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国际化全英教学实践指南<br/>——《国际化大学EME路径》评介

高等教育国际化全英教学实践指南
——《国际化大学EME路径》评介

2021-10-22彭伟强杨璘璘

北京印刷学院学报 2021年9期

彭伟强杨璘璘

(1.广东开放大学,广州 510091; 2.广东行政职业学院,广州 510800)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浪潮下,越来越多非英语国家选择了英语媒介教学——全英教学。全英教学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代名词,越来越多的大学通过英语化(Englishisation)实现国际化。过去20年欧亚大学EMI项目急剧增加,2005年起相关研究也显著增多[1]。

已有研究对全球的全英教学方方面面进行全方位探索,但重实践而轻理论的问题仍然严峻。该书系统探讨了全英教学的相关概念和理论框架,以及框架对现有研究的影响。因此,该书对全英教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具有较高的价值。本文概述其核心内容,评析主要特色。

一、内容概述

全书分为概述与正文两大部分。

第一章“概述”简要介绍本书研究背景——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英语的使用及其作用,提出了多语环境下大学的英语媒介教育(English-Medium Education in Multilingual University Settings,简称EMEMUS)这一概念。

作者首先回顾了21世纪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英语所扮演的角色,指出英语在高校教学、研究和管理等方面的突出地位。在梳理应用语言学界“英语化”不同概念如“全英教学(英语作为教学媒介)(EMI)”“高等教育内容教学和语言教学融合”(ICLHE)和“内容与语言综合法(CLIL)等的基础上提出EMEMUS。作者认为该概念具有如下特征:一是涵义更广,可以囊括更广的研究议题、教学途径和教学类型;二是更易理解,“教育”一词包含了“教”与“学”两个方面,而不仅仅强调“教”或“学”;三是表述更科学,强调“多语”背景下“自上而下”的政策和“自下而上”的实践;四是界定更准确,范围仅限国际化影响最深的高等教育领域。

正文第一部分(第二—三章)——理论的概念化。作者分析了全球高校EME的典型案例,阐明了EMEMUS的主要特征——广泛性、复杂性、多样性与情景化,提出了构建“ROAD-MAPPING”的必要性和理论依据,并对相关概念进行了详尽解读。

第二章描述了全球非英语国家高校的EME增长态势——实践形式多样且研究范围更广,指出EME已成为应用语言学的研究热点。通过对英语扩展圈(Expanding Circle)6所欧亚高校EME案例的质性分析(语言政策、学科以及英语在与其他教学媒介相互作用和竞争中所呈现的社会地位),借鉴EMI动因分析模型[2],从国际、洲际、国家、高校和课堂五个不同层面剖析了EMI动因,阐析了EME多样而复杂的特征。

鉴于目前高校EME计划缺失和理论反思薄弱等问题,作者提出应充分吸收借鉴上述案例,以话语为核心,突出高校多语言环境下英语与其他语言的相互作用,建立一个多维理论为指导的框架,以整体、动态和综合方式回应EME多样性和复杂性。

第三章“ROAD-MAPPING”框架。本节为理论建构部分,讨论EME相关概念,重点从应用语言学角度出发概述了与EMEMUS相关的前沿理论,提出基于多学科理论的“ROAD-MAPPING”框架。

高等教育国际化虽然从边缘走向了中心,但相关的三个核心概念(境外国际化、境内国际化与课程国际化)在理论化过程中均忽视了语言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鉴于语言在高校教学、科研与管理位于突出地位,前期的研究尽管也借鉴了与课程国际化相关的理论,如语言经济学与社会语言学,从宏观和微观上考量多样化的语言活动所产生的语言复杂性及其可能出现的争议性,以更好地理解新世纪高校“语言问题”,如多语制(multilingualism)、以英语为中心和情境性、可变性与多层性等。然而,上述研究仍未能全面系统地反映和解决高等教育多语的复杂性与动态性。因此,作者提出应从社会语言学出发,融合更多的相关学科,构建一个具有整体概念的EMEMUS框架——ROAD-MAPPING。

在前期“ROAD-MAPPING”(2016年)理论的基础上[3],作者融合了高等教育国际化、多语教育、社会语言学、生态语言学、语言政策和话语等方面最新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以话语为核心,英语角色(Roles of English)、学科(Academic Disciplines)、语言管理(language Management,M)、实施主体(Agents)、实践和过程(Practices and Processes)和国际化及全球本土化(Internationalisation and Glocalisation)六个维度组成的综合性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这些维度既相互独立又互为影响。“ROAD-MAPPING”框架由六个维度的英文单词第一/二个字母组合而成,颇具匠心,有“路标”和“蓝图”之意,意藴其可以成为EMEMUS研究与实践的向导,指明其前进发展方向。

