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良超

《韩仁铭》碑，全称《汉循吏故闻喜长韩仁铭》碑，刻于东汉熹平五年（176年），现藏于荥阳市文物保护中心。碑圆首方身，通高 2.23米，身高1.85米，宽0.97米，厚 0.21米。圆形首上浮雕三条螭龙。额题篆书“汉循吏故闻喜长韩仁铭”10字，额下正中有一个圆孔，碑身右下角部残缺。碑文隶书，凡8行，每行19字，共154字，其中缺16字，残8字。没有撰书者姓名。为便于了解《韩仁铭》之全貌，现将碑文抄录并断句如下：

需要说明的是，录文中带□的字，因漫漶不清或残缺不全，是荥阳学者张明申先生根据文意而补上的。

碑的发现

金哀宗正大五年（1228），《韩仁铭》碑被当时的荥阳县令李天翼发现于已经废弃了600多年的古京城。古京城春秋初始建，两汉尤为繁荣，北齐天宝七年（556年）废弃，成为普通乡村。正大五年的某日，李县令来到县衙东南20里的古京城，或为访古寻幽，或为考察民情，也许是由于天热口渴，他到村中的一口水井打水喝，水还没打上来，却被水井旁立着的一块大石头给迷住了。这一看不要紧，一通中国书法史上的精品汉碑自此重见天日。东汉到金代，历时1000余年，当年韩仁墓高大的封土堆早已成了平地，墓前树立的石碑被村民凿了一个洞，搬到井上做成了辘轳支架。

《韩仁铭》碑被发现后不久，李天翼派人将碑移于县署二门内东侧，并请翰林学士赵秉文、应奉翰林文字李献能分别在原碑上作了题记。赵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阳（今河北磁县）人，文学书法俱有成就。李献能，字钦叔，河中（今山西永济）人，贞祐三年（1215）状元，苦学博览，擅作文章。这两大学人的题跋刻于石上，讲述了《韩仁铭》碑的来龙去脉，增加了这通汉碑的文化厚度。赵秉文之跋文抄录如下：

此碑出京索间《左氏传》京城大叔之地，荥阳令李侯辅之行县，发地得之。字画宛然，颇类《刘宽碑》书也。韩仁，汉循吏，蚤卒，不见于史，而见于此，非不幸也。李侯亦能吏，天其或者为李侯出耶，抑偶然耶？夫物之显晦有时，犹士之遇不遇也。向使此碑不遇李侯，埋没于荒野草棘中，得为础为矼足矣。吾闻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然自古贤达埋光，铲木湮灭无闻，亦何可胜数？抑有时而不幸也，后千百岁，陵谷变易，独此碑尚存，李侯之名托此以不朽，亦未可知也。

正大五年十一月廿一日翰林学士赵秉文题。

李献能之跋文抄录如下：

两汉重循吏，而韩君之名不见于史，则知班、范所载，遗逸者尚多。此碑又复埋没于荒榛断垄中，阅千载而人不识，是重不幸也。及余友辅之涤拂苔藓而树之，然后大显于世，其冥冥之中亦伸于知己者耶？辅之疏朗英伟，初非百里才也，乃能不以一邑为卑，留心政事，急吏缓民，霭然有及物之志行。见□树褒□□践扬□□，其功名事业必将著金石而光简册，盖不待附见于此，然则二君皆不朽人也无疑。

赵郡李献能。

两篇跋文后之落款为：

正大六年八月□日，奉政大夫荥阳令李天翼再立石。

《韩仁銘》碑被发现之后的七百年间，因为爱好它的书法艺术，以致拓碑的人络绎不绝。到1925年4月，荥阳人宋俊三、刘彤棻、李增祥、马相皋等，害怕拓印次数太多导致文字被磨平，把《韩仁铭》碑移到了县立小学（即后来的教师进修学校）内，建楼封禁。当时荥阳人张云撰文并篆书《再移植韩仁铭记》，刻石镶于楼壁。

1986年教师进修学校因建教学楼，经上级文物部门批准，拆毁碑楼，将碑移出，存于学校院内。1996年，《韩仁铭》碑移藏入荥阳市文物保护中心，并建“汉碑亭”予以保护，刻《三移植韩仁铭记》记其始末。

韩仁的政治立场

《韩仁铭》碑刊刻的是两篇公文。第一篇公文说，韩仁被小人陷害，回到家乡京县。后来司隶校尉查明他是被冤枉的，于是上奏皇帝，让他升官去陕西槐里县做县令。可惜，就在皇帝的委任状向着荥阳一路狂奔的时候，韩仁却不幸去世了。司隶校尉只好下令，让河南尹按照制度规定举行祭祀，为韩仁刻碑立传，完成任务后还要书面回复。第二篇公文说，当时的河南尹办理了这件事，并给上级回复，石碑已经立好，竖在了韩仁墓道的前面。

