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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光孝寺南汉西铁塔形制考

2021-10-20苏漪

东方收藏 2021年10期
关键词:造型纹饰

摘要:西铁塔位于广州市光孝寺内,铸造于南汉大宝六年(963),是我国现存有明确纪年最早的一座铁塔,是南汉后主时期内侍监龚澄枢与邓氏三十二娘合造的供养塔。南汉西铁塔虽仅余底座及以上三层,但其在造型、纹饰、佛像组合上具有浓厚的特色。通过对西铁塔形制的分析,有利于了解南汉时期的佛教信仰和供养活动。

关键词:西铁塔;南汉;造型;纹饰;佛像组合

西铁塔位于广州光孝寺内,光孝寺以历史悠久、规模宏伟被誉为岭南佛教丛林之冠。据《光孝寺志》记载,光孝寺原为南越国南越王赵建德之故宅。三国时代,吴国虞翻谪徙居此,改为虞苑。虞翻死后,家人施宅为寺,称制止寺。东晋隆安年间(397—410)称王园寺,唐贞观年间(627—649)改称乾明法性寺1。

1999年至2000年,为配合光孝寺东北角修建工程,广东省文物考古所对光孝寺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此次发掘揭露光孝寺五代两宋时期的戒堂基址,出土有五代建筑构件、瓷碗等遗物2,说明唐五代时期光孝寺已经是广州城内颇具规模的重要佛教寺院。

光孝寺现存南汉时期的两座铁塔,都铸造于南汉大宝年间(958—971),因分别处于大雄宝殿的东西两侧,通常被称为东铁塔和西铁塔。

根据考证,西铁塔铸造于南汉大宝六年(963),是我国现存有明确纪年最早的一座铁塔,为南汉后主时期的内侍监龚澄枢与女弟子邓氏三十二娘合造供养。铁塔原有七级,原置于南宋宝庆年间(1225—1227)住持僧了闻建造的西塔殿内。上个世纪20年代,常盘大定前往广州光孝寺考察时,西铁塔塔身依然完整。上个世纪30年代,因塔殿塌毁,上方四层均被压坏,现在仅余底座及以上三层,并向一侧倾斜。

西铁塔整体造型模仿楼阁式塔3,样式类似于敦煌中的多层石塔,分层叠垒,每层塔身辟出圆券拱门,塔檐叠涩出檐4。 现存的西铁塔分为底座、第一层、第二层及第三层,残高310厘米。底座由覆莲方座、束腰须弥座、方座、仰莲瓣座组成。第一、二层结构、造型大致一致,分为塔身和塔檐,第三层仅剩塔身。

束腰须弥座上饰有双龙,相向而立,身体蜷曲成“C”字型,各伸一前爪,中间为火焰宝珠纹。这种双龙拱珠纹样常见于唐代佛教碑额上,因碑额位置限制,样式较为固定,如陕西西安梁家庄出土唐显庆三年(658)道德寺碑、山西临猗武周天授三年(692)造像碑、陕西西安西郊出土唐元和元年(806)慧坚禅师碑、福建浦城唐大中三年(862)造像碑5等,南汉韶州云门山大觉禅寺大慈云匡圣弘明大师碑的碑首正反面也雕刻有此纹样。铸造于大宝十年(967)的南汉东铁塔,底座也饰有此种双龙拱珠纹样。这些装饰有双龙纹饰的法物,都是由身份地位较高的皇家或内侍供养铸造。双龙拱珠纹样一方面体现了法物供养人特殊崇高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南汉时期佛教法物的铸造中遵照了佛教纹饰图像的模式。

