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瑚均，陈辉华，曾晓叶，户晓栋，程保全，唐晓莹

(1.中南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湖南 长沙410075；2.河南理工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河南 焦作454003）

建筑业是我国安全事故的高发行业，据统计，2019年2月至6月间我国建筑业共发生230起安全事故，导致276人死亡和17人重伤，事故给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带来严重的经济或无形损失[1]。因此，建筑安全管理一直是国内外行业专家致力攻克的科学难题与现实问题。一直以来，国内外学者从技术与管理2个层面探究建筑安全事故的发生机理与规避策略。技术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BIM，虚拟现实技术，计算机视觉技术和移动穿戴设备等[2−3]；而对于管理层面建筑安全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聚焦安全氛围(文化)[4]。安全氛围是ZOHAR在1980年研究制造业安全绩效时提出的一类特殊组织氛围[5]。施工安全氛围可追溯到1991年，DEDOBBELEER等[6]验证BROWN等[7]的组织安全氛围因子模型是否适用于建筑行业，研究否定了该因子结构模型在建筑行业的可用性，提出了经典的双因子组织安全氛围结构模型，即安全管理承诺和工人安全参与。此后，施工安全氛围因子结构模型的不一致性一直是该领域争论的焦点问题，不同的施工安全氛围因子结构被不断地被提出并验证，例如方东平等的10因子模型[5]、LINGARD等的多层次代理模型[8]和Newaz等的5因子模型[9]等。CHOUDHRY等[10]指出上述因子结构相异的原因在于问卷、方法、样本来源、采样层次和采样地区的安全管理水平等不同。我国地理空间跨度大，不同区域因所处空间位置、发展层次和安全管理水平等的差异可能导致不同地区的施工安全氛围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