免等方面给予的政策倾斜通常能吸引企业入驻以解运营过程中资金短缺问题,“见利而为”的投资价值失效后,企业往往会选择及时止损,这就是产业项目失败案例屡见不鲜的原因之一。但是,也应该看到,不少企业家或出于恋土情结(周大鸣,2002)[7],或出于“达则兼济天下”(淦未宇,2021) [8]、“致富不忘众乡亲”的责任意识与经营理念,积极响应当地政府号召,主动利用企业资金、人才、技术等优势反哺尚处在贫困状态的家乡,表现出明显的投资意愿与倾向。企业出于情感认同对贫困地区产业抱有主动的投资意愿与倾向最易演化为关系投资,这或可成为长效激发企业参与产业振兴的驱动力。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关系投资相关文献还较为匮乏,也鲜有研究将关系投资融入乡村振兴领域。为此,文章从关系投资视角切入,探索激发企业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长效路径,以期能为后续逐步开启关系投资应用于农村贫困地区产业振兴的实践探索与制度创新提供理论支撑。

二、文献述评与概念界定

关系投资的概念目前学界尚未有统一定义。关系投资最早由股东能动主义衍生而来,是“金融模式”和“市场短视”两种公司治理观点调和的产物(李有彬,2006)[9]。在公司治理理论中,其被认为是一种公司外部较为灵活的非正式治理机制,能够有效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减轻“搭便车”问题与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徐虹等,2014;Ayres和Carmton,1994;Dyer和Chu,2003)[10-12];可以对管理层实施持续性监督以达到股东利益与公司长期价值最大化的目的(Pound,1993)[13]。由于持续监督所产生的正外部效应具有价值创造功能,客观上能够增加社会整体福利(李有彬,2006)[9]。营销理论中的关系投资是指企业为了与客户构建和强化长期稳定的业务往来而在商品价格与质量、特殊优惠、人际关系、直接沟通等方面给予客户特殊照顾的营销手段(Simth和Donald,1997)[14]。企业与客户间的特殊关系会逐渐成为企业的竞争性优势,从而促进双方业务合作的良性循环(Asanuma,1989)[15]。投资理论中关系投资是指基于市场非有效性的一种积极投资模式,能够克服其他投资模式中的投资风险问题(Koppes等,1995)[16]。契约理论中的关系投资是指基于信任与合作需要建立起来的关系型交易规则,在法律与外部市场发育尚不完善的情境下能够避免达成正式契约所付出的高昂交易成本(高维和,2008;刘仁军,2006)[17,18]。从现有研究来看,虽然关系投资的定义未被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涵与不同的研究主题相互嵌入,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扩充。

国内的关系投资蕴含丰富的人情交换意味。我国是具有丰厚文化底蕴的发展中国家,兼具市场机制发育尚不完全与社会关系文化悠久厚重的双重特点。未发育健全的市场机制内含的信息壁障与机会主义行为会阻碍正常市场交易与资源有效配置。企业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与不确定性而利用信任机制建立特殊的关系以便达成交易就成为一种自然选择,交易双方都会为构建长期稳定合作而努力,进而产生更深层次的信任与情感依附。这种特殊关系往往会演变成关系投资,尤其适用以人情关系为基础的中国社会,在正式契约不可能进行完美约束的情况下,依靠非正式规则来保证企业目标实现(韩巍和席酉民,2001)[19]。

产业振兴情境下的关系投资具有独特内涵。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具有一套以血缘、地缘和情缘等关系为基础,信任、义务和承诺等社会资本为核心构建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程恩富和彭文兵,2002)[20]。这样的社会关系网络发达成熟,与现代经济关系交织融合,成为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的农村地区补齐产业短板、壮大产业规模的基础,并主导着农村资源配置与经济活动。延续上述逻辑梳理,颇具中国人情意味的关系投资与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同样都以人情关系为出发点来嵌入经济活动,二者逻辑的共通性为关系投资作为长效激发企业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新路径提供了充足的可行前提。因此,对于乡村产业振兴情境下的关系投资概念界定也逐渐明晰:它是一种基于农村地区市场发育程度尚低现状下,为克服市场失灵而建立的、以情感认同为基础、利用社会网络渠道动员企业等社会主体长效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投资模式,是一种整合社会资源、涵养社会信任、实现企业等社会主体与农村地区产业振兴多方共赢的路径。

