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秦

一

中国音乐学界与上海音乐学院（下称“上音”）相关的有两位姓戴的学者.一位是戴鹏海先生，人称“戴老”：另一位是戴嘉枋先生，我称其“老戴”

（因其年轻老成而得名）。老戴大我不到十岁，但我从认识他开始就这样叫他。之后，无论其身份怎么变化，从教师、司长、党委书记、所长到会长，我一直都称其为老戴。老戴不仅是益友.更是我的良师。

1985年秋天，我很幸运考上了“上音”研究生，师从夏野先生。入学后不久就认识了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回到“上音”任教的老戴。当年老戴是系里的年轻教师，与我这个工作后读研的“大龄学生”年龄相差不大，聊天比较随意。1988年我留校任教后与老戴交流更多一些。我们都成长在知识分子家庭，但不幸都成为了“右派”子弟，这种政治运动中的遭遇对家庭、人生和思想都带来深刻的影响。老戴曾在工厂当车工，我在化工厂“三班倒”①。二人也都是小提琴演奏出身，之后又走上了音乐学术的道路，因此，我与老戴比较有共鸣。回想当年在“上音”共事的几个场景，至今依然清晰。

记忆中，只要在学校办公室见到老戴必定是烟不离手，坐在办公桌前忙于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制作音像教材。他是最早且最有成效的进行音乐史“电化教材”。的实践者，至今大家在使用的近现代音像教学材料大多都是其当年的成果。当年教师住房皆由学校安排分配，但“上音”在此问题上非常不公，老戴住房困难一直得不到解决，对此他心情一直不畅。但是，如果谈及武侠小说，老戴立马形象大变，讲起金庸来眉飞色舞、面笑颜开、滔滔不绝，与武侠爱好者沈璇老师一唱一和，进入了另一种超现实的忘我世界。老戴对于现实与幻想、史实与虚构、文学与学术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从其很多文论中都可以体会到，他对于这些关系的界限和分寸、严谨与发挥都把握得娴熟而精到。例如，他早在读本科时发表的文章《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音乐家传记——读两本冼星海传》《文学性传记写作也应求实存实——暨与刘熊同志商榷》就非常精彩。大约1990年，系里一位年轻教师因为教学方式不妥被批评。当一些人提出要对其进行处分的时候，老戴作为党支部副书记出面进行调研和协调，在总结会上，他提出重在教育、以善待人，最终大家都赞成他提议的宽厚方式。最难忘的是，我留校任教后住在一间9平米、原为车库的小平房里（下面是化粪池），与距离约十几米的另一间约10平米的小屋主人戴老（戴鹏海先生）为邻居。二戴关系甚好，老戴经常来戴老小屋切磋交流，时而也来我的小平房转转。由于我的小平房为校园最低洼处，每年六七月份黄梅季节下大雨，家门口必定水漫金山。大约是1989年，一次暴雨的积水冲破“抗洪”沙包涌入了我的小家，鞋子在床边漂浮，橱柜和钢琴进水。老戴得知后带着几位学生来我家，从系办公室携带了4张木凳子，他踏入水中与大家一起徒手将钢琴搬到了凳子上，此景至今依然令我感动不已。留校工作数年后，一方面为了进一步深造，另一方面也由于住房及其他问题的困扰，我打算出国留学。“同病相怜”的老戴非常支持我，他觉得也许这是一种可以“曲线自救”的方式。1991年秋天，我赴美国留学。1992年，老戴因住房问题得不到解决而离开了“上音”，调往中央音乐学院。

