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磊 范雯静

雍，秦国历史上定都时间最长的都城，不但是当时秦国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也是国家祭祀中心。畤是祭祀天地五帝的场所，由秦人首创，西汉诸畤的产生，是对秦人置畤风俗的沿袭、补充和完善。据文献记载，秦人先后在雍设立鄜畤、密畤、上畤、下畤，即“雍四畤”。汉初，高祖刘邦增立黑帝祠，又名“北畤”，形成完备的“雍五畤”祭祀系统。此后至武帝立甘泉泰畤，雍地诸畤一直是王朝祭天的主要场所。

畤文化遗存指进行畤祭活动过程中产生的文化遗存，其主体是祭祀过程中使用的坛场、祭祀坑、祭牲、道路、建筑基址、权火等，同时也包括为祭祀活动服务的附属设施，如宫殿、道路、衙署等，其本质是畤祭礼仪的物化载体。

新发现

血池遺址

血池遗址位于凤翔县血池村东南侧的山梁上，东南距秦都雍城遗址约16千米。2015年10—12月，为全面了解宝鸡千河流域东周、秦汉时期聚落的分布，由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组队对千河流域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我们数次到雍山踏查，发现血池遗址范围以雍山为中心，面积约470万平方米，包括血池祭祀区、北斗坊祭祀区、半坡铺祭祀区、雍山夯土台。发现的重要遗迹有祭祀坑、建筑基址、道路、夯土台等，仅在血池村后中山梁上一处长约120米、宽约20米的台地就发现祭祀坑遗迹34处，大小、深浅不一，并随探铲带出诸多重要遗物，如5号坑（K5）包含漆皮，K11包含绿锈，K13包含玉璜、铜锈，K15包含铜泡、铜质器物残片，K27包含铜饰件。该处台地向北，地表散落较多建筑材料，如砖瓦残片、铺地砖等，应为遗址核心区域。

2016年6—12月，我们对血池遗址进行了2000平方米面积的考古发掘，共确认相关遗迹3200余处（个），出土各类文物共计2401件（组）。随着考古工作深入，逐步确认出该遗址所具备的祭祀属性，就是由夯土台（坛、壝、场）、道路、建筑、祭祀坑等组合而成的祭天地及五帝之固定场所——“畤”，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与文献记载吻合、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性质明确、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秦汉时期国家大型祭祀遗址。

2017年的考古工作主要在血池遗址东山梁祭祀坑密集区域进行。祭祀坑主要分为长条形竖穴土圹坑与长方形竖穴土圹坑两种。长条形祭祀坑基本处于祭祀坑密集区域的中心部分，最长为67米，宽约0.6—2米，坑内清理出大量马骨。长方形祭祀坑大小不一，方向为东西向或南北向，基本与山梁延伸的方向垂直或平行，较为规整。

2018年，我们在对与雍山隔宝汉高速相望的灵山进行考古调查时，在其南坡蔡阳山发现一处祭祀遗址，发现祭祀坑177处，主要是长方形坑、长条形坑。长方形坑方向有东西向、南北向，最大的长方形坑6米×4米，最深的坑深5米。长方形坑内多见骨、板灰，个别见铜饰。长条形坑主要分布在山顶平台，有东西向、南北向，最深2米，坑内含活土、灰点等，未见骨、板灰等，或为建筑墙基。北边原计划勘探的两座山顶，地形高亢、平整，推测应有夯土台等祭祀场所，但可能因水土流失严重，初步勘探表明基本为礓石堆积，未见任何遗迹。

吴山遗址

吴山遗址位于宝鸡陈仓区新街镇庙川村北黄土峁梁的山前缓坡上。遗址周围的地形为典型的黄土地貌，沟壑深陡，均为冲沟型河谷，东距渭河支流金陵河约3.5千米，西距吴山主峰3.8千米，距秦都雍城约48千米。吴山为六盘山余脉陇山第二高峰，又名岳山、吴岳、汧山、西镇山，素有“西镇吴岳”的美称。近年来，在吴山脚下的山前缓坡上，当地村民耕种时经常能够捡到玉人片、玉琮、青铜车马器等。2016年4—5月，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陈仓区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吴山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完成勘探面积约10万平方米，共发现各类遗迹单位106处，其中祭祀坑96个，灰坑5处，冲沟1条，铺石范围1处，石头范围1处，瓦片堆积范围1处，水浸土范围1处。祭祀坑皆为平面呈长方形的竖穴土坑，推测应当为车马坑。2018年10—12月，我们选择了遗址主体部分中部一处台地进行全面发掘，发现遗迹类型非常一致，共计8处车马祭祀坑。车马祭祀坑均驷马一车，马呈驾乘状态，驾披具，车表面髹漆彩绘，朝向东。除被盗外，每个祭祀坑均出土男女玉人、玉琮、铁锸、箭镞及大量青铜、铁质车马器。

