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敏翔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东方系，圣彼得堡 199034)

《铁冶志》为傅浚于明正德八至九年(1513—1514)以工部郎中督理遵化铁厂时所撰志书，主要记录该铁厂当时的日常管理和生产情状。傅浚之后，继任者纪诫、唐文灿在督理遵化铁厂期间又曾两度续修，然续志皆未能传世。《铁冶志》著录于明清之际官私各家书目，清乾隆中收入《四库全书总目》政书类存目，而后不再见于记载。20世纪90年代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时未收该书。该书国内无传，人皆以为亡佚。《铁冶志》作为冶金专著，在中国科技史研究著作中常见提及[1- 4]，因未见传于世，学者常引以为憾。据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副教授马义德(Д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Маяцкий)先生所言，2010年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伊·费·波波娃(Ирина Фёдоровна Попова)、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图书馆(以下简称“东方系图书馆”)主任米·亚·阿扎尔金娜(Милан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Азаркина)、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亚非文献部主任谢·弗·贝奇科(Серг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Бычко)在东方系图书馆普本库首先发现该抄本。2017年山东大学“全球汉籍合璧”项目专家在俄初步确认其价值[5]，迄今尚无相关研究发表。本文介绍《铁冶志》版本面貌、编纂过程、内容特色，初步探讨史料价值，考索抄本递藏源流，希望引起学界对这部传世孤本的关注。

1 版本面貌与内容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图书馆所藏《铁冶志》2卷，1册，索书号：Xyl. 1235。封面题“明傅浚铁冶志”，正文凡42页，首页高26.5厘米，宽16.8厘米，有轻微虫蛀。序文每半页7行，行15至16字，正文每半页9行，行20字，小字双行，无行格栏线，约万余字。全书工楷抄写，遇明朝诸帝名号等提行。序文首页处有“听雨楼查氏有圻珍赏图书”、“楝亭曹氏藏书”、“长白敷槎氏堇斋昌龄图书印”、“姚氏藏书”四印。目录及卷端处有“姚氏藏书”印。末页有“寒秀草堂”印。原书未注明抄录年代。页二十四下“铉”字、页四十下“玄”字因避清圣祖玄烨讳，皆缺末笔，页十六下“弘”字不避清高宗弘历讳，且该书钤有曹寅藏印“楝亭曹氏藏书”，又见录于曹氏自编《楝亭书目》[6]，而曹氏又卒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故推断此书当为康熙间抄本。

作者傅浚，字汝源，福建南安人，明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授主事。正德初，刘瑾擅权，因不愿阿附遭黜。及瑾败，起工部员外，进郎中。[7]按《铁冶志》傅氏自序及《历官》篇，正德八年(1513)二月，浚以工部郎中督理遵化铁厂，“既至，询左右以旧事，初无甚知者。索其故牍，则多缺矣。”(《铁冶志》页一) 后因羁于役事，未能详究，然浚心常念之。役毕，浚乃整理档案，稽核数目，访问故老，终成《铁冶志》一册，“虽未能具悉而亦已得其大观矣”。

按唐文灿《重续铁冶志小序》，“自傅浚川公首纂《铁冶志》，而综终始以加修饰者，实成于纪文泉公手。”[8]纪诫，字勉夫，号文泉，顺天府文安(今河北文安)人，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寻迁工部虞衡司郎中，分署遵化督铁冶。人多视为闲局，率无所事事。公熟察弊端，至则条议九事，广召佃、清山场、定册籍、罢窑税、止发配、复本色、减工料、修厂城、革冗食，皆切时务，次第行之。具载《铁冶志》中。”[9]故知纪诫在任时曾重修志书。

唐文灿(1525—1603)，字若素，号鉴江，福建漳浦人，明隆庆二年(1568)进士。万历三年(1575)，以工部虞衡司郎中督理遵化铁冶[10]，即以傅浚、纪诫所修《铁冶志》作为参考，“手其帙自随，将按据而仿袭之”[8]。“覆校新故吏牍”[8]，有感于“旧文尚未及述”[8]，“颇病其迩事之无足征焉”[8]，欲效法先贤续作《铁冶志》。唐氏续志，未见书目记载，仅存《小序》一篇，略知其大概。傅浚、纪诫、唐文灿，先后三修铁冶志，皆未曾刊刻。圣彼得堡大学藏抄本《铁冶志·历官》记载至正德九年(本年六月傅浚后任徐麟到职)，则此本当为傅俊初修本之传抄本。