三、研究设计与案例选择

(一)研究方法

文章选取案例研究法,在将乡村产业振兴情境下的关系投资概念界定清晰的基础上,选择以该方式参与农村地区产业振兴的两家典型企业为例,分析企业利用关系投资参与贫困地区产业振兴的主要模式、特征、内在机制与实施条件,并在分析过程中通过对两家案例企业的行为进行对比,发现并归纳案例间的复制性逻辑,最终构建出理论框架。

(二)数据收集

研究团队在2020年12月—2021年1月以“关系投资视角下参与乡村产业振兴”为题在贵州省G县开展了为期15天的调研。访谈对象包括当地投资促进局和扶贫办工作人员、当地企业主要负责人、驻村工作队成员和贫困户。通过半结构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获得大量一手资料,查阅并收集政府公开文件和微信公众号相关推送新闻及案例企业提供的工作报告整理形成二手资料。数据来源及整理过程见表1。

(三)案例简介

基于案例研究对象的特征与研究目的,经过筛选,本文选取了一家本土龙头企业贵州苗姑娘控股集团,一家对口帮扶引进的非本土企业广东海大集团作为案例研究对象。

1. 本土反哺型企业——贵州苗姑娘控股集团。贵州苗姑娘控股集团(以下简称苗姑娘集团)初创于1988年,正式定型于2015年。历经三十多年现已发展成为食品、饮品、药品、保健品、白酒生产销售为主业的多元化集团型民营企业。苗姑娘集团董事长何庆洪先生长期奉行“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和“致富不忘众乡亲”的经营理念与责任意识,在为本企业谋求发展的同时积极参与扶贫工作、反哺家乡。自贵州省开展脱贫攻坚工作以来一直采取“公司+专业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的产业协作模式,先后与贵州省各地方的7家农业专业合作社签订农产品订单收购协议。同时,在产业扶贫过程中将技术培训与人力资本放在首要位置,先后在其下设水厂、油辣椒生产工业园区和茶叶种植园提供就业岗位,以直接用工形式雇佣属地少数民族贫困农户进行农产品生产加工,并定期开展技术培训,对当地企业参与产业振兴起到模范带头作用。2019年苗姑娘集團以在扶贫工作中的突出贡献荣获“黔南州优秀民营企业”和“黔南州脱贫攻坚突出贡献民营企业”荣誉称号。

2. 对口帮扶引进的非本土企业——广东海大集团。广东海大集团(以下简称海大集团)成立于1998年,是一家涵盖饲料、种苗、生物制药、智慧养殖、食品流通、金融等全产业链的高新农牧企业集团。创立至今一直致力于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工作。根据2019年海大集团社会责任报告显示,海大集团以东西部对口帮扶为契机,在广西、贵州、湖南、湖北、河南、陕西等省(自治区)的多个国家级贫困县布局现代农业项目达50余个,累计投入资金超过100亿元,带动20万农户脱贫。海大集团长期坚持“五元赋能”(即产业链、产业园、基地、互联网、金融)的产业扶贫模式,在帮助贫困农户掌握一技之长的同时为贫困地区建立稳定致富的产业,成为中国扶贫的企业样本。海大集团因此在2020年斩获“‘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先进民营企业”荣誉称号,是广州民营企业扶贫的援黔示范。

