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会芬，杨 坤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基本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阶段性任务，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1］。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一项管长远管全局的重大改革，是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大举措。从已有研究来看，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效应表现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产权与治权的良性互动有利于实现乡村治理有效［2］，集体产权改革有助于保护集体成员权利［3］，对减贫也有明显的积极效应［4］。积极改革是政府和群众共同追求的目标，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改革效应呢？

一是问责决定改革效应。问责是让个人或者组织对自己的公共行政行为负责，Radin［5］认为，问责制包括约束和期望，即法律约束、财政约束、政治约束和效率期望。问责有不同的形式，如Romzek和Dubnick［6］的官僚问责、法律问责、专业问责和政治问责，Light［7］的遵守问责、绩效问责和能力问责，Behn［8］的财政问责、公平问责和绩效问责，以及无民主的问责［9］、机会问责［10］、规模问责［11］。问责制在中国改革实践中常常演化为纵向问责［12］、横向问责［13］、社会问责［14］、绩效问责［15］、层级问责［16］、宣传问责［17］等，可将其归纳为行政问责、社会问责及其组合。一般认为，问责能够促进改革效应。其一，行政问责的积极效应。行政问责是特定问责主体对各级行政机关及其成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未承担法定行政义务等行为，按照法定程序和形式追究相关责任的一种制度［18］，行政问责能有效遏制行政责任虚化［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