对于韩仁的政治立场，学术界有多种看法，有认为是宦党集团的，有认为是士大夫集团的。据碑文，替韩仁翻案的人主要是司隶校尉，他不仅否定了前任校尉对韩仁的“诽谤”之词，还说韩仁任闻喜县长时作风正派，颇有善政。要搞清楚韩仁的政治立场，就要先弄清此时的司隶校尉是谁？

熹平四年（175年）司隶校尉是段熲。段熲，字纪明，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人，本为武将，在镇压鲜卑和西羌的战争中屡立战功，回朝后“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贵，遂党中常侍王甫”。《后汉书·孝灵帝纪》记载，段熲在熹平元年（172年）任司隶校尉，熹平二年（173年）五月为太尉，十二月因病被免，随即“复为司隶校尉。数岁，转颍川太守，征拜太中大夫”。关于段熲转任颍川太守的时间，《后汉书·段熲列传》记为熹平二年冬之后“数岁”，既然是“数岁”，则至少为两年，由此判断熹平四年十一月，司隶校尉仍是段熲。段熲党附宦官王甫，一上任就逮捕了太学生千余人。熹平五年（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申冤，这一举动触怒宦官，于是他们指使段熲派槛车去四川拘捕曹鸾，送到槐里监狱，乘机将其杀害。“光和二年，（段熲）复代桥玄为太尉。在位月余，会日食自劾，有司举奏，诏收印绶，诣廷尉。时司隶校尉阳球奏诛王甫，并及熲，就获中诘责之，遂饮鸩死，家属徙边”，光和二年（179年），司隶校尉阳球在处死王甫的同时，将段熲一并下狱，段熲在狱中自杀。段熲既为宦官死党，则韩仁也应是宦党集团成员。

韩仁的翻案，还得到了廷尉的帮助，我们再来考证当时的廷尉是谁？根据张明申先生补的碑文，韩仁的“冤屈”由廷尉上表给灵帝，才得以升迁槐里县令，按此，则当时的廷尉与段熲应该同为宦党。廷尉的职责是掌管刑狱，尤其是处理疑难案件。熹平四年在任廷尉是陈球。熹平元年窦太后驾崩，“宦者积怨窦氏，遂以衣车载后尸，置城南市舍数日。中常侍曹节、王甫欲用贵人礼殡”，这一次灵帝没有听从宦官的意见。“及将葬，节等复欲别葬太后，而以冯贵人配祔”，宦官意图将窦太后在别处安葬，而将冯贵人与桓帝合葬，于是灵帝召集公卿讨论此事，并让宦官赵忠监议，众大臣畏惧宦官，均缄口不言，惟有陈球据理力争，他说：“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临天下，宜配先帝，是无所疑。”赵忠说：“陈廷尉宜便操笔。”最终，灵帝采纳了陈球的意见。此事令宦官曹节、王甫、赵忠十分恼怒，“（熹平）六年，迁（陈）球司空，以地震免。拜光禄大夫，复为廷尉、太常”。综合以上记载我们可以得到两条信息：第一，熹平元年廷尉是陈球，熹平六年陈球升任司空，随即因为地震而被免，又再次任廷尉。第二，陈球反对宦官。我们接着看《后汉书》，光和二年陈球“乃潜与司徒河间刘郃谋诛宦官”，步兵校尉刘纳和司隶校尉阳球参与其中，事败，四人被执并死于狱中。陈球与宦官水火不容，怎么会为韩仁上表陈情呢？将“尉”前所缺的字补为“廷”，不当。

发表于《中原文物》1984年第2期的《汉<韩仁铭碑>考释及历史价值》一文，将“尉”前所缺的字补为“太”。那么，为韩仁陈表的人可能是太尉吗？我们来看当时的太尉。《后汉书·孝灵帝纪》载：“（熹平）三年……二月己巳，大赦天下。太常陈耽为太尉”，又载：“（熹平五年）五月，太尉陈耽罢，司空许训为太尉。”熹平三年至熹平五年（174—176年）太尉是陈耽，确信无疑。陈耽也是一位非常正直的官员，“以忠正称，历位三司”。陈耽与刘陶是好友，中平二年（185年）刘陶上书灵帝，说天下大乱都是宦官引起的，宦官遂诬陷刘陶与张角相互勾结，将他逮入黄门北寺狱，陈耽曾经打击过宦官子弟，“亦以非罪与陶俱死”。因此，太尉之说也不成立。