四、案例讨论与分析

(一)关系投资的主要模式与特征

1. 直接捐助。企业对贫困地区的关系投资模式日趋多元,其中,最常见也最基本的模式便是直接捐助。参与扶贫与乡村振兴现已成为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最新形式之一。从现实来看,企业助推贫困地区产业振兴可分为两种捐助形式:一种是直接提供产业资金捐助。另一种是直接提供非资金方面的支持,例如提供生产设备,为贫困民众开展生产技术培训等。根据案例资料分析发现,本土民营企业苗姑娘集团自加入产业扶贫以来,无偿为与其签订收购协议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辣椒、茶叶生产设备,并就辣椒等农作物的科学种植对农户开展多次技术培训。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该企业及时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筹划和实施疫情防控工作与正常复工复产,为抗疫队伍与合作社生产工人直接捐助防疫物品与生活物资等。2017年海大集团向34个国家级或省级贫困地区的产业项目直接投资高达2.25亿元。随后其又在2018年、2020年直接捐助200万元、1000万元分别用于广东省内脱贫和贵州省产业扶贫。从利益诉求来看,无论是本土企业还是外来对口帮扶企业,通过捐助模式表达出来的企业利益诉求都较低。从动机来看,案例企业之间的共同点是对贫困地区都怀以强烈的情感认同,但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倾向于一种生于斯、长于斯、反哺于斯的恋土情结,后者则倾向于“达则兼济天下”的责任意识与经营理念。总体来看,捐助形式的关系投资表现出较低的利益诉求和较高的情感认同特征,是一种较为纯粹的“情感投资”和“责任投资”,是关系投资原始的形态。

2. 半价值化投资。企业的半价值化投资往往介于扶贫济困的社会道德逻辑与市场运行逻辑之间。一方面,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主体,确保持续经营、实现企业自身价值是市场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贫困地区产业又需要包括企业在内的社会各主体共同帮扶才能实现向产业兴旺的转变。因此,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在社会道德逻辑与市场运行逻辑中找到平衡。从案例企业来看,苗姑娘集团在自己下属水厂、茶叶和辣椒种植园与加工厂均采用就近用工原则,为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为村庄兴修道路;依托刺梨、辣椒、茶叶等当地特色农产品在直营店设立特色消费扶贫专柜。海大集团一直以来优先选择在贫困地区设立分公司与生产基地,并且采用“生产养殖基地+配套饲料厂建设+公用基础设施建设”的模式,解决生产养殖所需饲料与公用基础设施;旗下的多个分公司与生产基地也采用就近用工的雇佣方式,并与多所高校就帮扶贫困地区学生就业签订校企协议,为高校贫困大学生提供就业岗位,吸引懂理论、有技术的贫困大学生回流家乡。总体来看,帮扶企业往往会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入手,投资与当地区域优势、特色相契合的商业领域,并且修建公用基础设施和承担当地政府的对口帮扶任务,通过就业扶贫、消费扶贫、人才扶贫等方式,实现参与贫困地区产业振兴与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有机融合。

3. 价值投资。关系投资实际上也是一种价值投资的补充与回归(李先军,2019;王营等,2020)[21,22]。价值投资的核心逻辑是企业投入的资源与其战略目标相吻合,这样才能实现投有所值。就案例企业来看,苗姑娘集团是继老干妈之后贵州第二大油辣椒生产商与销售商。油辣椒的生产制作需要以猪肉、辣椒、花椒、食用菌等为原材料。该集团通过与多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签订辣椒、花椒、食用菌等大额订单收购协议并以“公司+合作社+贫困户”形式在各地方建立辣椒种植园,帮助多个地方农产品实现供产销对接,而自身也成功嵌入油辣椒产业链上游市场,稳定了对下游市场的供给,巩固了自身在贵州地区油辣椒生产行业的领先地位。2017年海大集团专门成立广东海大扶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专注扶贫投资项目,并且依托东西部对口帮扶机遇,利用自身行业优势在贫困地区先后布局数十个现代化产业项目,为自身开拓了在西部地区的行业市场。总体来看,案例企业在投资过程中不仅带动了当地相关产业发展,而且由于其在产业振兴中发挥了示范作用,还会为其未来发展积累更多社会资本与企业声誉,提升投资价值。企业参与贫困地区产业振兴的关系投资模式如表2所示。