一别就是近十年。回国后第一面见到老戴是2000年10月，我在山西大学参加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六届年会。某晚，与会者正在用餐，老戴从北京赶来见大家。这时我才知道，老戴是当时文化部艺术教育司副司长。他一眼见到我就非常高兴地问候，聊了几句我的近况，完全没有部委大领导的架子，甚感亲切。2003年秋天，“上音”出版社刚成立不久，我前往北京约稿的第一站就是中国音乐学院，也是我第一次跨入该校大门。老戴此时为院党委书记，我直接去其办公室，他热情接待了我并且非常支持我关于音乐学术出版的计划，爽快地接受了我的约稿。我们商议了书稿的内容，其音乐文集《面临挑战的反思——从音乐新潮论我国现代音乐的异化与反异化》就这样确定了。老戴非常支持和配合，很快就将干净整齐的文稿给了我。2004年12月，老戴的音乐文集便正式出版了。2010年，我非常荣幸参与了老戴主持的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哲学社科重点编写教材项目《中国音乐史》课题组。在该课题的几天集中讨论过程中，深切地体会到他作为首席专家不仅对课题组成员领域专长的结构性妥当安排，而且在掌握该课题的政治思想的高度、全国高校教材的规范、贯通古今音乐史体例的考量，尤其是以与时俱进的史学立场来撰稿等，都把握得非常细致和妥帖，充分显示了老戴在宏观布局与细节落实中的大气而严谨的思维和方法。这次经历给予我日后的音乐学术出版和研究课题组织工作等方面很大的影响，受益匪浅。

老戴一直对于我这个后学同事及校友不少关照的机会。我很荣幸地作为第二导师，参与了老戴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博士生秦萌的论文《一个音乐群体的社会角色研究——上海交响乐团（1949-2009）》的指导工作，从中学习了老戴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在教学过程中的实现。论文围绕社会角色问题来分析音乐家群体及其相关的各种文化、商业现象和活动，包括社会体制的变化、时代精神、演奏家群体与社会各阶层及其结构的关系问题，期间经历了六十年的社会、历史、政治的剧变，该乐团每一时期的演奏家群体社会角色的转变，都与社会政治风向和文艺政策的变化有紧密的联系。该文已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收录于我主编的“音乐上海学丛书”。之后，老戴的另一位博士留生进入了“上音”博士后流动站，我成为了其合作导师，从事近现代上海城市音乐的历史文化研究。

与老戴的确有缘。浙江音乐学院（以下简称“浙音”）成立之后，他曾一度被特聘在该校任教。现在他也经常去杭州，与从事美术工作的女儿团聚，恰巧他们居住在“浙音”附近。我从“上音”退休之后也被聘在家乡杭州的“浙音”工作。我弟弟是中国美术学院的画家，同样也住在那一带。因此，我与老戴一直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二

我喜欢读老戴的论著，其文字温雅，但思想犀利。1985年我进“上音”读书至1991年出国的几年间，老戴早已是中国音乐史领域才华横溢的学者，文论甚为丰富，例如《人的历史历史的人——读〈张寒晖传〉》《继承、扬弃与发展——论音乐史学多元化观念的萌生及其合理内核》《在启蒙与救亡中的自主选择——试论马思聪在三四十年代的音乐思想》《时代与现实错位阴影中的必然选择—新潮音乐的得失生成及历史方位》《從系统论看中国传统音乐单声体系的长期延续》等都是期间很有影响力的文论。特别是上述提及的1987年的《面临挑战的反思——从音乐新潮论我国现代音乐的异化与反异化》和1988年《科学总结我国当代音乐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吕骥同志商榷》成为当时学界讨论的焦点。然而，在“上音”与老戴相处的那些年，因为自己学识浅薄、视野狭窄，对中国古代音乐史之外的领域甚是无知。尽管知道老戴在当时已经是音乐学界叱咤风云的学者，但对其不少研究成果并没有认真阅读学习过。直到为老戴编辑出版其文集之时才开始认真地拜读了他的不少文字。