《铁冶志》冠以正德八年傅浚自序，次为列《工部分司图》、《铁厂图》、目录。按目录，卷上16篇，依次为《建置风土里至附》、《炉冶大鉴炉 白作炉》、《山场》、《岁办生铁 熟铁 钢铁》、《岁出砂石炭柴》、《岁入砂石炭柴》、《錧鎋》、《催工》、《吏属》、《供役》、《公署》、《库场》、《祠宇》、《坊市(附铺舍)》、《督理》、《历官》，卷下6篇，依次为《工部分司题名记》、《双孝康娥碑》、《萃景楼记》、《祭炉神文》、《祭土地文》、《杂识》。总计2卷22目，与《四库全书总目》著录“《铁冶志》二卷……自《建置》、《山场》，迄于《杂职》，凡二十三目，冠以《公署》、《铁厂》二图”[11]略有不同。检点原书正文，阙《供役》一篇，实存21篇。抄本中《公署》篇首接续《吏属》篇末，可知传写之时，《供役》篇在所据底本中或许已不存。

卷上《建置》述遵化铁厂方位、沿革、四至及周边形胜。

《炉冶》记大鉴炉方位、尺寸、冶炼用料、下料流程、冶炼方法、产品状况和单日产量，并论及生熟铁冶炼产量异同，炼铁原料性状、产地等。附记白作炉、灌炉等方位、尺寸及功能。

《山场》记铁厂所辖山场方圆四至及概况。

《岁办》记正德五年、六年及九年铁厂生产熟铁、生铁、钢铁数。

《岁出》记铁厂日常生产所用铁砂、石子、柴炭数。

《岁入》记铁厂每年铁役使征用周边州县军民夫及工匠数、民夫工匠缴纳柴炭石子数、征役支银数、铁厂所有地亩数等事。笔者认为：所记征用军民夫工匠及官府征役支银等事，似应属《供役》篇。徭役之事何以阑入《岁入》篇中？或因“供役”与“岁入”有所关联，故修志时姑且一并叙述，而原稿未及厘定；抑或修志中途变更计划，合《供役》篇于《岁入》篇中，而目录未及更改。文献无征，姑作推论。

《錧鎋》篇记铁厂可征用民夫工匠的行政范围(府县卫所)。

《催工》、《吏属》、《督理》3篇记铁厂人事编制及职掌。

《公署》记衙署建筑布局。

《库场》、《祠宇》、《坊市》3篇记铁厂所辖库房、庙宇和街坊市场概况。

《历官》记宣德末正统初至正德九年铁厂历任督理姓名、籍贯、科第及到任年份。

卷下《双孝康娥碑》记铁厂所祀炉神故事本末。

《祭炉神文》、《祭土地文》两篇记铁厂祭祀仪典规程。

《杂识》10条记冶铁技术、炉神传说、奉祀庙宇、遵化前代铁厂等事。

《工部分司题名记》、《萃景楼记》2篇虽系寻常题铭，然于铁厂典故风貌亦有所涉。

2 史料价值

通观全书，卷上涉及铁厂建制管理与生产流程，可管窥明季冶铁业之情状，其中《炉冶》一篇记录炼铁工艺，故最有价值。

万历本《明会典》、明朱国桢《涌幢小品》和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相关内容为有关明代遵化铁厂研究之基本史料，常见国内学者专家征引。现将《铁冶志》与上述文献比勘一过，可明史料之源流，亦可补文献之不足。

2.1 明史料之源流

前人研究遵化铁厂冶炼工艺[3，12]，常以朱国桢《涌幢小品》卷4《铁炉》与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46《铁厂》两则笔记为本。

