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欢，乔 娟，李建强*

（1.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2.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重大动物疫病一直是生猪养殖风险的主要来源，严重威胁着生猪产业稳定。2006年爆发的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疫情导致生猪存栏下降3%、母猪群下降6%，最终使2007年猪肉产量下降8%［1］。2008—2009年，在长江中下游及广东地区爆发的猪瘟和猪肺病，导致生猪死亡74 696头，扑杀5 080头［2］。此后接连爆发的口蹄疫、蓝耳病、病毒性腹泻等疫情迫使大量中小养猪户和散户退出养殖，生猪产能削减，市场价格波动加剧。尤其是2018年8月爆发的非洲猪瘟疫情，迅速波及我国31个省份，给养猪户和社会公众造成恐慌情绪。疫病发生短期内会使生猪发病率、死亡率提高，引发养猪户恐慌性出栏，长期内容易导致总存栏量减小、产能下降，引起终端市场供需不平衡［3］。2020年，受非洲猪瘟影响，我国生猪市场供给能力持续降低，生猪出栏52 704万头、猪肉产量4 113万吨，分别比2018年下降24.04%和23.89%。

生物安全体系是防控疫情的最有效壁垒，关系着养猪户生产经营平稳。作为防控生猪疫病第一责任人，养猪户对生物安全的认知与行为决定了生猪出栏数量与质量等生产成效，同时由于重大疫病防控的正外部性，养猪户采取生物安全防控措施能够维护区域畜禽健康和防止人畜共患病蔓延。然而我国养猪户普遍存在防控意识不足、防控设施标准和应急反应速度不高、养殖条件和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特别是中小规模户在养殖规模、养殖模式和管理方式上差异明显，进而容易引发生猪疫病以及增加后续防控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