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锋，高梦欣

(1.兰州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2.湖北经济学院 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一、引言

社会信任是社会制度、公俗例习和人际关系成熟自信的产物。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诚信友爱、互帮互助的社会氛围，是社会信任最广泛的社会基础。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社会信任的信息来源、信息传播扩散机制呈现出多点散发、快速传播的特点，有利于人们快速获得信息并做出相应的判断评价和决策反应。但是，信息化时代信息来源的多点散发状态，导致人们对于信息的真实性缺乏有效的鉴别手段，难免产生信息不对称的风险，进而导致“逆向选择”式的决策，致使社会信任的群众基础面临挑战。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对个体行为和经济运行有深刻的影响。由于其行为选择的共同性和高相关性，使居民高度关注此类信息及各个社会层面的应对处理策略。如果居民自身在社会群体中有较为强大的信任基础，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这种消极情绪。如果缺乏相应的信息传导机制，这种高度关注反过来会对居民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危机[1]。导致居民的生理、情绪、认知形成一定的反应，严重的会导致过激反应和社会恐慌。基于此，本文分别从“制度(组织)信任”和“人际信任”两个维度来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社会信任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目前已有大量文献从多个角度分析了社会信任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已有文献主要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社会信任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二是社会信任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一)社会信任的功能

卢曼认为，借助人际信任可以降低社会交往复杂性的功能，能够帮助建立社会网络。社会网络的建立将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可以更有效率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

深入理解社会信任，可以发现不同学者对社会信任的功能有不同的理解。已有文献成果可以归结为两类：一是巴伯(1989)探讨了信任对社会发展的功能。例如，维护社会秩序、社会控制等功能[2]9～26。二是什托姆普卡(2005)探讨了信任对于人的能动性的功能[3]116。信任的存在会带来积极的后果，不信任则会使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受到抑制[4]139。与巴伯对社会信任功能的观点相比，什托姆普卡的观点更偏向于人际信任的功能。为了更系统全面地分析社会信任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我们将社会信任细分为“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两个维度。

(二)社会信任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

政府、社会机构和社会资本是社会信任重要的支撑。帕特南(2001)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他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5]195。一方面，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不仅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也是促成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社会基础。因此，建立高水平的社会信任从而积累社会资本，是提高社会效率和快速降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负面影响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谣言、社会疑虑等因素的存在，会损害公众对社会和政府的信赖，影响社会的有序运行，进而影响到居民的生活满意度[6]。黄文瀚(2020)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上对此类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制度(组织)信任的加强能有效治理社会风险[7]。国家及时的开展心理干预和防控干预措施，既能有效引导居民正确认识和了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身，也有注意居民知晓政府的具体应对策略，大大降低社会信任失衡和失信的风险。与此相对应，居民积极响应配合政府的防控部署与号召，能较快形成“全民参与、群防群控”的有效策略。

(三)社会信任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高水平的社会信任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且直接的正向影响，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此进行了研究分析。国外学者Bartolini et al.(2008)发现，社会网络和信任等社会资本能够显著提升居民幸福感[8]。并且，社会信任与生活满意度有稳健的正相关关系，社会信任的提升有助于提高生活满意度[9～10]。Tokuda(2010)利用亚洲国家样本发现，与社会信任度低的国家的居民相比，社会信任度较高的国家的居民更加幸福[11]。社会信任是个多维度概念，它可以通过不同程度影响生活满意度。国内学者裴志军(2010)在研究家庭社会资本、相对收入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影响关系时提出，人际信任、制度(组织)信任和社会网络等因素与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12]。信任是一种无形资源，同社会网络一样，亦具有社会支持功能，能在物质与精神双重层面提升公众生活满意度[13]42。提升社会信任，不仅有助于减少交易摩擦、降低交易成本，也有助于减少人际间的猜忌、加强交流、增加亲和力，促进居民的身心健康，对生活满意度的提高有着重要意义。