他的学术研究向着两个重要的方向发展，其一是对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的建设。例如论文《20世纪前期的中国音乐概貌》《震荡与转型——80年代改革开放前期的中国音乐》《用宽宏的眼光看待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在新时期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及载于《音乐学新论》（杨燕迪主编）中的一章《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等。特别需要提及的是，2017年11月老戴受邀为“上音”“蔡元培讲堂”讲课，我有幸为此主持。老戴以《20世纪中国音乐家的“立体”研究》为题，从多维视角下的音乐家研究、作为“人”的音乐家、音乐家的个人档案、几个与20世纪上海有关的音乐家案例入手，结合丰富的影像资料，讲述了应该如何研究音乐家，并指出应当重视被“历史想象”隐匿的历史真实，注意口述历史的真伪与甄别。同时，他指出，对于20世纪中国音乐家而言，也应当关注到“启蒙”与“救亡”双主题之外的“娱乐主题”。我也对老戴的讲座给予了呼应，强调在“历史想象”中挖掘“历史真实”，以及“立体”与“多维视角”研究的重要性和意义所在。

《音乐艺术》2019年第1期刊发了老戴的文章《以“新史学”为视阀的一点新认知——对冼星海一点存疑史实的“想象性”阐释》，这也是我卸任《音乐艺术》主编工作的最后一期。老戴在文中是以冼星海研究为案例，对于“新史学”作用于中国音乐史的学科建设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其中也鼓励了我以“新史学”在宋代音乐研究和“音乐上海学”中的探索。他指出：

应该看到，与中国音乐史以往在研究方法上重视客观考证、追求实证，所秉承的理念主要是书写精英、正统历史的传统史学相比较，“新史学”强调关注以往人类全部活动的“总体历史”或“整体史”，不仅从内容上由精英人物转向群体性的普通个人，也从思想观念方面强调史学与关注人类行为和文化等学科的交叉互动;更在原有史学的方法论基础上，从问题意识出发，从以“共时性”见长的文化人类学、社会学中吸收对“情景”和“过程性”的叙述。无疑，在此前提下进行中国音乐史的建构及社会结构的反映与观照，似乎是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③

上述这些文论都体现了老戴在中国音乐史学科建设中所进行的批判性思考与建设性意见。

成就卓著的学者都有一种研究主题或领域的“标识”，也可以说是一种对应的等号关系。在音乐学术研究中，戴嘉枋与“文革”音乐便是如此。如前所述，老戴并没有因为“新潮音乐”讨论中遭遇“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的风波而沉寂或退缩，他心境明亮、高瞻远瞩，心中的“信仰”与“价值观”始终激励着他。否则他不可能去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为“雷区”的“文革音乐”，那是一块从事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学者既爱又怕的“景区”与“禁区”。然而，老戴却成为了该领域的“第一人”，没有之一。老戴之所以为该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在研究文论的篇幅数量上，研究的内容、范畴、题材、体裁和视角上则是无人可及，例如《乌托邦里的哀歌——“文革”期间知青歌曲的研究》《论京剧“样板戏”的音乐改革》《论“交响音乐”〈沙家浜〉的音乐创作》《复苏与再沉沦——〈战地新歌〉中的歌曲创作》《钢琴协奏曲〈黄河〉的音乐分析》《动乱中的喧嚣——“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中的音乐》《论“文革”后期对于传统音乐的抢救》《沉重的历史回响——中国“文革”音乐在新时期的影响》《从“样板戏”的“复出”看市场条件下主流音乐的尴尬》以及著作《样板戏的风风雨雨——江青、样板戏及内幕》④等，而且老戴也没有遗漏年少时期的小提琴“情结”，专门研究了《论“文革”后期小提琴音乐的“兴盛”》。“文革”音乐主题中最重要，也是最为棘手并最值得探讨的是时任文化部长、原“上音”著名音乐家于会泳。老戴的文章《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论于会泳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特别是专著《走向毁灭——“文革”期间文化部长于会泳沉浮录》⑤将“文革”主题的音乐研究推向了纵深，通过学术的现实性剖析、音乐社会功能极端异化现象的批评、民族与国家命运的反思、个人—才情—招安而无以自拔的罪孽深渊的叙述，以音乐为线索揭示了那“十年”天昏地暗的疯狂世界。老戴的文学叙事的功力、学术及思想的深邃，以及扎实的音乐形态分析在这个领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施展与彰显。