下站遗址

下站遗址位于宝鸡陈仓区潘溪镇下站村渭河南岸的山梁之上。遗址周围的地形为典型的黄土地貌，沟壑深陡，东西两侧均为冲沟型河谷。遗址正北直线距离21.8千米处为秦都雍城，距血池遗址直线距离约35千米，距吴山遗址直线距离约59千米。

2017年我们在进行血池遗址发掘的同时，对渭河南岸的秦汉遗址进行了系统考古调查。据陈仓区博物馆董卫剑先生告知，20世纪70年代当地群众在挖涝池的时候，曾经挖出过很多的玉器，主要有玉璧、玉琮等。我们依此情况，对下站遗址进行了重点调查。在一处塌陷的窑洞剖面上，发现大量的马骨，坑的形制剖面大体呈倒“V”字形。在向当地村民了解情况时，我们向村民展示了血池遗址出土的玉人照片，村民说当年挖涝池的时候，出土过很多这种玉人片。由于玉人对秦汉时期的祭祀遗址具有指向性意义，我们确认下站遗址也是一处秦汉时期的祭祀遗址。

2018年4—5月，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陈仓区博物馆对下站遗址进行考古勘探，完成勘探面积约27万平方米。通过勘探，基本厘清了遗址的范围、遗迹分布及布局，共发现各类遗迹单位1414处，其中祭祀坑1409处，沟道4条，建筑遗址区域1处。

祭祀坑分为长条形、长方形和圆形三种。长条形祭祀坑位于遗址东部，分布范围约7万平方米，南北长约430余米，东西宽近170米。其平行分布，宽窄相间，长短不等，内多含有马骨。

长方形祭祀坑又分两种，第一种小而浅，大小约为2.5米×1.5米，深约1.5—2.5米，内多含有骨块。第二种大而深，大小约为4米×3米，深度大多超过4米，最深的为编号K1113的祭祀坑，深11.2米，大多内含灰星、木炭粒、烧土块，少数填土深至4米以下为夯土。探孔带出铜盖弓帽与血池遗址遗物类型相同。

建筑遗址区域为一个大体范围，位于祭祀坑合围中心区域，地面采集有板瓦、筒瓦、瓦当残片，外部多为粗绳纹或细绳纹，内部为布纹或素面。探孔内多带出砖瓦残片、烧结面、石头、红烧土、灰土等，未发现夯土基础类遗迹。

遗址整体布局有一定规划，遗址中间自南向北的一条沟道G2，其右側均为长条形祭祀坑，左侧基本为长方形祭祀坑，形成较为明显的界限，分析其或为排水设施，也可能为古道路。根据对勘探出的各种遗迹的情况分析，尤其是与血池遗址做一个横向比较，基本确定该遗址也是一处规模较大的祭祀遗址。

特征

祭祀坑

血池遗址的发现缘于祭祀坑的勘探。仅在一处长约120米、宽约20米的台地上就勘探出祭祀坑34处，并且勘探带出一件完整的玉璜。祭祀坑分布密度之高，可见一斑。2015年底至 2017年，我们对血池遗址累计勘探面积250万平方米，共发现各类遗迹单位1671处，其中祭祀坑1654处。由于遗址延续使用时间长，祭祀坑之间存在叠压打破关系，所以祭祀坑的实际数量应更多。2016年，我们在血池村发掘面积1800平方米，共发掘祭祀坑298座。2017年，在北斗坊村后的东山梁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共发掘祭祀坑40座。2018年，在2016年发掘区南部进行发掘，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发掘祭祀坑49座。

