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霞

“读屏时代，一屏万卷”。新媒介语境下打开的大千世界，以其便利性、主动性、感官性、愉悦性迎合受众的官能，无须过度参与即可实现对信息的轻松解读。小说作为一门叙事艺术，越来越倾向于更为直观纯粹、结构简单、语言浅显的表达方式。似乎变成了故事的别名，成了对日常生活的仿真实录。许多作家的写作重心只是在讲一个故事，而如何完成一个小说文本，在艺术层面上的考量却被普遍忽略。小说以“事件化”的方式追求外部效应，当下的小说，越写越单薄，越写越逼仄，人物更像是活在角落里的木偶，言谈举止只是服务于线性的故事走向。就创作而言，描写和探求人性本质的欠缺导致的故事化倾向，以及由此造成的叙事空间的萎缩，正在剥蚀小说的审美特性——小说创作似乎不再是一种熔铸和贯穿形象思维的艺术过程，而更像是一桩以文字录入为目标的事件，作品缺失了其应有的丰富性，消解了文学的魅力，使文学不再聚焦于开拓与挖掘，或者说蜕变为被故事绑架了的叙事体，以致作家除了紧盯着故事之外，根本不敢东张西望。少了耐心涵泳的文字，固然更流畅，但也未尝不是减肥过了头，苗条是苗条，却少了漫衍的丰富和“事之外有理，物之内有情”的超拔。虽然新媒介正势不可当地改变着文字，但大家对文学的期待却没有改变。读者亟待处于危机四伏中的人文精神的救赎，呼唤小说的审美及生活下面坚硬、隐秘的部分，还有对精神世界的向往。

俞建峰的《解决两司机》很好读，它所提供的故事，对身在职场的人能调动起阅读热情。这个以人力资源部经理“我”的视角向前推演的故事，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濒临困境、四面楚歌的私企在裁掉两司机时，“阴谋”与“阳谋”并发，步步紧逼，在没有硝烟的职场“杀人不见血”的殊死博弈。两司机在多次商讨无果时，利用劳动仲裁获得基本保障，却没有由地逆袭，相继一离职一裸辞，毅然离开风雨飘摇的公司，重新走向社会，在新行业中从头再来。小刘总以及HR经理“我”，代表的是强势群体，而两个在裁员中首当其冲的司机是弱势群体，最后的结果却是反转的，弱势群体掌控了生活的主动权，而强势群体却在短暂的得意后来了个猝不及防的坍塌。结果在读者的意料之外，却在作者的情理之中，作者尤其将他预设的动机塞到小刘司机的选择里，与大刘司机一起完成他的职场价值观，可在叙事过程中没有散布合理的铺垫和坚实的依据，缺少依情理逻辑展开想象、推测人心。

小说忽视了描写层面，而将重心放在了对于事件的叙述上，当作者喋喋不休地展开一系列上、中、下层的“甄嬛传”时，为解决掉两司机，一个又一个事件成为了表现的中心，却缺少了圈子、圈套外游刃有余的“闲笔”，小说的叙事空间狭小而局促。只在“故事”的层面复制事件，作者迫不及待地把职场素材加以戏剧化的处理，两个角色陷落在层次感模糊的情节冲突中，从而让叙述牢牢地限定在一场自述自证的主题评判内，因而显出为了完成主题而走笔的匆促与突兀的窘迫。戏剧性的、毫无铺垫的逆转，缺乏细节描摹及心理探测织造的多层次、多侧面的可能。我们设想，如果中间增加小刘司机调整工作后的挣扎或反抗，或其中经历的某些震动，让他有后续动作，置二十年工龄、七八万补偿金于不顾，决绝地翻转，而不是一拍脑袋的冲动，当更妥帖。这些不可省却的情节与片段，作者却一步跨过，从公司体系的受害者到职场生涯的逆袭者，没有容纳更多内容和开放解读的职场生活世界，作品也就没能超拔一跃从地面提升起来。