(二)产业振兴情境下关系投资的作用机制

农村地区产业发展瓶颈是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从政策方面看,地方政府出于规避上级考核问责和过度追求短期政绩,偏离贫困地区地方实践(郭小聪等,2019)[23],主观意志决定产业项目的选取与运作(马良灿,2014)[2],出现“政策脱节”“政策执行偏差”,进而导致产业项目失败。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看,政府扶贫济困的道德逻辑与产业发展的市场化逻辑之间所暗含的“二元分离”矛盾(蒋永甫等,2018)[24]是造成农村地区产业发展失败的根源。从社会结构来看,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边界不清以及社会福利与程序正义的价值冲突(贺林波和李蒴,2019)[25]、贫困地区特有的社会结构以及乡土文化(田雄和刘丹,2019)[26]、社会多元主体合作缺失(胡振光和向德平,2014)[27]往往会导致产业政策失效。此外,贫困地区长久以来的资源弱势以及资源分配结构不均衡也会导致产业发展失败。限制农村贫困地区产业振兴的原因是盘根错节的,但从本质上来讲,产业振兴亟待突破的瓶颈就是产业的市场化困境。

关系投资走的是一条推动贫困地区产业内生发展的同时实现与投资者互动共赢的路径。从案例企业与地方实践来看,无论是苗姑娘集团还是海大集团,首先,都是出于一定的情感认同与社会信任来为贫困地区无偿注入产业发展所必需的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要素,帮助该地区改善与生产经营密切相關的交通与基础设施条件。其次,将企业自身发展战略与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有机结合,从增强合作社市场竞争能力与培育贫困农户经营管理能力入手,一方面,在贫困地区逐步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等协作模式,帮助完善合作社治理结构和组织架构,增强合作社市场竞争能力。另一方面,让农民认识市场、了解市场,革新思想观念,培育农户经营管理能力,从而使合作社融入市场经济体系,实现贫困地区与市场对接。最后,在解决了产业发展初期资源输入方面的桎梏和革新了产业发展过程中贫困农户的经营管理能力与合作社组织竞争能力后,贫困地区产业由外部支持逐渐向内生发展转变。同时,由最初的捐助到兼顾自身发展战略与贫困地区产业振兴,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企业能够创造持续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因此,从长远看,关系投资能够使得作为投资者的企业与作为被投资者的贫困地区实现良性互动共赢,成为激发企业参与贫困地区产业振兴的长效机制。关系投资驱动企业参与贫困地区产业振兴的机制框架如图1所示。

(三)关系投资的实施条件

关系投资得以实施需要特殊的情境条件。成熟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农村现状让关系投资得以有效实施。关系投资作为社会资本的载体,需要依赖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由于农村地区目前市场化程度尚低,制度性资源相对缺乏,在实现产业振兴过程中社会关系网络不可避免地对制度和正式规则形成一定程度的取代,并且发挥广泛的功能。随着农村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相关法律规制逐渐完善,信息渠道逐渐畅通,关系投资的作用会逐渐削减,并且会朝着价值投资的方向回归。

兼具情感认同和财务实力的企业是关系投资实施的主体条件。产业振兴情境下的关系投资不以追求纯粹的投资价值为目的,而是以高度情感认同与回馈社会的奉献精神为初始动机。但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身也具有自利性特征,这就决定了关系投资的主体性资源是相对稀缺的。换言之,高度的情感认同与回馈社会的奉献精神往往是建立在不会损害企业自身利益基础上的。这也要求进行关系投资的企业具备一定的财务实力与投资能力,能够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前提下实施关系投资。

只有建立更为理性包容的经济制度才能真正发挥关系投资的积极作用。关系投资通过培养贫困群体自我治理能力与自我发展主动性来促进贫困地区产业实现内生发展,其在农村贫困地区市场发育程度尚低现状下不失为一种有效选择。但是就目前关系投资的发展现状来看,其还处在探索阶段。地方政府应当抱以鼓励创新、表扬先进、允许试错、宽容失败的心态与方式来面对那些自然涌现出来的关系投资,激发企业以社会主体之一的身份参与到贫困地区产业振兴过程中。就当地政府实践来看,当地政府在结合“放管服”改革的大背景下,从加强政策指引与创新服务供给入手,为企业以关系投资方式参与当地产业振兴创造了理性包容的外部环境。在政策指引方面,当地政府相继配套落实系列优惠政策,吸引本土企业扩大投资规模,加快外来企业项目落地。例如针对涉及扶贫产业项目开发与村庄生产经营配套设施建设的收费,实行“能减则减、能降则降”政策。在创新服务供给方面,当地政府联合多个职能部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简企业注册、登记等审批程序,探索企业定制服务;定期开展企业走访调研,切实为企业解决办事难题。企业以关系投资方式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实施条件如图2所示。