祭祀坑数量众多，形制多样，分布于血池遗址的各个区域。毫无疑问，血池遗址畤祭遗存的主体就是祭祀坑。根据祭祀坑的瘗藏种类，可以分为车马坑、马坑、牛羊坑、空坑。

车马坑 根据形制可分为长方形车马坑、窄长形车马坑、长方形带洞室车马坑。

长方形车马坑，长度一般在3.5—4米，宽度一般在2.5—3米，长宽比较小，坑体大小与所埋车马大小相当。埋藏一般较深。坑内填土略经夯打。坑底搭设椁箱，箱内放置一车驷马，一般车在西侧，马在东侧，表现出驾驭之姿。车马一般都有饰件，如马镳、马衔、当卢、络饰、节约、铜环、承弓器、弩机等。车舆内放置玉器组合和箭镞等。血池遗址的玉器组合为男、女玉人和琮、璜。吴山遗址的玉器组合为男、女玉人和琮。这种长方形车马坑普遍见于血池遗址、灵山南坡蔡阳山遗址、吴山遗址、下站遗址。其在雍地范围内的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形制最多样，是每个遗址祭祀遗存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秦汉时期畤祭活动的主要祭祀方式。

窄长形车马坑，平面呈长方形，长宽比较大，坑体本身远比所埋车马要大。坑内不放置木箱，一般直接摆放较小的木车、木马、马具。

长方形带洞室车马坑，形制一般为长方形竖穴坑，一侧带有洞室。坑内一般摆放小型的车马饰件，有的洞室内放置玉人。

同时存在上述三种形制车马坑的遗址有血池遗址、下站遗址。吴山遗址只发现长方形车马坑，这应当和遗址的性质和等级有密切关系。

马坑 根据形制可分为长条形马坑和长方形马坑。

长条形马坑，多南北向，底部因地势呈坡状。长度不一，从十几米到上百米者都有。在遗址中分布一般比较集中，平行并列分布，规划整齐。坑内填土略经夯打。坑底一侧有生土二层台，规律摆放大量马牲，无其他瘗埋物。局部有点撒朱砂的现象。这种形制的马坑目前仅见于血池遗址东山梁和下站遗址沟东侧祭祀区域。

长方形马坑，多南北向，埋藏较浅。坑内填土略经夯打。坑内一般摆放8匹马，马的姿态多为跪卧状。在马头部和腹部会见到点撒朱砂的现象。这种形制的马坑见于血池遗址2017年发掘区域。

另外，从勘探结果看，血池遗址2017年发掘区域的遗迹种类和分布与下站遗址基本相似。这说明在血池遗址这片祭祀遗址使用的过程中，同时存在下站遗址这么一处与其性质相似、等级相同的祭祀遗址。

牛羊坑 依形制和方向可分为东西向长方形牛羊坑和南北向窄长方形牛羊坑。

东西向长方形牛羊坑，多东西向，直壁，坑内填土略经夯打，坑底摆放牛、羊骨。

南北向窄长方形牛羊坑，多南北向，口大底小，坑内填土略经夯打。坑底摆放牛、羊骨各一具。

目前牛羊坑见于血池遗址2017年发掘区域，下站遗址也存在牛羊坑，在吴山遗址没有发现。

建筑基址

2008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进行秦汉离宫别馆调查时，对血池遗址进行了重点调查。地表散见大量的秦汉板瓦、筒瓦、铺地砖等建筑材料。由于血池遗址位于山梁的半山腰处，离交通干道距离较远，所以当时对血池遗址的认识为这是一处秦汉时期的建筑基址。2015年发现祭祀坑的台地位于建筑基址的西侧。因此，我们在勘探过程中对建筑基址进行了详细勘探，主要发现有几处内填活土的沟槽、一段夯土和一处砖铺面。祭祀坑的分布大致是呈半环抱式围绕着建筑区域。从建筑区域往山梁上方没有祭祀坑分布。2016年对血池遗址选址发掘时，拟规划发掘区域是涵盖了祭祀坑和建筑区域的西南角。然而，发掘区域并没有明显的建筑基址痕迹。发掘区域的大量建筑材料应当是后期从更高处的台地冲落至此。但是，大量的建筑材料和砖铺面可以证明在这个区域是有建筑遗址存在的。

北斗坊东山梁祭祀坑区域的东山东侧台地同样也存在建筑基址。受雨水冲刷及近现代梯田耕种破坏，地面之上部分已不存在，仅残留基础部分。平面近长方形，面积近300平方米，残存深度0.6米。建筑基址内分布一定数量长方形小坑，长0.9—1.5米，宽0.5米。其内填土较致密，夹杂碎陶片，推测可能为柱础。建筑基址外为生土，建筑内填土较疏松，包含大量筒瓦、板瓦、瓦当等建筑材料，绝大部分瓦当上面有涂朱。