图1 ROAD-MAPPING理论框架

ROAD-MAPPING框架体现了后现代社会语言学注重交际的多样性和流动性以及交际过程中身份建构的多重性;在生态语言学上则反映为不同语言及语言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关注和维护语言的多样性,认同其在文化、教育、社会和经济的作用。这些研究立场在语言政策则表现为从原有的“自上而下”语言政策拓展到关注语言政策生态——社会成员对语言政策理解、思考和特定环境下的具体行为。同时,ROAD-MAPPING 框架十分重视话语作用,突出其在构建社会、政治和文化秩序的作用。话语被概念化为一个“共建场域”,而国际化的高校就是高度情境化的“接触场所”,实施主体在多语环境下,围绕教学和学习、研究或管理参与各种话语活动(即实践和过程)。

ROAD-MAPPING 框架的六个维度均体现了上述各个学科的核心观点。如“英语作用”强调多语言语境和英语与其他语言关系;“实施主体”的焦点是EMEMUS利益攸关者与高等教育国际化实践间的关系和作用;“实践和过程”体现了EMEMUS高度的情景依赖性和多样性;“语言管理”凸显多语环境、语言政策制定与实施以及政策利益攸关者的关系;“国际化和全球本土化”关注不同国际化和本土化模式的多维和复杂性,等等。

本章附录部分作者对六个维度进行了简单定义并举例说明。

第二部分(第四—六章)为“ROAD-MAPPING”框架的应用与总结,凸显框架对EMEMUS研究者和决策者的理论与实践价值,阐明框架优势以及未来研究方向。

第四章围绕已有的四个案例展开,运用“ROAD-MAPPING”框架对EME广受关注的领域——师生信念和课堂话语进行全面解读,阐述框架对现有研究的理论化、设计、方法论、数据分析和结果讨论等方面的价值。

案例1—2将“ROAD-MAPPING”作为研究方法框架,支撑EMEMUS不同利益攸关者多场景信念(包括态度、评价和期待)研究,重点关注了框架在研究构思、文本编码和分析环节中的运用。案例1通过半结构化教师访谈,收集EMEMUS教师对语言和内容教学融合态度。尽管关注的是“英语的作用”和“实践和过程”两个维度,但结果讨论时将其他维度也融合起来,体现了框架的整体性和灵活性。案例2则采用了混合研究法,对比分析三个国家的师生对EMEMUS的态度。框架不但用于开发“自上而下”文本编码,同时在数据分析中不断补充新的编码内容,即“自下而上”。案例3—4关注的是框架在EMEMUS课堂话语研究中的应用。案例3表明框架可以作为深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的理论框架,亦可指导研究结果的讨论和分析;案例4 更多是向读者展示如何运用框架对早前的研究结果进行新的解读,进而说明框架能够对复杂、多层甚至有些杂乱的数据结果进行更为全面且有价值的解读。

第五章讨论“ROAD-MAPPING”框架对EMEMUS政策的制定、管理和执行的影响。采用的三个案例分别从大学、国家和欧洲大陆三个层面探讨框架对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实践的有效度以及教师可持续发展(尤其是教师多语言能力)的意义。案例从全局上把握国际化程中EMEMUS政策规划、设计和执行维度及维度间关系,结果讨论部分亦融合了其他维度,向读者呈现了EMEMUS的复杂性和真实性。

案例1探讨西班牙一所大学EMEMUS政策规划、制定、执行和不断完善过程,指出该校EMEMUS国际化进程与“ROAD-MAPPING”框架相得益彰、相互促进。案例2以日本高校为背景,探讨框架在国家层面对EMEMUS实践的指导价值,从六个维度逐一勾勒日本EMEMUS的现状和挑战等。案例3描述了欧洲大陆高校教师发展国际培训项目以及框架对项目研发的作用, 聚焦教育开发者的角色、信念和实践,强调应该从“英语的作用”“学术/学科话语”和“国际化和全球本土化”维度加强培养教师。

本书最后一章(第六章)全面概括本书写作目标,概述“ROAD-MAPPING”框架优势和不足,指明EMEMUS研究方向。

作者认为框架的优势在四个方面:一是作为综合性分析框架,它既可观照EME全貌又可用于具体研究问题,如教师发展项目实证研究或教育管理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如第四章案例分析,框架不但为研究设计提供支持,而且也可作为分析工具服务于数据分析和编码;二是以话语为核心,关注与语言相关问题,超越传统课堂,转向跨学科的EME实践,如教师发展、政策与管理等;三是促成有效的行动,帮助研究者在分析、反思和决策中充分认识到EME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从研究设计到调查分析等)。同时,管理者在制定政策时应该从多维角度出发,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规划EME;四是灵活、动态,不但帮助使用者(研究者、教师或政策制定者)形成多维全局观,而且可以依据实际对某一特定领域或维度开展深入的挖掘研究。与此同时,作者也指出框架的某些不足,如六个维度相互交织、作用,让研究者难以把握等。

