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志熙先生特别关注历史问题和文献问题，他认为： “文学文本乃是由语言建构起来的意义结构，读者和批评家对文本意义的把握，固然需要创造性的想象与体会，却不能脱离文本的语言实际去望文生义、胡思乱想、穿凿附会，而必须有精读文本、慎思明辨的功夫，并应比较观听作家在文本的‘话里和‘话外之音，才可望对文本的意义以至作家的意图做出比较准确的体认和阐释。就此而言，‘校读法在文学批评中尤其在文本批评和作家评论中是颇可以派上用场的。”1在这个意义上，解志熙提出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批评性校读法，以矫正学术研究中过度阐释、肆意妄断的主观主义批评。

一、隐与显

文学研究应当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因为要获得真知，就必须经由叩问、追寻、思考、最后落地生根，化成自己的血肉。《文学史的“诗与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集》（以下简称《文学史的“诗与真”》）就是解志熙先生从小问题出发，由小处着笔，见微知著，关注文学史中的具体细节，也正是这种问题意识，让遮蔽在历史背后的真相得以显现。《边城》一直以来被视为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沈从文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也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实际上在《边城》田园牧歌式的书写背后还隐藏着不为人知爱欲隐衷。原来沈从文在经过多年努力与奋斗后与顺利与心上人张兆和结为佳偶，但在结婚前夕，他遇到了另一位同样美好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