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

相框中的祖父和曾祖母，有两张极其相似的脸，一样的细眉淡唇，一样的丹眼挺鼻，一样淡漠的神情，用了好几年时间，我才从帽子的形状上，分清他们的性别。祖母对着这两张画像，无数次地惋惜哀叹，说现在村里再也没有画像师了。我疑惑地反问，增会不是画师吗？祖母深深吸了一口烟袋，烟雾从她的口鼻中冒出来，看起来她就像一堆燃烧的湿草。直到烟雾艰难地四下扩散，她在炕沿边磕烟锅的叭叭声响了好几下，喉头的话才一点点被挤出来：“增会是画棺匠，不是画像师。画棺匠，是专门描画棺材的画师，要等到人挺在炕上，咽了气，提绑起，他才能来。画像师是在堂屋里安心喝茶，等你挑挑拣拣穿上新衣，梳洗整齐，坐在凳子上，站在你对面，一画一画，描出你样子的人。你看，你爷爷和曾祖母的画像，描得多细致周到啊，装在玻璃框里，百年也坏不掉。”失去画师，似乎是失去了最重要的那句允诺，失去生命中最后的底气一样，祖母怀揣绵长深邃的遗憾，拘谨、小心而慌张地活着，老着，在盼望画师重现的同时，又恐惧着没有遗像的死亡。

照相师出现在村里，是初冬。一片片收割过的田地里，残留着高高矮矮的玉米茬，寒风从山顶溜下来，在玉米茬间掀起一股股细瘦的旋涡。温河的水流一夜之间变得矜持而徐缓，此后，流水一天比一天窄，一天比一天静，一天比一天灰心。照相师扛着自行车过河，列石上，他打了个趔趄，差一点滑到水里。他把自行车从肩上摘下来，正了正斜挎的军用挎包。大喇叭哇啦哇啦响起，三娃老汉将照相师到来的消息，传达给每一个村里人，又通过小河口的大柳树，通过菜园子里的透山水，也传到了温河对岸的村庄。小孩看西洋镜般从窄小的木门中间跑出来，一溜烟就不见了。下一个从门里闪出来的，是叼着短烟袋的父亲，背着手，迈着大步，一转眼只剩腾腾的脚步声。当然，更有可能是匆匆照着镜子蘸水拢了拢头发的母亲，她扭身拉住门板，脸上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

世上最標准的照相师，是县城红旗照相馆的那个男人，消瘦、干净、整洁、冷峻而沉默，站在木架子后面，掀起那块蒙着相机的黑布钻进去，伸出苍白修长的右手，有气无力地晃动。略微沙哑的声音，从黑布里低沉地发出来：“靠左，右，看这里，低头，下巴收紧。”蓦地，他从黑布里抽出头来，那张面无表情的脸，仿佛在上一秒刚刚被装到头上似的，表情恍惚，眼神冷漠，他迈着碎步走过来，两手蛮横地别着我的臂膀：“扭过去一点。”我们同时被惨白的灯光烘烤，一阵燥热感袭来，我的鼻尖上渗出细细的汗。但照相师似乎是不被灯光、局促的照相者或周围环境所左右的，仿佛他面对的，是草木、虫蚁、一股风，或者某样冰冷的物件。他又快速离开，带起一股风，那风俨然他身体中的一部分，尾随他快速钻回黑布里面。那是一个极其诡秘的时刻，他右手微举，一只黑色的皮球捏在手心，镁光灯就要亮起。照相师突然成为一个半截人，只拥有腰部以下的肢体。短促的“准备”声音尚在空气中氤氲，刺眼的灯光便倏忽灭掉，眼前一片漆黑，恍惚间，照相师手里的皮球，变成他的脸。