没等她折好衣物，她就听到“咩—咩—咩”的阵势喊到了头顶，突然地窝子一角，一只动物蹄子伸下来，棚顶子像蜘蛛网猛烈晃起来，田志芳以为要塌了，吓得大叫，抢到土台前，把被子衣物抢在怀中，准备冲出地窝子，那只蹄子却随“咩”一声，缩上去，同时，棚顶子的尘土，细细密密扑下来，像浓雾像暴雨一样扑下来。田志芳的澡白洗了，一身的土，比来时更多。

梳理以往研究成果发现：已有研究较为集中在突发公共事件与社会信任的相互影响和社会信任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上，对突发公共事件视角下社会信任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研究成果较少。因此，本文基于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收集的调查问卷，探究在新冠疫情大背景下，制度(组织)信任在地区分布上的差异、不同程度的健康状况自评和对未来的信心程度在人际信任上的差异以及对社会信任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社会信任的维护和提升提供借鉴。

三、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多所高校于2020年4月组织的一项在线调查，通过对所得信息进行一定甄别，经处理后，最终调查一共获得西北五省的有效调查问卷共1507份。问卷内容包括：(1)问卷对象个人特征，包括居民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是否党员等。(2)居民的社会信任，包括居民对各级政府的信任程度和对家人、邻居、陌生人等的信任程度。(3)居民的生活满意度。

从表1可以看出西北五省1507份调查问卷中问卷对象的特征。其中，收入不平等与居民社会信任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并呈现“N”型关系。有学者通过实证发现，中国绝大部分省份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处于“N”型曲线下行阶段，也就是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产生不利影响[14]。通过多独立样本Median检验可以发现，不同地区分布的居民在家庭月收入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P=0.009。西北五省中，陕西省35.66%的居民家庭月收入达到了8001元及以上；宁夏回族自治区家庭月收入较低的人群所占比例较高，有25.45%的居民家庭月收入在2000元及以下。

表1 问卷对象特征描述性统计

(二)研究方法

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测量，通过在调查问卷中询问“您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这个问题，被调查者在“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非常满意”五个选项中做出选择。社会信任主要从制度(组织)信任和人际信任两个维度进行测量，被调查者在“1=完全不信任；2=比较不信任；3=比较信任；4=完全信任”四个选项中进行选择。在数据的处理上，为了方便后续的回归分析和研究，将调查问卷数据整理如表2所示。

表2 生活满意度与社会信任的测量指标与赋值

通过软件stata15.0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发现，社会资本测量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155，KMO统计量为0.821，球形Bartlett检验的卡方值为3988.745，相伴概率为0.000。各维度分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均在0.7以上(表3)，并且公因子在相应测度上都具有较大载荷，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表3 社会信任测量指标与旋转后的因子载荷

本文将居民的志愿服务参与、经济地位自评、地区分布等设为控制变量。运用orderedlogit回归模型测量社会信任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将社会信任不同维度所有测项的得分值加总平均，计算各维度的指数；利用不同维度的贡献率(表3)，将各维度指数加权平均，计算居民的社会信任指数。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

(2)

式中：Sd为社会信任d维度的指数，Dj为d维度中第j个测项的得分，m为d维度的测项个数，S为社会信任指数，Wd为d维度的权重，即因子载荷后不同维度的贡献率。

四、结果分析

(一)居民的制度信任与地区分布

对西北五省的社会信任进行多独立样本Median检验发现，制度信任与地区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并且P=0.000小于0.001。

在对市州(盟)政府的信任程度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47.40%的居民表示完全信任，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居民表示完全信任的比例均低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表示比较信任的比例为70.37%，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该项的比例分别为68.87%、66.45%、64.81%和51.56%；在表示信任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所占比例最高，为98.96%。其余四省区所占比例也都较高，分别为陕西省93.77%、甘肃省94.37%、青海省98.15%、宁夏回族自治区98.15%。

居民在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上，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在完全信任度水平上，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完全信任的比例分别为70.37%、75.13%；在信任度水平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比例最高，为98.96%；其余四省区均超过了90%；在不信任度水平上，青海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所占比例为0，其余三省区所占比例低于5%。

(二)居民的人际信任与健康状况自评和对未来的信心程度

对居民的健康状况自评和未来的信心程度的测量，通过在调查问卷中询问“您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和 “您对自己未来的信心程度”进行测量(表4)。