写小说当然不仅是为了讲故事，解决两司机时，读者要在这里找到一个人性的枢纽，应该有暧昧、模糊的东西涌动。这当然无关道德判断。这种模糊性就是叙事的可能性，也是生活的可能性，人的可能性。作者是那么的急于说出事情的结果，而没有余裕去重视“说”这个过程的艺术性。作者一直是以现实的秩序而非人性的逻辑来排布文本。生存困境里，人性断裂、内心变异、角逐的较量、抉择的纠结、心理渐变或骤变的隐秘，没有完全呈现出来。这不仅是小说区别于故事的地方，更是一种认知世界的方式。对于短篇小说而言，作家绝不仅仅是从眼前的、周围的现实出发，还要越出生活经验的边界，让叙事从故事的局限中漫溢出来，“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不仅要有“随物赋形”的再现，更要有“随心造物”的表现。尤其在当下，如何表现生活，实际上是作家面对的最重要、最复杂的问题。其实，人性是小说的最后深度，人性每走一步，都可能是源于一个念头、一个瞬间或一个暗示，捕捉它们，让人性在合理的逻辑里发生不可思议的裂变、逆转或升腾，小说的意趣由此而生。命意的高远，虚实的生发，现实感和距离感的平衡，似与不似的调和，缓缓释出的余味，需要超拔一跃。这样才能跳脱故事，饱含小说该有的纵深感和超越性。

语言上的“糙面”，是令人惋惜的缺憾，这可能是作者贴着生活的“地面”的缘故，以致一时难以找到自己最确切的位置，造成了一种主观臆断的定位，大刘听说调一人到川城开车时，是一副“怀才不遇”的痛苦表情，还有大刘司机申述理由时说“川城经济落后，离家远，中年人不方便的。”作者以己度人，突出人物的某种心理特征，略去了具体而幽微的心理活动轨迹，看似“简洁”，实则空洞无物——试问，何谓“怀才不遇”？显然不符合大刘此时的神情，這会儿也没让他当保安去，何来怀才不遇？此时的大刘是不是该问“为什么是我？”更合理些;“中年人不方便的”也略显文绉绉的，司机不会这么表达;另外“沉船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符合对即将土崩瓦解的公司的描述吗？还有历经跌宕起伏，司机中的战斗机的大刘最后在KTV唱的张国荣的《沉默是金》：“任你怎说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彼时彼境是要表达何种心绪？汪曾祺曾说过：“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但这种准确性是建基于了解、熟悉和专业上的。”这些细节上的“失真”，如果不是因为作者本人缺乏相关的生活常识，那就可能是因为对这种生活境况存有些隔膜，因而导致了描写上的无力感。故事不是从生活事件中拷贝出来的，是从作者的记忆和内心生长出来的，细节的刻画与完美配合，往往能让读者从生活真实走向艺术真实，又以艺术的精神回馈生活。细节来自对生活与人物细致入微的观察与理解，出挑的细节反映生活缝隙间的真相，饱满的细节和性格给出其行动的理由，有时作家做了事件的俘虏，顺手牵过来就写，但不能增厚文本，也没有给读者以人生经验的积累和加持，沦为自说自话的叙述后，那小说只能变成一个朝开暮落的故事。

读过俞建峰的《干部再见》，其故事并不比《解决两司机》复杂多少，虽然也在讲述一个信奉菩萨的有病女性被裁经历，但情节贴着人物内心，最终的结果有层层铺垫与依托，作者的笔触也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相比之下，两司机的叙述多少有些模式化，有些拘谨和不放达。两司机人物内心是单一的，情感也表面化，故事推进、变化中的人物，远没有《干部再见》中精神病颜大有厚度和深度。作者的世界有多大，决定着他能够走多远。真希望作者撸起袖子，甩开臂膀，写出独有他的标记的精神面孔，少些顾忌，大胆探索！

责任编辑 黄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