可是，我们面前的照相师，是一个中年男人，风纪扣扣得紧紧的，仿佛是一个被什么东西勒住脖子的人。他跟村里的男人一样，脸膛黑红，身材敦实，呲着两排黄牙微笑，搓着手，略微腼腆的样子，一点也不像照相师。他将相机拿出来，挎在脖子上，关节粗大的手，从背包中变魔术般灵巧地变出一张布景，小孩急不可耐地迎上去，帮他挂在场院的两株小榆树中间。那是一架比例失调的飞机，机翼上面，缀着几团扁扁的云团。远不只一张布景，魔术背包里随后又释放出一些东西，比如没镜片的眼镜框，几束颜色不同的塑料花，还有两条白底红花的纱巾。村里最勇敢的人，是两个刚刚做母亲的妇人，她们毫不犹疑地站在布景前面。照相师问，你们想站在飞机前面，还是坐在飞机里面。于是，一个人走到布景后面，照相师走到飞机中间，手伸出去，机舱上倏然出现个大口子，他像一个拯救者，把她从深渊中捞上来。直到此刻，人们才发觉，这张布景大有蹊跷，乃至有人走过去用手指戳了戳。当然，他是无法戳开的，不是照相师，就不是万能的拯救者，这块布景也就不会为他打开秘密之穴。人们哄堂大笑。站在飞机外面的那个，已将无框眼镜架在鼻梁上，又把纱巾披在肩上，显然她也想成为畅游天空的人，于是也走到了后面那个洞里，探出上身。

我们印象里的飞机是电影里的轰炸机，随着哨子般尖锐的呼啸，冒着滚滚黑烟快速下坠。但照相师为我们展示并提供了现实之外的种种可能，他让飞机永恒地停顿在蓝天之上，做出飞翔的假象，并成功吸引了差不多所有村里的年轻人。他们笑嘻嘻地站在飞机前面，或者坐在飞机里面，戴着眼镜的，捧着花的，单人或者多人，在照相师的指挥下，身子侧向左边，搂住他的肩膀：“看着我笑，好。”咔哒一声。你的相机怎么没有架子和黑布？有人问，他笑笑，指指胸前的长方体相机，这个更方便。

照相师下次来，掏出一叠小袋子，上面的横杆，暴露出它来自一个方格本的真实面貌。所有人都看见相片里的自己，微微歪着头，笑，那是他（她）们定格在天上的飞翔时刻。照相师成全了梦境的真实，但他并不知道，那天当他骑着车出了村庄，村里老婆婆的心，就开始动摇。在失去画像师以后，她们无一不在忧心中度日，似乎也因此，她们舍不得死去。她们没法面对没有遗像的往生时光。但她们对照相充满抵触，即便年轻一代的子女，不停地通过照相，来记录定格自己的历史。我家墙上的相框里，满是父亲各个时期的相片，在天安门，在长春火车站，在天桥岭林场，在球场上……他相似的表情，出现在任何场景当中。这种对照相极其信任的标榜和提醒，并没有减轻祖母心里的负担，她依旧会觉得，照相，就是摄取灵魂的一次短暂经历，而在她的风烛残年，灵魂早已虚弱不堪，她不想过早地消耗灵魂的能量，以期能多活几年、十几年。她跟老婆婆们闲坐时，会提及这个问题，她们无疑是怯懦的，无论声音多洪亮，只要涉及到此，就变得眼神飘忽，有气无力。随着年龄一年年增加，她们渐渐明白，即便自己愿意，也不可能去一趟遥远的县城照相馆，专门消耗一次灵魂能量。她们以晕车，身体不适，过不了河等为借口，增设出行难度。这种自欺欺人的说法，不过在掩饰她们的心虚而已。而现在，照相师来了，他就站在她们面前，她们不得不考虑一下最终要面对的事。

照相师第三次来村里后不久，祖母终于拥有了一张遗像，她把它用一块雪白的布包住，掖在寿衣里。同时满怀忐忑地等待着灵魂消殒后，出现的各种虚弱现象。在想象中，她很快就要离开人世。她重新打开柜子，把齐齐整整的寿衣摆在炕上，嘱咐我们说，这件是衬衣，贴身穿的，这件是外衣，是穿在袍子里面的。她又把遗像拿出来，那是一张不同于常下的照片，它被放大了，没有任何背景，没有飞机、草坪、小桥流水。照片里容纳了祖母的头和上身，她的表情严肃，眼神怯懦。但祖母心里是满足的，这是照相师赋予她的笃定和放心。

