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卫东

“个人化”写作概念之于近40年来的当代文学，具有发生学意义。或曰，正是“个人化”写作，开启了1980年代文学巨轮对日常生活、私人情绪的承载，逐步摆脱对“时代精神”潮流的依附，驶入“多元化”的广阔海洋。海子在《日记》中写到，“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正是这个转型的隐喻。硬币都有两面，“个人化”写作发展到当下，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如过度沉溺于个人遣兴，无法与时代发生有效链接等。如何认识和看待这个现象，个人与时代在当下是什么关系？笔者拟对四十年来“个人化”写作与“时代精神”关系做一个梳理，并试图回应当下文学语境中的一些问题。

一

对“个人化”视角如何生成做一个简单回顾，有助于理解本文讨论的问题。关于作家与“时代精神”的互文关系，柳青在《创业史》中做了生动演示，“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1963年第8期）。在柳青这里，写作就是对“时代精神”的阐释，二者彼此参照。“时代精神”汇集了主题、手法基本一致的作品，形成潮流，而此后的文学史，一般也按照“主潮”的方式，给予记忆。

新时期伊始，“时代精神”仍是文学表达的趋势所向。“伤痕文学”虽然经历了“歌德”与“缺德”的争议，但很快得到各方支持，席卷文坛。《伤痕》中王晓华母亲在遗信中的控诉，以及多年母女分离的悲剧，深深感染着经历了大同小异事件的读者。接着，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按下了“改革文学”的按钮;韩少功、阿城、李杭育等人在杭州会议上发起了“寻根”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