五、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从关系投资视角来探索长效激发企业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路径。依照关系投资在我国商业活动与乡土社会下的发展脉络,界定明晰了关系投资在乡村产业振兴情境下的独特内涵。以苗姑娘集团与海大集团为案例,分析了关系投资的主要模式与特征、内在机制和实施条件。本文总结出如下结论:

1. 产业振兴情境下的关系投资是指鉴于农村地区市场发育程度尚低现状下,为克服市场失灵而建立的、以情感认同为初始动机、利用社会网络渠道动员企业等社会主体长效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投资模式,是一种整合社会资源、涵养社会信任、实现企业等社会主体与农村地区产业振兴多方共赢的路径。

2.关系投资的主要模式有直接捐助、半价值化投资和价值投资三种。其中,直接捐助包括资金注入与非资金注入两种,该种模式的关系投资表现出较低的利益诉求和较高的情感认同特征,是一种较为纯粹的“情感投资”和“责任投资”,是关系投资原始的形态。半价值化投资往往介于扶贫济困的社会道德逻辑与市场运行逻辑之间,具有一定的人情味和价值化特征,其表现形式主要包括出资建设与贫困地区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当地区域优势和特色相契合的商业领域以及承担当地政府对口帮扶任务等,实现产业振兴与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有机融合。价值投资的核心逻辑则是企业投入的资源与其战略目标相吻合,对贫困地区进行投资,往往是部分企业战略目标中的重要环节之一。

3.关系投资支持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具有可行的作用机制。首先,关系投资能够为贫困地区输入产业发展所需的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要素;其次,通过培育农民合作社的市场競争能力与贫困户的经营管理能力来让贫困地区逐步融入市场;最后,实现农村产业发展由外部支持向内生发展转变。

4.企业通过关系投资的方式参与产业振兴工作需要具备一定的实施条件。首先,成熟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农村现状是关系投资得以实施的特殊情境条件,但随着农村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关系投资的作用会逐步减弱,并朝着价值投资方向转变。其次,兼具情感认同和财务实力的企业是关系投资实施的主体条件。最后,只有建立更为理性包容的经济制度才能真正发挥关系投资的积极作用。

(二)研究展望

关系投资作为农村市场化程度尚低现状下自然涌现出来的投资模式,其为企业参与贫困地区产业振兴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长效路径。就本文而言,根据案例企业抽象出的机制框架虽然已经初具雏形,但是这一模式后续还需要更为严格的实证检验并据以扩充丰富。就社会主体与制度机制而言,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部署,多元主体协同推进的大模式将成为贫困地区产业振兴的必由之路,这为关系投资在农村地区的实施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但与此同时,更需要相关制度机制做好跟进准备。如果对社会主体的规制不力,政企边界把握不清,不仅会对农村地区原有经济秩序与资源配置产生冲击,造成资源分配不均或盲目投入,而且可能会过度释放关系投资所涵盖的人情关系存量,引发唯利是图和权力腐败问题。就市场化进程而言,在互联网与大数据兴起的今天,关系投资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投资,会随着农村市场化程度提高受到削减,进而朝着价值投资方向逐步转型,但其是否依旧能够在小范围的关系网络内发挥作用?不同类型、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作用程度如何?这是值得继续深入考察的课题。

参考文献:

[1]许汉泽,徐明强.再造新集体经济:从“产业扶贫”到“产业兴旺”的路径探索——对H县“三个一”产业扶贫模式的考察 [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7).

