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秦

一

中国音乐学界与上海音乐学院（下称“上音”）相关的有两位姓戴的学者.一位是戴鹏海先生，人称“戴老”：另一位是戴嘉枋先生，我称其“老戴”

（因其年轻老成而得名）。老戴大我不到十岁，但我从认识他开始就这样叫他。之后，无论其身份怎么变化，从教师、司长、党委书记、所长到会长，我一直都称其为老戴。老戴不仅是益友.更是我的良师。

1985年秋天，我很幸运考上了“上音”研究生，师从夏野先生。入学后不久就认识了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回到“上音”任教的老戴。当年老戴是系里的年轻教师，与我这个工作后读研的“大龄学生”年龄相差不大，聊天比较随意。1988年我留校任教后与老戴交流更多一些。我们都成长在知识分子家庭，但不幸都成为了“右派”子弟，这种政治运动中的遭遇对家庭、人生和思想都带来深刻的影响。老戴曾在工厂当车工，我在化工厂“三班倒”①。二人也都是小提琴演奏出身，之后又走上了音乐学术的道路，因此，我与老戴比较有共鸣。回想当年在“上音”共事的几个场景，至今依然清晰。

记忆中，只要在学校办公室见到老戴必定是烟不离手，坐在办公桌前忙于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制作音像教材。他是最早且最有成效的进行音乐史“电化教材”。的实践者，至今大家在使用的近现代音像教学材料大多都是其当年的成果。当年教师住房皆由学校安排分配，但“上音”在此问题上非常不公，老戴住房困难一直得不到解决，对此他心情一直不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