朱国桢(1557—1632)，字文宁，号平极，斋号虬庵、涌幢亭，浙江乌程(今湖州)人。明万历十七年进士，天启年间曾为内阁首辅。孙承泽(1592—1676)，字耳北，号北海，山东益都人。明崇祯四年进士，入清后为吏部侍郎。

因两书关于铁厂之记载大同小异，而朱国桢又生在孙承泽之前，故取《涌幢小品》与《铁冶志》对勘，试论其渊源。

《涌幢小品》卷4《铁炉》：

遵化铁炉，深一丈二尺，广前二尺五寸、后二尺七寸，左右各一尺六寸，前辟数丈以为出铁之所，俱石砌，以简千石为门，牛头石为心，黑沙为本，石子为佐，时时旋下用炭火。置二鞴扇之，得铁日可四次。石子出于水门口，色间红白，略似桃花，大者如斛，小者如拳。捣而碎之，以投于火，则化而为水。石心若燥，沙不能下，以此救之，则其沙始消成铁，不然则心病而不销也。如人心火太盛，用良剂以救之，则脾胃和而饮食进。造化之妙如此。[13]

对照《铁冶志》，《涌幢小品》关于炼炉之记载，“遵化铁炉”至“置二鞴扇之”本于《炉冶》篇第1条(《铁冶志》页八上至下)而有所节略，其中“遵化铁炉”，《铁冶志》作“大鉴炉在厂治东北，专炼生铁”，指明炼炉名曰“大鉴炉”，其用在炼生铁。“俱石砌”一句，“俱”字前《铁冶志》有“四傍窝底”4字。“简千石”，《春明梦余录》作“简干石”[14]，《铁冶志》作“简子石”，显系传钞之讹。“黑沙为本”，“沙”字《铁冶志》俱作“砂”，以下不再逐一指出。“置二鞴扇之”一句，《铁冶志》后有“扇后夫二人，皷其风注于火，昼夜不暂停，虽风雨不避也”一句，述鼓风之法更为详尽。

“得铁日可四次”一句，出自《炉冶》篇第2条：“每炉每日出铁四次”，而略其后半句：“五日而汇收之”。(页八下)

“石子出于水门口”至“造化之妙如此”一段本于《炉冶》篇第4条(页十三)，其中：“石子出于水门口”一句，“口”字后《铁冶志》有“及小水峪等处”。“石心若燥”，《铁冶志》无“若”字。“沙不能下”，此句《铁冶志》无。“以此救之”，《铁冶志》作“用此以救之”。“则其沙始消成铁”，《铁冶志》无“成铁”2字。“用良剂以救之”，“良”，《铁冶志》作“凉”。“造化之妙如此”，《铁冶志》无此句，代之以“如以热药投之，其不至于增狂而速死者几希，知心病而药之，天下之良医也”。

《涌幢小品·铁炉》又有记炼铁之流程：

生铁之炼，凡三时而成，熟铁由生铁五六炼而成，钢铁由熟铁九炼而成。其炉有微而盛而衰，最多九十日则败矣。([13]，244页)

“生铁之炼”至“钢铁由熟铁九炼而成”一段，本自《杂识》篇“生铁之炼”条(页三十六下。按：《杂识》篇各条无标题，今取首句，姑以为识。)而略作改动。“其炉有微而盛而衰，最多九十日则败矣”一句系由《炉冶》篇第2条节略改写而得，文意虽无大差，而尽数删去原书关于日产量之记载，不免可惜。兹录原文如下：

初，数日所得甚微，日可一二百斤而已。十日之后日可得三四百斤。二十日后渐盛，可六七百斤。四十日后日计可得千斤。五十日后日有千斤而羸三四百者，然亦止此极焉。七十日后日又渐以衰少，至九十日后则炉败而不可用矣。

《涌幢小品·铁炉》亦有记炉神传说：

炉有神，则元之炉长康侯也。康当炉四十日而无铁，惧有罪，欲自经。二女劝止之，因投炉而死。众见其飞腾，光焰中若有龙随而起者。顷之铁液成。元封其父为崇宁侯，二女遂称金火二仙姑，至今祀之。其地原有龙，潜于炉下，故铁不成。二女投下，龙惊而起，焚其尾，时有秃龙见焉。([13]，244页)