三

我喜欢阅读老戴的文字，主要原因是其叙事性的描写、非刻意的细致分析、似乎不经意的结构上层层推进，尤其是对于人物透彻的心理解读。

老戴的研究中还有两个突出的主题，即马思聪和李叔同的研究。但在我看来，至少在音乐领域没人对于这两位重要的音乐人物的心理刻画与分析上，可以达到老戴的深入和高度。

马思聪是一位悲剧性人物，其才华、人格似乎都与其生活的时代不默契。天才的结局总是悲哀，既有其主观因素更有与其所处的环境不无关联。人生就是选择，性格决定命运，这两句话用在马思聪身上应该是准确的。老戴的文章《在启蒙与救亡中自主选择》阐述了马思聪音乐思想的特殊性与局限性。另一篇文章《雀跃、沉默和“叛逆”——马思聪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的心路历程》将主人翁那十年期间政治上的单纯与不适应、艺术上的孤傲与自尊，在特殊社会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复杂心情和人格等描写和分析得淋漓尽致。我们似乎从文字中可以体验到马思聪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最终马思聪在极度恐惧中无奈地选择了离开祖国而走上了“叛逆”的不归之途。

在聊天中，老戴多次提及李叔同。那是一种超越了学问论题的谈论，语言不涉及学术、无关乎研究、也没有作品，更不讨论其音乐，而全然是一种感慨、敬仰的心态和境界。老戴发表过很多关于李叔同的文论，例如《由绚烂而至平淡——李叔同（弘一法师）器识书法谈》《弘一法师出家思想析论》《论弘一大师與夏尊先生之法缘》《李叔同——弘一法师的音乐观及其歌曲创作》等，我个人觉得最精彩的是长文《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李叔同弘一法师生平思想暨出家因缘析》。如同叙述马思聪的笔法类似，老戴以其深厚的史学功底、丰富的佛学知识、深刻的时代分析，同时细心和敏锐地讲述了李叔同前世今生，与启蒙、革命、艺术、音乐之间，更主要是其个性及佛缘和佛学的渊源与宿命。让读者能够走心地读到由李叔同到弘一法师的心理和思想的变化，那是一种可知而不可及的超然境界。文中写道：

李叔同的“安然离俗”，毕竟是他个体独特阅历、性格、思想发展所决定的结果，因而具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徵，而这也就佛门并不神秘的所谓“因缘”。于中我们就不难窥见李叔同——弘一法师胸中所揣的那颗始终如一，拯心济民，舍己利他的拳拳赤子之心。这也是他无论在俗，抑或出家，都不失为伟大的根本所在。当我们能够深入领略一下旧说“出家披剃从将相亦难以为之”的内涵，则更不仅不会为大师出家之人生转折扼腕惋惜，相反当为他胜愿成就，精神境界的不断升华，最终获得“花枝春满，天心月圆”的结果而代众生欢喜了。⑥

诚然，老戴对马思聪、李叔同二位大家的音乐及其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但从学术方法上，我更是看到了一种法国年鉴学派的“新史学”所倡导的“心态史”的范式路径。虽然老戴自己并没有这样表述，但我认为，音乐心态史的方法在研究对象上的突破，从史料考证、事实描述、作品阐释、音乐形态分析转向历史人物的精神生活和心理剖析，这种结合心理学的研究视角无疑是对于音乐史学研究的新颖范畴的尝试性拓展，对于学科在历史研究上增强整体性思考具有积极的意义。

四

与老戴接触交往机会最多的是在中国音乐史学会的活动期间。他是史学会元老人物，从1985年学会在南京成立之际，他就参与其中，是史学会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从副秘书长、副会长兼秘书长到会长。