[2]马良灿.农村产业化项目扶贫运作逻辑与机制的完善 [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

[3]李祖佩.项目下乡、乡镇政府“自利”与基层治理困境——基于某国家级贫困县的涉农项目运作的实证分析 [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

[4]白维军.精准扶贫的风险识别与治理 [J].社会科学辑刊,2018,(3).

[5]曾庆捷,牛乙钦.乡村治理中的产业扶贫模式及其绩效评估 [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

[6]黄娟娟,孙计领.产业扶贫对贫困户的收入增加效应实证分析 [J].调研世界,2020,(3).

[7]周大鸣.农民企业家的文化社会学分析 [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2).

[8]淦未宇.儒家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基于第十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实证检验 [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

[9]李有彬.公司治理与投资理论视角下的关系投资述评 [J].外国经济管理,2006,(2).

[10]徐虹,李亭,林钟高.关系投资、内部控制与企业财务杠杆水平——基于关系契约与规则契约理论的经验证据 [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3).

[11]Ayres Ian,Cramton P. 1994. Relational Investing and Agency Theory [J].Cardozo Law Review,(15).

[12]Dyer J H,Chu,W. 2003. The Role of Trustworthiness in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 and Improving Performance: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Japan,and Korea[J].Organization Science,(1).

[13]Pound J. 1993. The Rise of the Political Model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orporate Control [J].NYUL,(68).

[14]Simth Brock J,Donald W Barclay. 1997. The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Differences and Trust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Selling Partner Relationships [J].Journal of Marketing,(61).

[15]Asanuma B. 1989. Manufacturer-Supplier Relationship in Japan and the Concept of Relation-specific Skill [J].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3).

[16]Koppes,Richard H,Reilly M L. 1995. Announce of Prevention:Meeting the Fiduciary Duty to Monitor an Index Fund Through Relationship Investing [J].The 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3).

[17]高維和.网络外部性、专用性投资与机会主义行为——双边锁定与关系持续 [J].财经研究,2008,(8).

[19]刘仁军.关系契约与企业网络转型 [J].中国工业经济,2006,(8).

[19]韩巍,席酉民.关系:中国商业活动的基本模式探讨 [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

[20]程恩富,彭文兵.社会关系网络:企业新的资源配置形式 [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2,(2).

[21]李先军.乡村振兴中的企业参与:关系投资的视角 [J].经济管理,2019,(11).

[22]王营,梁海涛,连宁.乡村振兴背景下完善农业社会化金融服务的创新实践与思考 [J].金融发展研究,2020,(5).

[23]郭小聪,吴高辉,李刘兴.政策脱节中的政府行为机制——基于深度贫困县L产业扶贫过程的案例分析 [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5).

[24]蒋永甫,龚丽华,疏春晓.产业扶贫:在政府行为与市场逻辑之间 [J].贵州社会科学,2018,(2).

[25]贺林波,李蒴.产业精准扶贫的风险困境和对策建议 [J].宏观经济管理,2019,(12).

[26]田雄,刘丹.泥淖之上科层之下:产业扶贫中乡土企业与基层政府的关系研究 [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2).

[27]胡振光,向德平.参与式治理视角下产业扶贫的发展瓶颈及完善路径 [J].学习与实践,2014,(4).

A long-term Path for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A Dual-cas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onship Investment

Jian Guanqun/Deng Shouhua

(School of Economics,Gansu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Lanzhou   730070,Gansu,China)

Abstract: Relational investment in the context of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refers to the investment mode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the market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is still low,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market failure, based on emotional identity,and using social network channels to mobilize enterprises and other social subject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long term. Through the case practice of two enterprises participating in the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poor areas,Guizhou Miao Girl Group and Guangdong Haida Group,the article distills that there are three specific modes of relational investment: direct donation,semi-valued investment and value investment. Enterprises import capital,talents,technology,information and other factors to poor areas through relational investment,helping poor areas cultivate endogenous capacity and revitalize the market ecology,thus realizing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A mature social network and a low degree of rural marketization are the contextual condi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lational investment;a company with both emotional recognition and financial strength is the main conditi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relational investment; and a more rational and inclusive economic system can truly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relational investment.

Key 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relationship investment,enterprise participation,double-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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