“炉有神”至“至今祀之”一段系节略《杂识》篇“石厓子”条(《铁冶志》页三十七)而来。“其地原有龙”至“时有秃龙见焉”则系改写《杂识》篇“遵化之墟时有秃龙见焉”条。(页三十九)

经过文本比勘，可知《涌幢小品》关于遵化铁厂之记载，全由《铁冶志》各篇钞撮缀合而成。《春明梦余录》所记与《涌幢小品》雷同，或别有所本，然其源出于《铁冶志》，当是无疑。

2.2 补文献之不足

《铁冶志》所载内容，或可订传世文献之疏，可补现存史料之阙，亦对学者开展后续研究有所裨益。

2.2.1 铁厂位置

万历《明会典》记载铁厂位置曰：“正统三年移白冶庄”。[15]《涌幢小品》则曰：“铁冶西去遵化县可八十里，又二十里则边墙矣。群山连亘不绝，古之松亭关也。”([13]，244页)两者记载殊为不合，因而张岗先生“怀疑两书所载是否属于不同时期地点的两个铁厂”，并引天启三年(1623)顺天巡抚岳和声奏请重开遵化铁冶折，认为《涌幢小品》所载可能是天启间重建铁厂时的情况。《涌幢小品》此条本于《铁冶志·建置》篇，其文曰：

遵化铁冶厂在遵化县治东，地名白冶山……白冶山，一名白冶庄，东距遵化县六十里，蓟人谓之东炉铁厂。四面皆山，前有小河会通还乡河，注于海。西北数十里外群山连亘不绝，古之所谓松亭关也。(页六上至下)

比勘《涌幢小品》与《铁冶志》，“群山连亘不绝，古之松亭关也”一句文字与《铁冶志》雷同，惟脱“西北数十里外”与“所谓”8字。首句“铁冶西去遵化县可八十里，又二十里则边墙矣”所言与《铁冶志》差距较大，因《涌幢小品》此条全本于《铁冶志》，此句或可视作异文。笔者倾向于认为《涌幢小品》所记仍为正德间铁厂位置。然而原文记载亦有龃龉矛盾之处：既已云“铁冶厂在遵化县治东白冶庄”，却又云“白冶庄……东距遵化县六十里”；松亭关(即喜峰口)实在白冶庄(今铁厂镇)东北，而原文记作“西北数十里外”，皆难以理解。笔者以为，今本《铁冶志》所记，或为辗转传抄，导致讹误，“东距”应作“西距”，“西北”应作“东北”。而朱国祯作《涌幢小品》时所据《铁冶志》或别有所本，或所据亦有讹误，朱氏以己意删改成文。

2.2.2 生产工艺

张岗所作《明代遵化铁冶厂的研究》与韩汝玢、柯俊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矿冶卷》中以万历《明会典》、《涌幢小品》和《天工开物》为基本史料，指出明代高炉称作“大鉴炉”，对炼炉形制、构造、功能及炼铁工艺流程等，都有专门研究。万历《明会典》中记载冶炼生铁在大鉴炉，熟铁、钢铁在白作炉中进行([15]，340页)，而《涌幢小品》“叙述这一过程似乎合而为一进行作业”([12]，77页)，由于学术界通常将两者合并讨论，张岗先生认为，两书记载是否为一事，仍可探讨。而据《铁冶志·炉冶》篇：

大鉴炉在厂治东北，专炼生铁。(页八上)

白作炉在柴厂南……此则专炼钢铁与条铁者。(页十二上)

灌炉在柴厂南，与白作炉相连……此则专炼熟铁者。(页十二上至下)

炼熟铁先热灌炉，乃置生铁于炉腔，实柴于井口，悉泥而封之。(十二页下)

炼钢铁者，先成熟铁，置白作炉。取生铁加于热铁之上，皷火以炼。(页十三上)