倘若祖母知道，我将成为那个用机器摄取她虚弱灵魂并冷漠无比一言不发的人，她肯定会大吃一惊。在我有限的十七年生命中，照相经验屈指可数，表现也极其生疏。在照相机及照相师面前，我是那个拘谨害羞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消失的人。这与自己对外貌的不自信有关，也与照相这种行为的稀缺性有关，当然，更与照相师所具有的某种仿若巫师般的高蹈姿态有关。而现在，我突然就拥有了一台相机。

林场宿舍里，同伴顶着刚烫的卷发，脸上带着一股虚幻的笑意，似乎那源源不断散发出的烫发水味道，并不呛入她鼻息，乃至成为她身体本身的气息。我捂住鼻子的同时，不自觉低下头，生疏而别扭地拿起沉甸甸的相机。假想中，在它的内部，有冰冷齿轮和机芯，有油和水的混合物，它们冷漠而黏稠。

我的师傅从吉普车里伸出一条短短的腿，半晌后身子才从前座拔下来。他既不像红旗照相馆里的那个照相师，也跟村里出现的那个照相师不同。他矮小发胖，走路慢悠悠，仿佛是脖子里那架相机赋予他千斤重压。他给我带来了胶卷，冲洗罐，放大机，显、定影粉，红黑布做成的暗袋，相纸，反光板，镊子等洗相工具。即便我是一个熟练的照相者，面对这些需要动手操作的配件，也充满无边的恐惧。比起我祖母对照相会消耗灵魂的担心，我所要承受和消解的东西，似乎会更繁杂也更危险。

给师傅泼了杯茶，我低头站在那里。面前这些林林总总的陌生物品，安静而漠然地等待我的触碰和纳入，心下一惊，眼前现出一个相似的场景：那是去年冬天的夜里，母亲坐在炕沿边上，随手拿起笤帚，尺子、画粉和剪刀摆在面前，在昏暗的电灯下，表情凝重，声音冷酷地命令我，从这些东西中间选择一个。她并不解释，这几样东西代表什么或者指向哪里。我早已习惯了母亲的严厉和苛责，像她的学生那样，低着头颅和眉眼，避开与她的对视，却又没有勇气反抗。窗外，传来夜鸟的呼号，母亲见我满腹狐疑，迟迟未动，又催促了一次。于是，我怀着无边的犹豫和胆怯，选择了剪刀。要再过差不多二十年时间，我老去的母亲被那张强硬的外皮抛弃，变得胆小，羸弱，动不动就浊泪涟涟时，我才知道，那夜，摆在炕上的笤帚、尺子、画粉和剪刀，分别代表着我的未来。笤帚、尺子、画粉和剪刀就像启动我道路的按钮，按下哪个，哪条道路的栅栏就会徐徐展开。那是命运大神，借助母亲的肉身，与我的初次碰面吗？只是，无论选择哪一个，笤帚、尺子、画粉和剪刀都是没用的，每个人的命运都波谲云诡，没有捷径或提前知晓谜底的厚待，我们无法避开高山、砂砾、石头和陷阱，无法不懵懂朝前走，受伤、流泪、得到、失去、妥协、败下阵来，被石头和砂子砸伤，掩埋，跌入陷阱，消失在行经的途中……所有这些都将是命运真实或虚假的面具，它总是在变，像照相师躲在黑布后面的那张脸，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乔装改扮后出现。我选择了剪刀，一把锋利的器械，带着危险和伤害。母亲说，不，你选择了林场。那其他代表什么？留在村里，当民办教师，剧团当乐师。

所有的选项里面，显然并没有照相师。我不禁长舒一口气，但欣慰和害怕，依旧充斥着我，我安慰自己，就像并不是掌握了理发技术就可以成为理发师一样，拥有相机的人，同样也不需要成为照相师。一缕阳光透过窗户映在桌子上，将眼前这些物品一分为二。

师傅放下茶杯，来，先学学如何装胶卷。

他笨拙的手指，轻轻拧着后盖的开关盘，魔法机关即将打开，我屏住呼吸。器物在从属于任何人之前，它的存在不关乎时间和空间。它是冷漠的，具有一种抵触的力量，靠近它的人，需要在短时间内，调动和挖掘所有勇敢，克服慌张、胆怯、害怕这些情绪，才能将它拿在手上。值得庆幸的是，无论是胶卷轴还是锁钩，都极其温和地配合着我。师傅布满皱纹的脸上，现出欣慰的表情。接下来的取景框运用，调焦放大，卷片，按快门，似乎也学得颇为轻松。

