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茂莉

从史前时期至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数千年内中国疆土屡有伸缩。从黄河中下游地区凝聚为一体，到国家掌控范围自黄河流域伸向长江流域，首先完成了农耕区核心地区的政治、文化认同与境土弥合；以后以此为核心将境土向周边扩展，其中主要离合纷争发生在北方农牧交错带，这一地区在疆域变迁的回旋起落之中承担着起点与终点的双重角色；清王朝突破农牧交错带融南北蒙古、西域于大清版图之内，并继元、明两代继续实行对青藏高原的统辖。

历史时期中国正北、西北疆域变迁的三个阶段，分别在空间上构成三个圈层，每个圈层的地理环境与资源禀赋均不相同，中原政权缘起于农耕民族，因此首先弥合与延伸的范围是自己熟悉的农耕环境，然后才会将疆土拓展到非农业生产地带。疆土扩展中，每逾越一类地理障碍，就意味着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地带。

回顾历史地理能够成为疆域伸缩的基础，在于它左右着人们的经济生活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文化意识与文化认同。疆土与人类的社会组织或政权相对应，而将散处在各地的松散人群凝聚在一个政权之中、整合在共同疆土之下的力量，不仅政治，文化认同也许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跨越地理环境，将疆土推向经济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地区，应是政治、军事与文化的合力。

从《诗经》时代的“普天之下”，到大清帝国拥有的四至八道，“天下”已经增添了更多的内涵，数千年内，多民族的融合，共同营造了脚下的土地与头顶上的蓝天。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充当主角的不只位于中原的汉民族，周边各民族作出了同样的贡献。

“多民族，多元一体化的中国”是近年出现的主流提法，但事实上古代社会早已出现类似的理念，日本学者渡边信一郎在《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中日比较史的视角出发》中，根据中国文献记载提出“九州与四海=中国+夷狄”这一中国古代天下观，对于这一提法可以在《周礼·职方》中找到线索：“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显然，职方氏执掌天下之图，天下之地不只包括中原地区，也不只农业社会，其中涉及的蛮、夷、戎、狄以及六畜均属非农业民族以及非农物产，农业民族与非农业民族共同构成天下。

《周礼》将九谷、六畜包融在职方氏的权限内并非偶然，自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原与周边民族的融合是为人共睹的事实，故我们可以在东汉人王充《论衡》中看到这样的记述：“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高舄。”古人置身于疆域伸缩与民族交融的过程之中，我們今天享有的是历史积累的结果，故古人的体会更为深刻。

中国疆域变迁的历史进程中，无论疆土局限在农耕区之内，还是迈出农牧交错带向非农业区域延伸，民族之间的交融始终贯穿其中，因此疆域既是历史产物，也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并非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功绩。疆土是立国之本，也植根在大地上，大地不仅提供了疆土的空间，且为疆土的伸缩注入了基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