向来学者讨论明代冶铁史，常以遵化铁厂为例，通过解读《天工开物》、《涌幢小品》中相关记载，探索明代高炉技术等问题。([16]，49页) 今观《铁冶志》中内容，除大鉴炉尺寸曾记入《涌幢小品》外，其他各种炼炉尺寸、用料、构造等，均不见于《明会典》等明清文献：

如记白作炉、灌炉、小炉之尺寸构造：

白作炉……每炉高五尺，长七尺，前阔二尺五寸，后阔二尺五寸。其傍可通风鞴。(页十二上)

灌炉……每炉高七尺，长六尺五寸。下截为炉腔以入铁。前一尺二寸，后一尺八寸。上截为井口，以入柴，高一尺二寸，长一尺四寸，左右各八寸，其傍有小孔以通风鞴。(页十二上至下)

小炉……高五尺，长六尺，阔四尺，口五寸。(页十二上)

又如记大鉴炉所用石料及筑法，仅见于《铁冶志》：

每炉用底子石一，搪石一，窝子石二，关石一，夹石四，前厢石二，纳后石二，小面石十，肩窝石二，外关石一，拦灰石二，门石一。凡炉每岁皆丹筑，筑用新石……旧石皆不可用也。余石一成，皆不可复动，惟门石常坏，坏则必易，易则其铁亦少耗，尤宜蓄石以俟之。(页十一下)

此不仅可补史料之不足，亦或可以推进对明代高炉构造的进一步研究。

关于明代生铁制钢技术，已有多位学者立足于《天工开物》，从各个角度探讨分析其中具体技术细节。([16]，49页) 对比《天工开物》[17]与《铁冶志》，《炉冶》篇(页十二下至十三上)所记熟铁钢铁制法，虽不如《天工开物》详尽，然有言其所未言者，尤其是具体生产数据(1)《铁冶志·炉冶》页十三上：“作熟铁，每炉五日领生铁一千三百八十斤，碎铁二百二十斤，柴四千六百八十斤，炼出熟铁一千三百斤，计六十六挂，每挂凡四块……折钢铁，每炉五日领生板铁六百斤，柴四千三百二十斤，共炼钢铁二百五十三斤七两五钱。”，不见于他书，可备考证，以资学界参考。

2.2.3 铁厂运作

万历《明会典》载有永乐至嘉靖年间(1403—1566)遵化铁厂建置沿革、征用劳役、买办柴炭、支出银钱及生熟钢铁产量等事概貌。([15]，340页) 前辈学者以万历《明会典》记载为基础，结合其他明代史料，对铁厂赋役制度演变已作系统研究，并结合《会典》中所记录相关经济数据，探索铁厂停办原因。[12]

《铁冶志·岁入》篇对正德初年铁厂赋役状况记载详尽，涉及：弘治至正德初年铁厂从蓟州、遵化、丰润、滦州、迁安、昌黎与乐亭7州县征用民夫工匠数字，上述州县民夫工匠缴纳柴炭状况及正德初年调整赋役详情(页十六上至十七下)，正德初年军匠民匠缴纳柴炭砂石数目(页十八下)，各炼炉配备工匠人数及作业分工(页十八下)，铁厂领有地亩以及纳炭数(页二十上)，轮班匠排班情况(页十九)。皆万历《明会典》所未载。

此外，《炉冶》篇关于炼炉分布(页八上至页十二下)，《山场》篇关于铁厂所属山林(页十三下)，《岁出》篇关于铁厂每日冶炼所用砂石柴炭数量(页十五上至十六上)，《錧鎋》篇关于民夫工匠征发范围(页二十下至二十一上)，《催工》、《吏属》篇关于铁厂人事编制及业务职掌(页二十一上至二十二上)，《公署》篇关于衙署建筑布局(页二十二下至二十三下)，《库场》篇关于铁厂所辖库房仓储(页二十四)，《历官》篇关于宣德末正统初年至正德九年(约1436前后—1514)历任铁厂督理名单(页二十六上至二十八上)，《祭炉神文》、《祭土地文》关于祭祀仪典(页三十四上至三十五下)，这些记载以及所附《工部分司图》(页四)、《铁厂图》(页五)亦不见于其他文献。