当然，我最终要败下阵来。因为我突然成为一个失去眼睛的人，即便我将眼睛大睁着，看得清师傅手上的老年斑，还有他衣襟上残留的饭渍，但我看不见自己的手，看不见手中的胶卷要如何才能通过卷片器，严丝合缝地安到冲洗罐中。我垂下头，黑色的暗袋将我的双手从身体中分割开去，我成为我的敌人和反对者，我成为我的奚落者和委屈者。我紧紧咬着嘴唇，眼睛死死地盯着暗袋，在无数次的失败中，渐渐脸色通红，涌出泪水。

师傅对我是仁慈的。也或许他面对一个笨拙的人，早失去了耐心。总之，他说，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冲洗胶卷，但效果或者不会更好。后来曾想，如果我当时有足够的毅力，磨炼自己的耐心，或许我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照相师吧？如果那样，我的师傅也许会以我为傲，授予我更多关于成为合格照相师的秘密和技艺？但当时的我处在一种马虎、轻慢、敷衍、不屑一顾的德行中，不可能虚心接受任何一样技艺。我对未来，毫无方向，成为此，成为彼，都是无关紧要的，总觉得自己有大把的时间，有无数的道路，供我反悔，选择。

师傅最终妥协，他简略地教给我一个胶卷变成一条胶片的过程：在绝对黑暗的屋子里，用两只手将胶卷浸泡在液体中，匀速地来回游动。如果没有秒表，告诉你一个数数的诀窍，不要一二三这样数，要一十一、一十二、一十三这样數，三个数，正好是秒针滴答一下。

另一个照相师出现在林场，脖子上挂着跟我一模一样的相机。他是一个瘦小的男人。我的同伴不无骄傲地指着我跟他说，她也是照相师。他的眼里，闪过一股讪笑。似乎在他短暂的二十几年人生中，已见识过无数个像我一样的照相师。

我心虚而尴尬地躲开他的注视。

是啊，我总不能说，当我按下快门，对着青砖厂工人们劳碌的身影，对着山上新植的小树，对着小料加工厂的机床时，满怀成功的喜悦，仿佛转动卷片钮和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是属于成功和明亮的，仿佛火花绽放。但是，一旦将胶卷从机身里取出，反身进入暗室，就成为一个灰头灰脑的失败者。我牢牢记住一十一、一十二、一十三的数秒方法，但有什么用呢？如果胶卷不能在暗袋中完成，它出现透明清亮的几率就会降低，也就注定每一张胶片都不可能有清晰的成像。怀着那种注定的失败，将胶片从液体中捞出，朦朧的红光下，它呈现出厚、灰、重的质地，我咬着下唇。倘若让我流血，可以挽回局面的话，我是情愿的。现在想来，我曾多么无知且厚颜无耻啊，我完全可以去县城，找到师傅，进入他的暗室，观看一次或者数次冲洗过程。可是，这样的想法，我从未有过。乃至就那样毫无收敛地在人前骄傲着，享受着他们的羡慕，嫉妒和虚假的赞扬，飘飘然不知所以。有次方师傅训斥小木匠，说他一点也不知道虚心，是半瓶子醋，来回晃荡，永远也成不了气候。自卑和敏感，让我在旁边面红耳赤。

我在县城的书摊上，买了几本摄影杂志，假想中，那些大海、铁路、民居和落日，均出自我手。每晚临睡前，我都会暗下决心，明天一定要努力。可是早上起来，不，当我拿起相机，随着师傅们出场上山，我就变成一个灰头灰脑的失败者，跟春风中孱弱的小树一样，跟那些颤巍巍抖动着花瓣的山桃树一样。

现在，我终于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站在了偶然闯入林场的照相师面前。我避开照相师的注视，说自己想留个纪念。照相师依旧笑笑，我知道他早已看穿了我。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标准的照相师，一定是一个能够洞悉照相者秘密的人，他从她的眼神，表情，或者只是从踮起的脚尖，便能猜到她的体重。于是，在我的相册里，留下了这样一张照片：我不无尴尬地微微笑着，辫子搭在肩上，身子斜斜地站着，胸前，横插过一枝茂盛的山桃花。