碑文“□尉表上，迁槐里令”，缺损的字应补为“校”，也就是说，校尉（即司隶校尉）段熲上表灵帝，陈述韩仁“冤情”。段熲先是驳回了前任校尉对韩仁的判决，紧接着向皇帝上书，请求再次起用韩仁，宠信宦官的灵帝便听之任之，立马下诏升任韩仁为槐里县令。巧合的是，熹平五年闰五月，段熲派槛车拘捕曹鸾，就是要将其送到槐里狱，曹鸾在狱中被拷打致死。可以大胆推测，他们选派韩仁为槐里最高行政长官，很有可能是为他们对政敌动用私刑提供方便。

党锢之祸

韩仁生活在东汉桓帝和灵帝之间。当时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激起了士大夫集团和知识分子的反对，从而发生了两次“党锢之祸”。两次党锢之祸都以反宦官集团的失败而结束，士大夫集团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党人”被残酷镇压。

延熹九年（166年），宦官势力猖獗，他们诬陷士大夫李膺“交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把李膺和与他有关联的人罗织罪名，逮捕下狱，株连二百多天下名人贤士。李膺在狱中故意供出宦官子弟，宦官们因此害怕自己受牵连，于是他们怂恿桓帝改年号，大赦天下，放二百余名“党人”出狱，“乃皆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建宁元年（168年）灵帝即位，同情“党人”的外戚窦武执掌朝政大权，陈蕃被任命为太傅，名士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人得以重新被起用。窦武与陈蕃制定计策要翦除诸宦官，将宦官管霸、苏康等诛杀，同时革除了一批宦党成员。但随着宦官的反扑，陈蕃、窦武先后被害，李膺、杜密、翟超、劉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余人被下狱处死。灵帝在熹平五年下诏，凡是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有任官职的，一律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是为第二次“党锢之祸”。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时中常侍吕强言于帝曰：‘党锢久积，若与黄巾合谋，悔之无救。帝惧，皆赦之”。第二次“党锢之祸”才告结束。这次“党锢之祸”历时十余年之久，以宦官的胜利而告终，不同于汉桓帝后期的那次“党锢之祸”，宦官们这次没有做出任何妥协，党人只要被逮捕，要么被诛杀，要么被流放，要么被禁锢，绝无被赦免的可能。

司隶校尉替韩仁翻案之事发生在熹平四年，正处于第二次“党锢之祸”期间。当时宦官得势，大肆追捕和屠杀党人。韩仁如果是党人，在第二次“党锢之祸”时是绝对不可能翻案的。熹平五年闰五月，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要求解除禁锢，灵帝不但没有听从，反而收捕曹鸾，导致其被宦官所害。朝政如此黑暗，宦官一手遮天，有谁会为小小的闻喜县长韩仁鸣冤呢？又有谁敢为韩仁鸣冤呢？即使是向灵帝上表申诉，宠信宦官的灵帝怎么可能会替韩仁平反，还升迁他为槐里县令呢？因此，韩仁绝非“党人”，而是宦党集团成员。那么他作为宦党，在两次“党锢之祸”中被罢免回乡，只有可能发生在窦武执政期间，即建宁元年。当时窦武极力铲除宦官，韩仁因为党附宦官而被免职。但时隔不久，窦武被枭首，宦官得以重新掌权，他们自然要起用党附于己的官员。于是在熹平四年，司隶校尉段熲表奏朝廷，升任韩仁为槐里县令，只是任命书还没有送达，韩仁已经殒命。

从韩仁死后享受的待遇，也能窥见他的不同一般。《通典》载：“诸侯少牢，上大夫特牲，下大夫、士特豚。”永平二年（59年），汉明帝“遣使者以中牢祠萧何、霍光”，延光三年（124年），安帝“以中牢祠萧何、曹参、霍光”，中牢即少牢，以萧何、曹参、霍光等人地位之尊，皇帝也只是用少牢祭祀。又如杨震为太尉，他死后顺帝“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韩仁只是县令，而享少牢之祠祀，按礼制是僭越，足见宦官对韩仁之宠爱。试想，遵守礼法的士大夫们会为“经国以礼，刑政得中，有子产君子风”的韩仁用少牢祭祀吗？

总结上文我们知道，韩仁并不属于“党人”，而是宦党集团成员，并且颇受宠信。碑文中说他是“循吏”，说他在闻喜县长任上“经国以礼，刑政得中，有子产君子风”，都是溢美之词。《嘉靖荥阳县志》记载：“李天翼，正大间为荥阳令。留心政事，急民缓刑，世称能吏。”在地方志的记载中李天翼是一位受到百姓爱戴的好官，在好朋友赵秉文和李献能的眼里他也是一位好官，所以赵李二人以韩仁比拟之，但这二人未曾对碑文详加考证，因此闹下了不小的笑话。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其实碑志之言也不可全信。

（作者为荥阳市博物馆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