其中《山场》篇云：“山场四至原系采办柴炭之所，近时以来，山木渐竭，四隅有开垦者酌令纳炭以供大炉，谓之‘地亩炭’。”(页十三下) 又，《岁入》篇中所记地亩，牵涉遵化、丰润、玉田、滦州、迁安5州县，“正德九年题准每亩纳炭二十斤”(页二十上)。这些说明，在铁厂与垦地农民之间似乎出现了一种不同于强制劳役的租佃关系，在讨论铁厂赋役制度变迁时值得关注。

上述史料或有助学者全面了解遵化铁厂日常运作与生产状况，促进遵化铁厂个案研究的开展。

旧时士人于工艺技术之事多不甚为意，往往目之为末流，相关记载常常因此湮灭。傅浚到任时，档案簿册已残缺不足，浚费力搜寻，始撰成薄册2卷。清乾隆间《铁冶志》曾入四库馆，馆臣秉持固有偏见，谓其“所纪皆岁办出入之数，颇琐屑，无裨考证”[11]，竟汰入存目，终使此书不存中土。

3 收藏与流转

傅浚初修之《铁冶志》，见录于《千顷堂书目》[20]和《明史·艺文志》[21]。目前所知其抄本有二：一为曹氏楝亭藏抄本。曹寅《楝亭书目》：“《铁冶志》抄本一册。明督理遵化铁冶傅浚序著一卷(2)《铁冶志》之卷数，《楝亭书目》与《四库全书总目》记载有所不同，或因曹寅视《铁冶志》之卷上、卷下为一卷，而馆臣则视作二卷。。”[1]一为汪氏振绮堂藏抄本。按《浙江采集遗书总录》：“《铁冶志》一册，振绮堂写本。”[22]乾隆间进呈四库馆并著入《四库全书总目》政书类存目之本，记作“浙江巡抚采进本”，当即振绮堂旧藏。《铁冶志》在乾隆以后藏书目中未再见有著录。

圣彼得堡大学所藏本钤有“曹氏楝亭藏书”印，则此本为曹寅旧藏无疑。

曹寅(1658—1712)，字子清，号荔轩，又号楝亭，汉军正白旗人，康熙时为江宁织造。平生雅好文籍，除从事收藏刊刻外，又热衷抄书。《铁冶志》一书，或由曹寅从他处借钞而来，亦不无可能。

雍正初，曹家为时事所牵，家道败落，藏书流散。乾隆间李文藻(1730—1778)《琉璃厂书肆记》有云：“夏间，从内城买书数十部，每部有楝亭曹[氏]印，其上又有‘长白敷槎氏堇斋昌龄图书印’，盖本曹氏而归于昌龄者。”[23]《铁冶志》上亦有昌龄之印。

昌龄，富察(敷槎)氏，满洲正白旗人，字堇斋，曹寅之甥，其父为雍正乾隆间重臣傅鼐。昌龄以甥舅关系袭得曹寅旧藏，昭梿于《啸亭杂录》中称其藏书“丹铅万卷，锦轴牙签，为一时之盛。通志堂藏书虽多，其精粹蔑如也”[24]。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则云：“丰沛从龙诸子弟，亦知注墨与流丹。汰除羸卒论精骑，富察终教胜纳兰。(富察昌龄，敷槎)”[23]可见昌龄以藏书之精见称于当时。《啸亭杂录》又称：“今日其家式微，其遗书多为余所购。”[24]昭梿系清宗室，嘉庆十年(1805)袭礼亲王爵。昌龄身后，遗书散出，《铁冶志》是否曾入昭梿之手，尚无明证。惟由“听雨楼查氏有圻珍赏图书”钤印可确认，是书后为查有圻所得。

查有圻，字小山，浙江海宁人，乾隆末嘉庆初年盐商，其家三代办理长芦盐务，为一时巨富。[25]乾嘉间盐商热衷藏书者众，有圻亦不能自外。原国立北平图书馆旧藏钱谦益《绛云楼书目》顺治间胡其毅抄本(今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即曾为曹寅、昌龄、查有圻等人递藏。[26]