表4 健康状况自评和对未来的信心程度描述性统计

人际信任对个体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15]。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和较好的抗压能力，对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疫情后复产复工的恢复有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在西北五省区中，共有26.41%的居民选择了“非常好”，45.79%的居民选择了“一般”，27.80%的居民在健康状况自评中选择了“不好”。通过多独立样本Median检验发现，在健康状况自评选择“不好”的居民，人际信任的平均得分为1.71；选择“一般”的居民，人际信任的平均得分为1.83；而选择“非常好”的居民，人际信任的平均得分最高，为1.93。由此可以看出，人际信任会和居民的健康状况自评存在交互式影响。

在对未来的信心程度测度中，有18.53%的居民选择了“非常有信心”，54.91%的居民选择了“有信心”，26.56%的居民选择了“没信心”。可以看出，73.44%的居民都对抗击新冠疫情保持着较好的信心。选择“非常有信心”的居民的人际信任平均得分最高，为1.99。选择“有信心”的居民，他们的人际信任平均得分为1.83。而选择“没信心”的居民的人际信任平均得分也低，为1.70。人际信任和居民对未来的信心程度之间也呈现出同向的关联。

(三)居民的社会信任与生活满意度

以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为被解释变量，以人际信任和制度(组织)信任为解释变量，并以居民的志愿服务参与、地区分布等为控制变量(表5)，分析社会信任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表5 控制变量描述性特征

运用ordered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人际信任(模型1)、制度(组织)、信任(模型2)、社会信任(模型3)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回归结果，ordered logit回归模型适用于分析离散变量，可以更加真实的反应居民生活满意度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模型系数综合检验显著性水平均为 0.000，LR chi2检验值分别为 231.04、245.67和291.42(表6)。

表6 制度(组织)信任和人际信任orderedlogit回归估计结果

从模型1、模型2和模型3(表6)可以看出，居民的人际信任和制度(组织)信任对生活满意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居民的社会信任对生活满意度有着积极影响。通过模型1，在对人际信任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居民对邻居以及官员干部的信任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p<0.001水平上显著，同事或同学的信任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p<0.01水平上显著。所以，居民的对邻居、同事或同学和官员干部的信任程度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非常强烈。

对制度(组织)信任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居民的对社区街道(乡镇)政府、市州(盟)政府的信任程度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也非常强烈，均在p<0.001水平上显著。

在模型3中，对整个社会信任进行回归发现，对比模型1、模型2，居民的对官员干部的信任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其他信任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显著性也有所下降，但是对社区街道(乡镇)政府的信任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仍旧在p<0.001水平上显著。由此可知，在居民的生活满意度里，影响最深、最大的是对社区街道(乡镇)政府的信任，也就是基层政府的信任。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居民的生活形成严重影响，对政府的治理和应对能力也是严峻考验。在研究社会信任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中得出以下结论：

1.制度信任是社会信任的基础，对居民生活满意度有直接的影响

制度信任是政府履行和运用法定权力的基础，也是居民建立社会信任的先导。提升各级政府机构特别是基层政府的公信力，是建立社会信任关系，提升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关键。由于各地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措施、反应能力不同，各地居民的制度(组织)信任水平也有所不同。通过前文分析可以发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居民的制度(组织)信任水平高于其余四省区。究其原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为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向西开放的的重要门户，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新疆当地居民对党中央治疆方略的高度认同和对重大卫生事件应对策略的完全肯定。在居民的制度(组织)信任水平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居民对社区街道(乡镇)政府、市州(盟)政府和中央政府表示信任的比例分别为96.89%、98.96%和98.96%，并且平均得分超过其他四省，新疆各级党委和政府齐心协力并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高信任度的支持和赞同。