照相师羡慕地注视着我暗室的房门，说自己的暗室是家里的地窨子，我内心一惊，缩回了原本要推门的手。恍惚中，嗅到湿润的黄土和溴化钾的混合味道，那味道，氤氲不散，白天黑夜，像鬼魅一样尾随着我。直到他将洗好的底片和照片送来，又恋恋不舍地向着我的暗室方向看了两眼。黑犬花花停止了吠叫，意味着这个人已彻底走脱了林场的疆域，我急慌慌钻进暗室。他冲洗的底片，透亮的底片，闪着油光。那一刻，我被没拆封的相纸、放大机、反光板、裁纸器充斥着，被这张薄薄的底片羞辱着，我把底片放到了放大镜里，灯下，它一点一点慢慢显出，我看见碎片的拼凑，看到了自己的无能和虚弱，我蹲在地上，愧疚不堪。当然，这只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我最终要用谎言弥补和替代真相。很快我就调整好自己，照片经过显影、定影之后，不久，我从反光板上将照片揭下来，一张清晰泛着光亮的照片，被我捏在木镊子中。我终于笑了，那种类似终于成功的感觉似乎就要淹没了我。但我明明知道，并不是，永不是。

这种感觉的确令人享受，此后，我开始冲洗现成的底片，他们欢欣鼓舞接过照片，夸赞的言辞让我可以假装是自己的成功。

那年秋天，家里的南瓜大丰收，我对准抱着南瓜的祖母按下快门。祖母早已消失了对照相的禁忌，乃至家里的相框中，出现了祖母不同的照片：坐在花墙边，被月季包围着的，还有依在椅子上的。当然，村里的老婆婆们永远也不会选择钻到背景后面，坐上虚假的飞机汽车，或者推着自行车的姿势，来降低自己尊贵的身份。我的相机放在桌上时，祖母小心地用毛衣掸子拂拭着，且用手轻轻地扶起它，这个东西好重啊。她似乎并不期待我成为照相师，因为她对我说，一个女孩子拿这么重的玩意干什么。

那张胶卷依旧被我笨拙地冲洗着，奇怪的是，红光中的胶片，突兀地出现了一张薄、透、亮的底片，它像从水中缓慢升起的月亮，明媚而清亮地看着我，我看见了祖母的笑脸，她豁牙间浅色的齿缝、头发，还有怀抱的南瓜。那是我蹒跚走向照相师的崎岖之路上的一年里，唯一成功的一张照片。我不无骄傲地拿给师傅们看，且为它起了个标题——丰收的秋。寄给报社不久，照片刊登在报纸上。

我似乎积攒了经验，但似乎并没有，我依旧是忐忑的，自卑的，但又不屑他人的讪笑和鄙夷，像一个蛮横的愚人。这次飘忽的成功宛如断线的风筝，它再回不到我手中。乃至我怀疑，并不是我拍下的那张照片，而是祖母为了减轻我的遗憾，为那张照片施了某种法术。

年底，场里照例要开总结大会。林场辖区内的护林员也回到了场里，近百十号人，让原本清净的林场，显得像过节般热闹。自从报社采用了我那张照片后，我似乎受到了极大的重视，每个重要场合，我都挂着相机出现。但我无法跟他们一样，坐在会场里，被烟雾缭绕弥漫，漫不经心地聆听主席台上的讲话。我得站在人群前面，或者站在主席台前面，那一刻，胆怯和羞涩让我心跳加速，而胸前的照相机，成为我最憎恨的物件。有限的十二张底片，仿佛一张张大大的木板，丛立在我的身前身后，而它们却无法遮挡面前这百十号人的目光，我像一个陷入武林高手方阵中的无用人，慌张不知所措。我只能低下头，躲开人们好奇、鄙夷、赞许或者嬉笑的眼神。

但显然我错了。他们的目光，依旧透过镜头，倒影在小小的取景框里。在那里，他们的身体和姿态全部消失，唯只剩下眼睛，成群的，成阵的，成片成峰的眼睛，仿佛无数闪闪发亮的镜头。他们根本不用照相机，也根本不用进入暗室，就能直接而明晰地窥见我薄弱、虚伪、苍白的内在影像。我站在那里，热汗淋漓，羞愧难当。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