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渊，张新文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乡村治理是国家民主政治发展中的重要议题。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推进村委会规范化建设、村务公开“阳光工程”及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近年来，随着城镇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大量青壮年村民进城务工，乡村“空心化”问题显现，参与主体的缺失导致村民自治变成“少数人”的自治，甚至是“村干部自治”［1］。同时，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多数乡镇只能依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来维持日常的基本运转，但其本身的任务压力并没有减轻。乡镇政府为了较好完成上级安排的任务并提升治理绩效，“富人治村”甚至“混混治村”都成了部分地区不得已而为之的合理性选择［2］。然而，在这些情形下乡村治理出现了许多意外性的后果，由于缺乏有效的参与和监督，乡村基层民主的发展与公共资源分配的公平性都受到严重挑战，村干部、“富人”等乡村精英能够利用自身的权力、财力等优势“俘获”国家及县乡“落地”的项目资源，形成“精英俘获”的局面［3］，普通村民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甚至在村干部选举过程中“贿选”“潜规则”等现象时有发生，并逐渐发展成为“寡头政治”［4］。贺雪峰［5］通过研究发现，“富人治村”可能带来严重的村庄政治排斥，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村民自治的合法性基础，从而抑制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此外，随着村民自治的发展，村民对追求政治平等、公平、言论自由及政治参与权利的意愿显著增加［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