束腰须弥座四角为托塔力士,力士作为上方仰莲瓣座与下方覆莲方座之间的承重所在,头顶莲座,双臂皆断,袒胸露腹,与同时期梅州千佛塔底座四周托塔天王的形象各有差異。托塔力士的形象广泛见于各佛塔和造像之中,如唐贞观十年(636)的开元寺须弥塔、唐开元八年(720)的邓裕石塔、北宋嘉祐六年(1061)的当阳铁塔、北宋宣和三年(1121)的释迦多宝如来石塔等。力士在佛教中担任护法卫教的职责,来源于佛教典籍记载中的金刚力士,隋代《观世音义疏》中有“执金刚,为八部末,因有大力”的记载。6作为托座力士出现时,一般赤裸上半身,表现出强壮体魄和力大无穷。使用力士支撑铁塔上层结构,除了符合力士在佛教中的形象,也增强了铁塔构思的巧妙和灵动。力士头顶一方座,边饰祥云纹,作为仰莲瓣座与覆莲方座之间的过渡,巧妙地增加了受力面积,增强了铁塔结构的稳定性。

方座上方为仰莲瓣座,四面中心莲瓣上同刻有造塔铭文:“玉清宫使、德陵使、龙德宫使、开府仪同三司行内侍监上柱国龚澄枢,同女弟子邓氏三十二娘,以大宝六年岁次癸亥五月壬子朔十七日戊辰铸造,永充供养”。

塔身四角为竹节状角柱,间隔仰覆莲纹,塔身四面遍铸小佛小龛,小佛龛和小佛像的样式一致,都是圆券龛,内为带有背光、双手结禅定印的小佛像,中心开龛供奉不同的佛像,皆为尖楣圆拱龛,佛像背光,第一、二层佛像左右两侧铸有名称。因西铁塔位置数经变更,所以已无法确定西铁塔当时的东南西北四面朝向。据清代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记载:“第一层东曰释迦佛,西曰弥勒佛,南曰弥陀佛,北曰药师佛……第二层东卢遮那佛,南卢舍那佛,西牟尼佛,北毗舍浮佛。”7

现将三层每一面大龛佛像进行汇集(表1)。

第一层中间大龛佛像依次为跏趺坐于须弥座莲台,左手下垂施触地印,右手上举,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的释迦佛;呈倚坐姿,左手下垂,覆掌抚膝,右手上举,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的弥勒佛;跏趺坐于须弥座莲台上,双手结禅定印,身着袒右式袈裟的弥陀佛;跏趺坐于须弥座莲台,左手下垂施触地印,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的药师佛。与唐代四面造像佛塔上的佛像组合相印证:唐永徽三年(652)的大雁塔底层四面门楣线刻图,经考证南面为释迦牟尼佛,东面为弥勒佛,西面为阿弥陀佛,北面为药师佛。8唐开元八年(720)的邓裕石塔,经考证塔身正面主尊为阿弥陀佛,其他三面依次为释迦牟尼佛、药师佛与弥勒佛。9日本奈良时代(710—794)平城京兴福寺五重塔四面造像中的主佛像分别是东方药师佛、南方释迦佛、西方阿弥陀佛与北方弥勒佛。10根据隋代吉藏在《观无量寿经义疏》中的记载:“《无量观》辨十方佛化,《弥勒经》明三世佛化。十方佛化即是横化,三世佛化即是竖化。言《弥勒经》三世竖化者,过去七佛,现在释迦,未来弥勒,明三佛化,故是竖化也。言《无量寿观》十方横化者,此方秽土释迦化,西方净土无量寿化,明十方佛化,故是横化也。”11释迦佛、弥陀佛和弥勒佛代表着过去、现在、未来,是竖化时间排序上的三世佛;药师佛与释迦佛、弥陀佛一起构成了空间横化三世佛的组成部分。12这种药师佛、释迦佛、弥陀佛和弥勒佛具体朝向不一,但有机统一的佛像组合,流行于唐代,南汉时期延续了这种在时间竖化和空间横化上集于一塔的法身图像体系,体现了摆脱生死轮回、遍布十方空间、超越时空永恒的精神追求。