2.居民的人际信任对心理健康状况有深刻影响

研究发现，居民的人际信任对健康状况自评和对未来的信心程度都起到积极作用。在健康状况自评选择越消极的居民，人际信任的平均得分也越低；选择越积极的居民，人际信任的平均得分就越高。良好的人际信任水平对居民的心理及认知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可以有效地减轻居民焦虑、紧张等消极情绪，保持积极的心理状态。因此，在对未来的信心程度测度中，选择越消极的居民，他们的人际信任平均得分越低；选择越积极的居民，他们的人际信任平均得分就越高。拥有良好人际信任水平可以帮助居民在疫情期间建立起强大的心理防线、乐观的心态积极应对此次疫情。在之后的复产复工工作中，也能比其他人际信任水平较差的居民较快的进入状态，恢复以往的生活状态。

3.基层政府的信任水平对生活满意度影响最为显著

社会信任对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起到积极作用，其中居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水平对生活满意度起到最为显著的作用。通过ordered logit回归模型分析发现，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的系数均为正值，因此它们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正向的。由模型3对比模型1、模型2发现，基层政府的信任水平对生活满意度影响最为显著，p<0.001；其次，对生活满意度较为显著的是对邻居和市州(盟)政府的信任水平，p<0.01。基层政府代表的是具有国家属性的强制权力，这种强制权力能够稳定公共秩序，维持信任[16]12～13。基层政府作为直接与居民发生治理和反馈的行政组织，对其的信任水平表达出一种居民对基层政府的满意程度。加强基层政府信任水平，能够有效拓宽基层治理的群众基础。并且，本文研究发现，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加强基层政府的执政能力，高质高效的完成疫情防控任务，从而提高居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水平，对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政策建议

1.构建基于社会诚信的社会信任文化体系

信任文化是关于信任和可信性的规则，是诚信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们的心理预期和满意度有直接的影响。基于诚信的信任文化可以使人们团结互助的合作意识增强，降低交易成本防止道德风险。信任可以从制度(组织)和个人社会网络两个层面来解析，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化现代化，人们面临的社会环境日新月异，社会关系渐趋网络化和多圈层化，社会信任不再局限于血缘、地缘和亲缘关系中实现互动，社会信任的外延进一步拓展。从社会诚信的现实逻辑来看，制度(组织)信任是社会信任文化体系的基础，社会信任文化很大程度上需要首先通过制度(组织)信任来实现。制度(组织)信任需要更加开放和包容，以合法合规的社会化行动建立良好的社会声誉。前文已述，各级政府的信任水平对居民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性影响，各级政府和社会管理机构需要在面对重大事件时发挥信息传递者功能，为人们提供必需、必要的有效信息。要通过新闻媒介等机构，加大信任文化的建设力度将其内化到政府机构和社会成员的行动中。

2. 加强居民人际信任关系建设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依赖人际社会关系网络的体系，人际信任来自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基于血缘、地缘，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所形成的的人际关系对于每个人的情感交流、情绪释放和决策判断都有相应的影响。居民的人际信任对健康状况自评和对未来的信心程度都起到积极作用。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期间，恐慌、紧张的氛围充斥在居民的身边，此时居民人际信任关系对自我调节十分重要，人际信任的重要性也凸显了出来。居民应加强和家人、朋友的联系，充分利用社会网络，努力提高人际信任关系水平，防止自身成为信息传递的孤岛。与此同时，在个体行为和社会关系中要基于正确的价值判断，遵循道德传统，培养和塑造信任心理，增强信息分析鉴别能力，以个体信任夯实并提升社会信任水平。

3.增强居民获取、识别信息的能力

信任是基于风险状态和脆弱性的情感感知和心理依赖，居民是社会信息的阅读者和传播者。如何甄别有效信息，防止虚假信息和信息过度解读，是每一个公民在面对公共卫生事件时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一是要建立重大或突发事件的信息披露制度，让每个居民能及时获取事件的起因、状态和应对策略等信息，防止恐慌心理，减少信息不对称，防范道德风险。二是要建立自媒体信息发布征信系统，在法律规范约束下，审慎发布和传播信息。不能确定来源的信息拒绝传播，不能辨别真伪的信息不随意发布。三是居民要增强自身信息识别能力，多看主流新闻媒体信息，学会辨别和拒绝谣言惑众的信息，做到“不信谣、不传谣”，摆脱“塔西佗陷阱”[17]，形成认知相同、行动一致的集体行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