最后作者提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一是其他语言(如其他国际通用语言和本土语言等)与英语并存而形成的多语现象以及这些语言的实际应用问题;二是多语背景下学术素养培养及其对教学影响;三是重视某些被忽略的实施主体,如雇主;四是信息化对EME模式,如在线教学的影响;四是超越英语为媒介的课堂,从更综合的视角去审视高等教育国际化。

二、简要评述

为应对高等教育国际化挑战,2001中国教育部提出“积极推动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教学”(《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由此拉开内地高校EMI建设序幕,北京、上海等地一流高校EMI明显增长[4]。目前,部属院校平均开设19.116个使用全外语授课(英语)的学科专业(2018年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状况调查本科院校报告),中国的EMI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与EMI日益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相关研究明显不足,文献研究量少,具有理论深度的著述匮乏。由西班牙一线教师Dafouz 与Smit教授撰写的本书[5],融合多学科最新成果,既有理论深度,又具实践价值,对我国的EMI教学极具指导意义。

第一,广阔的跨学科视野。自 20 世纪末以来,随着全英教学席卷欧亚大陆高校,近十几年EMI的研究明显增多[6],但多从语言学、教育学或政策学视角去探究EMI问题。

作者博采众长,从国际化多语视角提出了建立EME整体框架的必要性,并从高等教育国际化、多语教育、社会语言学、生态语言学、语言政策和话语分析等获取理论支撑,构建了以话语为中心,相互交织和相互作用的六维度概念框架,在凸显EMEMUS多维性、流动性和动态性的同时,也为相关利益方(教师、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实践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而有助于更为全面地理解EMEMUS实践的复杂性、局限性。此外,作者自身的学习、教学、研究等经历所获取的学识和感悟也为该书的框架构建奠定了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第二,独特的研究视角。已有研究多从某个方面如师生信念、课堂互动、教师培训等“教”或“学”进行[1],而作者在认同“语言工具性”的基础上,提出要从多语“教育”的环境下看待EMI,把微观、单一的研究融入宏观、整体的外语教育研究,重视语言社会的文化价值。同时,强调了EMI的动态性和复杂性,把相关要素作为整体加以考量。秉持复杂系统思维,以“话语”为核心联结EME密切相关的各个大要素,如英语角色、学科、语言管理、主体、实践和过程以及国际化和全球本土化,全面系统地看待高校国际化多语环境下的EME问题。

“ROAD-MAPPING”框架凸出“话语”作用,将EMEMUS视为由话语构建的系列社会实践活动。“话语”不仅包括传统的“课堂话语”,还将扩大到EMEMUS的各个方面,如语言政策文本、项目介绍性和推广性话语(如大学机构的网站文本)和师生访谈话语等。作者指出框架的六个维度均可从“话语”角度进行分析,同时强调“话语”与“语境”之间相互构建的关系。本书所倡导的基于话语的研究视角是对EME以往研究忽视语言核心作用的回应,为应用语言学者研究EMEMUS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丰富了EMEMUS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

第三,理论与实践相得益彰。本书遵循“基于实践的研究”与“基于研究的实践”原则。如正文第一部分(第四章)从欧亚大陆高校案例的质性分析入手,从五个层面对EME实施动因进行分析而阐明了EME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进而提出并建构了跨学科理论指导的“ROAD-MAPPING”框架(第三章),体现了“基于实践的研究”的原则;书中的概念理论部分具有十分明显的实践指向性,运用大量教学实例和活动详细阐释如何用框架去分析已有实践。第4—5章的师生信念、课堂话语、语言政策、教师专业发展均是目前EMI研究的热点,作者运用“ROAD-MAPPING”框架对实践案例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其中六个维度的具体编码为本书的一大亮点,极具操作性,研究者直接采用或稍作调整就可对自身研究进行数据分析挖掘。理论与实践有机融合、相互印证,彰显了“ROAD-MAPPING”框架的可行性与实用性。

诚然,本书也存在少许不足之处。首先,“ROAD-MAPPING” 的分析建立在“话语”的基础上,但是本书并没有明确给出话语的界定标准,这使得分析过程中话语的界定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其次,ROAD-MAPPING 提供了一个六维度的分析框架,操作起来存在一定的难度,有待在真实教育情境中的不断实践来检验、反思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