第二层中间大龛佛像皆跏趺坐于仰莲座上,依次为施合掌印,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的卢遮那佛;右手向下触及宝座行触地印,左手置于腹前行禅定印,身着袒右式袈裟的牟尼佛;双手交叠施说法印,身着右肩半披式袈裟的卢舍那佛;双手行智拳印,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的毗舍浮佛。卢遮那佛、卢舍那佛和牟尼佛为三身佛,分别代表法身、报身和应身之相,来源于《全唐文》记载的“法王之身有三:曰法、曰报、曰应”,法身指毗卢遮那佛,报身指卢舍那佛,应身指释迦牟尼佛。13毗舍浮佛是过去七佛之一,意为一切自在、一切胜。西铁塔第二层的佛像组合由三身佛和过去七佛之一构成,尚不见于其他佛塔和造像,体现了南汉时期佛教信仰、供养和造像的特殊性。

第三层中间大龛佛像皆跏趺坐于仰莲座上,依次为双手施禅定印,身着通肩式袈裟的佛像;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掌心朝上平放在腿上,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的佛像;左手行触地印,右手上举,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的佛像;双手合掌屈指交叠,身着通肩式袈裟的佛像。

塔身上有塔檐,塔檐仿屋檐,铸造出瓦垄形象,装饰脊兽,塔檐脊兽样式为躬身的神兽,四爪着地,身体弓起与塔檐形成空间,可能原有铃铛悬挂于此。塔檐飞翘,檐下铸饰飞天、飞鹤、云彩等精美图案。第一层和第三层的塔檐与塔身以花叶纹联珠垂幔间隔,第二层的塔檐与塔身则以覆莲瓣纹间隔。

第一层塔檐装饰有仙鹤纹,仙鹤上下错落,展翅飞行,每面共有十二只仙鹤相对,仙鹤之间错落分布着祥云纹。仙鹤原为道教形象,是祥瑞的象征,表达延年益寿的祈愿。在姚秦时期鸠摩罗什译的《佛说阿弥陀经》中提到了仙鹤“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鹤、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伽、共命之鸟。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14塔檐使用仙鹤祥云装饰,表现出佛乐禅音飘摇的仙境景象。

第二层塔檐铸造了四位飞天的形象,两两相对,其双手举着花果供物,朝着中心的祥云莲花供奉,肩上系着的飘带飞扬,祥云缭绕。飞天是佛教中重要的使者形象,最早见于东魏成书的《洛阳伽蓝记》“有金像辇,去地三尺,施宝盖,四面垂金铃七宝珠,飞天伎乐,望之云表”。15 飞天根据具体形象和承担职能的不同,可区分为散花飞天、伎乐飞天和供养飞天等。西铁塔上的飞天形象与东汉时期支娄迦谶译《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记载的“诸欲天子悉以天华飞行供养”16相符,与敦煌莫高窟隋代第390窟里的捧着果盘的飞天形象相似,承担礼拜供奉的职责,属于供养飞天,烘托出极乐净土祥和而神圣的氛围。

西铁塔现存有底座及以上三层,为仿楼阁式四方塔,分层叠垒,逐层收进,塔身装饰上使用了莲花、力士、飞天、仙鹤、祥云等傳统典型的佛教纹样元素,每层大龛佛像形态各异、生动精美,在佛像组合上别出心裁。西铁塔的造型、纹饰与佛像组合延续了唐代的造像风格,但又与唐代流行的建造佛塔、摩崖造像和壁画风俗不同,因地制宜,形成了南汉时期独具特色的铁塔造像风格,呈现出一幅庄严祥和的佛国景象,表达了供养人渴望摆脱生死轮回的祈求,是反映南汉时期崇佛礼佛的一个重要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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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章用图皆来源于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汉二陵博物馆.汉风唐韵——五代南汉历史与文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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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漪,工作单位: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汉二陵博物馆),研究生学历,研究方向:文物、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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