2008年，在苏州举行的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上，老戴高票当選为第五任会长，并且在2012年第十二届年会上连任。我作为多届的副会长，亲身经历了他在任期间为学会建设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应该说，老戴任期内是学会成立以来发展最好的阶段，做了多件学会历史上皆为“第一”的大事。例如，2008年第一次对1985年制定的学会章程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其中特别增加了会长任期规定，一般不超过两届（四年一届），也就是老戴为自己限定了届期，他也的确做出了表率;同时，增设了敬请离任会长为名誉会长。另外，创办了“中国音乐史学网”，使得最为“保守”的史学会走在互联网信息化通讯的前沿。2010年，在福建华侨大学音乐舞蹈学院举行第十一届年会上，老戴提议和邀请了汪毓和、陈聆群、陈应时三位元老学者前来出席，那是一次最为隆重的“老中青聚会”的年会活动，至今大家记忆犹新。之后，学会形成了一个传统，每届年会都将邀请两位资深的年长学者（古代与近现代研究领域各一位）出席，并进行专题报告。再是，在老戴联系和落实下，“徐小平音乐学教育基金”对该届年会进行了赞助。接着，在沈阳音乐学院召开的2012年第十二届年会上设立了“徐小平奖”，对是年的第七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中获奖者颁发了证书和奖金。史学会不仅是当时音乐学界唯一每届年会举行论文评奖的学会，而且还具有实质性的奖励，极大地鼓励了学生从事学术研究和积极参与论文评选活动。同时，学会为了鼓励各个研究方向的学术活动，增设了两个专业领域的会员群体组织，即音乐考古学和音乐图像学研究团体。这些年来，它们的活动非常频繁，而且国际性的学术交流很是活跃，大大促进了学会的发展。

老戴在主持学会工作中既严谨又宽厚。比如，学会建立以来，学会成员不断增加，但也由于各种原因，在册会员与实际参与活动的出席率有一定差距。为了促进学会的有效管理，老戴提出了对于会员的梳理工作。记得当时有些常务理事觉得这是一件得罪人的事，表示以不做为妥。而老戴觉得为了学会的管理规范，再怎么得罪人也需要做，按照实际情况可以酌情对待。老戴处理事情的原则性与宽厚性还充分体现在每届年会论文评选上。在评审过程中所涉及的名额分配、学科均衡、人员结构、评定标准、操作程序等的透明、公正与合理，老戴都处理得相当妥善。在遇到有争议的问题时候，总是先听取各方意见，然后希望相互理解和协调，从来没有摆出会长“权力感”和“权威性”，其遵守原则、待人宽容与看重情谊的态度得到大家的尊敬和信服。

老戴在任期最后一年为学会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即编订和印制了《中国音乐史学会三十周年1985-2015》。2015年老戴与我商量，希望我能辅助他编订一本学会成立30年的“纪念册”，也请了秦萌作为我的助手一起来做这件事。从收集史料、整理文件、修订文稿，到动员所有会员收集学会活动的照片，老戴都亲力亲为。经过一年多的努力，2016年在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召开的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十四届年会上，老戴将“纪念册”向所有会员发布赠送。同时，这也是他卸任会长留给学会最珍贵的礼物。尽管大家一再挽留，希望他继续担任会长，但他严格遵守章程，坚持离任。最后，只能尊重他的意愿。经过大家推选，也得到老戴充分支持和信任，我荣幸被推举为第六任会长，由此成了老戴的接班人。记得我在就任时的一席话：首先要感谢同仁及会员们的信任。只是，今天我坐在这里完全是意外。这不仅我个人觉得意外，也是学会的意外。虽然学会章程的条款规定会长任期不超过两届，可是条款上说是一般不超过。但戴会长主动请辞，执意不再续任，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戴会长在任期中得到了全体会员的高度拥戴，对学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近十年来，学会在学术研究及其成果、学术活动及其影响、学术群体及其发展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有目共睹。戴会长的请辞是其高风亮节、谦逊自律，建议全体会员向戴会长的荣退致以敬意……

与老戴为益友，更视其为良师。我们有缘且心灵相通，乃吾此生幸事。内明而宽厚、深邃而超然的品质与境界就是我心目中老戴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