书上又有“姚氏藏书”、“寒秀草堂”两印，当即姚衡故物。姚衡，字雪逸，浙江归安(今湖州)人，嘉道间学者姚文田之子，著有《寒秀草堂笔记》，性喜藏书，鸦片战争期间曾为广东巡抚怡良幕僚。

道光初年，《铁冶志》抄本为俄国东正教北京传道团(Русская духо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Пекине)成员所得。承东方系副教授马义德先生相告：据东方系图书馆收藏登记记录，《铁冶志》系从喀山大学转至圣彼得堡大学，最初由第十届俄国东正教北京传道团成员阿列克谢·索斯尼茨基(Алексей Сосницкий，1792—1842)、丹尼尔·希维罗夫(Даниил Сивиллов，1798—1871)及奥西普·沃伊采霍夫斯基(Осип Войцеховский，1793—1850)三人之一携回俄国，并赠予喀山大学图书馆。因俄方将三人资档案料合并著录，故究竟谁人得书，目前尚难确认。

第十届传道团于1820年派往北京，1830年回国。按惯例，其成员在华期间学习汉、满语，研究中国政治、历史、地理、民俗、文化，调查中国工艺技术、动植物及矿产资源，收集汉、满、蒙古语文献资料，并择其重要者译成俄语。《铁冶志》内容正与当时俄国传教士关注点相符，而清代士人对此不甚在意，遂使孤本飘零异域。

阿列克谢·索斯尼茨基，本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神职人员，1819年选入第十届传道团，在华期间学习汉语，其余事迹不祥。[27]

丹尼尔·希维罗夫，出生于神职人员家庭，1819年进入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神学院，同年选入第十届传道团，回国后从事神职。1837—1844年任喀山大学汉语教研室主任。[28]

奥西普·沃伊采霍夫斯基，1819年毕业于彼得堡外科学院，旋即进入第十届传道团担任医生。在华期间学习汉、满语。回国后供职于外交部亚洲司。1844年任喀山大学汉语-满语教研室主任，教授满语，并编有《汉满俄辞典》。([27]，195- 196页)

1807年，喀山大学成立，同年即设置东方语言教研室。著名数学家尼·伊·罗巴切夫斯基(Н.И. Лобачевский，1792—1856)任喀山大学校长期间(1826—1847)意图使喀山大学成为全俄东方学研究中心，为此用力颇巨。1837年成立汉语教研室，丹尼尔·希维罗夫任教研室主任。1844年教研室改组为汉语-满语教研室，奥西普·沃伊采霍夫斯基任教研室主任。大约在此期间，《铁冶志》入藏喀山大学。

1854年，根据沙皇尼古拉一世命令，于彼得堡大学新设东方语言系，全俄各处东方学教育研究机构及其所属学生、教员与图籍档案统一并入其中。[29]1855年，《铁冶志》入藏圣彼得堡大学，保存至今。

4 结 语

清乾隆时开馆修纂《四库全书》，收入四部典籍3 000余种，其于文献保存之功不可谓不大。虽然，书籍入馆，而遭馆臣裁汰剔入《存目》者逾6 000种。后人再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1997)及《补编》(2001)时，已有五分之一不见于世。(3)杜泽逊：《论〈四库存目〉之书的进呈本》：“《四库存目》中记载的书有六千七百九十一种之多……大约有一千五百种以上《四库存目》书已经失传。”文献[22]，第1册，第43页。物换星移，人世沧桑，《铁冶志》竟在异域重见天日，可谓万幸!其中关于炼铁工艺、人事编制、赋役状况、祭祀仪典等记录，多为其他文献所不载。此抄本之发现，不仅可以促进遵化铁厂个案研究之进展，同时也有助于深入研究明代冶铁事业。希望《铁冶志》对中国科技史，尤其是冶金史之研究有所助益。

致 谢本文撰写得圣彼得堡国立大学马义德博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郑诚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冯先思博士之指教与帮助。诸评阅人所示审稿意见，笔者亦从中受益良多。在此谨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