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其宏

我与戴嘉枋相识且因歌剧结缘。记得在1981年至1982年间的某天傍晚，我到总政歌剧团剧场看戏，在歌剧开幕前，有个戴眼镜、面色和善、操一口浓重沪普的小伙子前来与我打招呼;由此得知，他来自上海，小我6岁，1978年我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攻读硕士学位时，他于同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本科，其时正以石夫的歌剧《阿依古丽》为研究对象撰写毕业论文。正所谓他乡遇故知，又是歌剧研究同行，顿时彼此间倍感亲切;谁料想，这次偶遇，便成为我与戴嘉枋长达40年密切交往与亲密友谊的起点。

此后，在我与嘉枋之间便以家乡话打招呼——他称我“居”，我叫他“戴”，且一直沿袭至今;随着彼此接触的日渐频繁和相互了解的逐步加深，遂开启了由相识到相知、由学友到战友、由同乡到同道的历程。

说来也奇——表面看来，无论在平素生活里还是在学术研究中，我和戴嘉枋属于性格迥异的两类人：我生活随意、不修边幅，为文张扬、锋芒外露;而他则慈眉善目，待人接物温文尔雅，文章平实厚重但绵里藏针、笔力强劲。与我对烟酒皆有所好不同，别看他的面容常常给人以酒意微醺之感，其实他生来滴酒不沾，连吃几颗蓝莓都要脸红欲醉，但其烟功却与我不分仲伯。

当然，我俩之所以能够成为知己，绝非嗜烟之功也。从根本上说，实乃在80年代音乐界宏观语境下，他与我不约而同地步入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领域，并在此后的学术研究和批评实践中观念一致、志趣相投、彼此支持、配合默契、同声相应之故也，从中我亦充分感受到他那深深的知己之诚、烈烈的战友之情、浓浓的同道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