在下站遗址的中部存在平面呈不规则“凹”字形的建筑基址，四周均分布有较密集的长方形祭祀坑。东侧25米为沟道，沟道以东为长条形祭祀坑。勘探过程中暂未发现明显夯土建筑，探孔内多带出砖瓦残块、烧结面、石头、红烧土、灰土等，填土为活土，1—1.2米深处有一层土质较硬的活动面，一般深1.5—2米为原始生土。区域中心大致呈方形，南北36.5米，东西36米，东北凸出不规则范围，南北长约24米，东西宽18米；西北凸出范围较小，南北长约22米，东西宽11米；南部凸出一小范围，南北长约10米，东西宽约8米，整个区域面积近2000平方米。

通过血池遗址和下站遗址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像这种大型的祭祀遗址，在其遗址的核心区域都有建筑基址，祭祀坑多以建筑基址为中心环绕分布。血池遗址有“下畤、下祠”“上畤”等文字的器物残片就发现于建筑基址附近。所以，“祠”很有可能指的是这些建筑基址，而“畤”则是整个祭祀区域的统称。

沟道系统

这里所指的沟道系统主要是指位于祭祀区域范围之内的沟道，因为普遍见于目前所知的几处祭祀遗址，所以应当是畤祭遗存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直观作用是对祭祀遗址进行了区域划分，而其实际用途可能为通向祭祀遗址的道路。例如：

下站遗址G2，位于遗址区中部，南北向贯穿整个遗址区，北端至下站村五组东部，南端探至四组村庄，应该被村庄占压。已探出沟道南北直线距离长约304米，宽4—9米。最近处距建筑基址区域仅25米。以该沟道为分界，其东侧为长条形祭祀坑分布区域，其西侧为长方形祭祀坑分布区域。勘探并未发现与祭祀坑遗迹存在打破关系的区域，应与祭祀坑时代相同。沟道内填土基本一致，为黑褐色活土，内含灰星、木炭粒、少量烧土沫等，底部有少量淤沙。

血池遗址东山梁G9，位于遗址区中部，北端距G8约140米，南端与G8及自然沟相通，北部平面呈不规则形，最宽处约35.3米，南部平面呈长条形，宽度基本为4.5米，总长约389.2米，开口距地表约0.8米，深1.5—4.6米，填土為灰褐色土，见灰点、淤土等。该沟道东侧为长条形马坑密集分布区域，西侧为长方形车马坑祭祀分布区。其功能性质与下站遗址G2相似。

除上述属于道路性质的沟道外，还存在一种划定祭祀区域范围的沟道。如血池遗址东山梁G8。G8位于祭祀坑密集区西部，平面呈长条形，自北向南，略向东偏，南端通向自然沟道。南北总长约345.5米，宽窄不等，最宽处约15.7米，最窄处约6.5米，深2—5.2米，填土为灰褐色土，含灰点、淤土等。其东侧祭祀坑分布密集，西侧祭祀坑分布零散，或为该区域祭祀坑西部围沟。这种明确具有围沟性质的沟道目前只见于血池遗址东山梁，在其他祭祀场所没有发现这种比较明确的围沟。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遗址范围内畤文化遗存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包括祭祀坑、建筑基址和沟道三大部分。祭祀坑的主要特点是种类多、数量大。种类包含了车马坑、马坑、牛羊坑、羊坑等，分布范围涵盖了整个祭祀场所，是整个祭祀活动过程的最主要部分。建筑基址往往位于祭祀场所的核心区域，祭祀坑环绕其分布，体现了其在整个祭祀过程中的核心地位。沟道分布于祭祀场所的中部，直观上起到了对祭祀场所进行功能划分的作用，实际用途可能为通向祭祀场所的道路。

血池遗址是目前所知范围最大、遗迹种类多样、出土遗物数量最多的祭祀遗址，其性质应为秦汉时期的畤祭遗存。这也得到“上畤”“下畤、下祠”等出土文字资料的明确证明。下站遗址与血池遗址东山梁遗存的遗迹种类、分布方式基本相似，所以其性质和等级与血池遗址在某一阶段是相当的，应当也是一处畤祭遗存。吴山遗址的遗址范围较小，发现遗迹种类比较单一，其性质与等级不能和血池、下站两处遗址相并论，其应为祭祀吴山的山川祭祀遗存。

雍畤文化遗存的发现充分证明了文献中关于秦汉时期郊雍祠畤的真实性，但正如太史公所言，“若至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文献中记载的畤祭活动中的时间、用牲、用玉、车马、瘗埋、仪式等问题都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作者张晓磊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博馆员；范雯静为北京雍和宫管理处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