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丽芳 李 琼 阙巧艳

丽水市中心医院甲乳外科，323000 浙江 丽水

乳腺癌是全世界女性中最常见的癌症之一，<35岁的亚洲乳腺癌患者约占所有患者的9.5%～12%，高于西方国家[1-2]。乳腺癌诊治期间，患者面临各种生理及心理挑战。恶心、脱发及癌性疲劳等是乳腺癌患者常见的生理症状，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是常见的心理症状[3]。研究表明，乳腺癌患者在遭受应激事件时，自主采用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有利于应对情绪问题[4]。自我调节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包括调节认知的能力、调节情绪的能力以及规范行为的能力，可能会耗尽而产生疲劳，即出现自我调节疲劳[5-8]。研究表明，乳腺癌患者术后感知自我调节疲劳越高，其残障接受度越底，导致患者心理负担加重，无法在逆境中积极改变，容易逃离及回避问题[9]。应对方式是指个体处于外界应激环境下其心理认知和行为方式的外在表现[10]。研究显示积极应对方式是影响自我调节疲劳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但探讨应对方式与自我调节疲劳间关系的机制研究甚少。心理弹性作为一种积极心理资源，是个体经历应激刺激后适应外部压力因素的能力，是常见的中介变量[11]。研究显示，心理弹性在肿瘤患者积极应对方式和疲乏中起完全中介作用[12]。本研究假设心理弹性在肿瘤患者应对方式及自我调节疲劳中起到中介效应，通过调查中青年乳腺癌患者自我调节疲劳状况，了解应对方式及心理弹性与自我调节疲劳的关系，验证心理弹性在应对方式与自我调节疲劳间的中介作用，旨在为今后对乳腺癌患者实施护理干预，改善自我调节疲劳提供理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于2018年6月至2020年6月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某三级甲等医院中青年早期乳腺癌术后患者为研究对象，获得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后，遵循自愿参与的原则，发放调查问卷。根据统计学分析要求和样本量计算方法，样本量应为变量数的10～20倍，本研究共有13个变量，样本量应为130～260，考虑15%的流失率，样本量应为150～299。最终确定样本量为290例。研究共发放290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63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0.6%。纳入标准：①经病理检查诊断为乳腺癌者；②年龄范围为18～<60岁；③自愿参与本研究者。排除标准：①有严重精神问题无法作答者，如认知障碍、听力障碍等；②正在参与其他研究者。

1.2 研究方法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根据研究目的及相关文献自行设计调查问卷收集患者信息，主要包括患者年龄、民族、职业、居住地、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家庭月收入等。

1.2.2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

该量表由解亚宁等[13]于1995年编制，为自评量表，共20个条目，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2个维度。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0=不采取、1=偶尔采取、2=有时采取、3=经常采取。条目1～12为积极应对项目，得分范围为0～36分，得分越高，表明患者越倾向于积极应对方式；条目13～20为消极应对项目，得分范围为0～24分，得分越高，表明患者越倾向于消极应对方式。

1.2.3 心理弹性量表(Connor-Davisi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

该量表由Connor和Davidson[14]编制，主要用于测量个体适应逆境的积极心理品质。其简化版(CD-RISC10)是从原始量表25个条目中提取10个条目构成的自评量表，中文CD-RISC10版由Wang等[15]翻译修订，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量表采用0～4分5级评分，0=从不、1=很少、2=有时、3=经常、4=几乎总是，评分越高，代表个体的心理弹性水平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