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伟

（湖南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南永州 425100）

约翰•多恩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年前，以零星翻译和介绍为主，研究不足；1949年至1979年这三十年，约翰•多恩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几近停滞；1980年至今，又可分为三个阶段，80年代是约翰•多恩作品在中国译介的一个高潮期，他的很多作品被收录在相关教材中。90年代是多恩作品在中国研究的发轫期，很多开风气之先的译本和研究成果出现。21世纪是多恩作品在中国研究的狂热期，大量有关多恩作品的研究论文和著作涌现，使得多恩研究更加深入，但是在作品译介方面却没有突出进展。

一、1949年之前约翰•多恩作品在中国的译介：译介为主，研究不足

根据作者的资料梳理，欧阳兰在其所编译的民国十六年版（1927年）《英国文学史》中，首次对多恩诗歌及其特点进行了简略介绍。在“清净教徒时代文学”一章中，作者认为在伊丽莎白时代那许多诗人中“有许多表现不好，和夸大失实，贻笑大方的天才的诗人，”“他们既没有好好的模仿前辈作家的能力……只知道抄袭些前辈作家的缺点”，“这个时期的诗歌，就形式方面与表现方面看来，似乎都有一种好奇的倾向，他们爱用新的韵律，爱用新的结构，爱用奇怪的思想或颠倒的思想……除此以外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滥用花样。这种奇怪的思想的表现，可以说是思想的服饰，这种思想，他自身就很狂妄，而不明了。当时有许多诗歌，不仅是不合规矩，同时并极暧昧，使我们读了以后，很不容易看出诗人的意思来”。欧阳兰把多恩看成是“奇想的暧昧的诗人的代表”，“他的诗歌是在他死后付印的，其中有许多诗如同猜哑谜一般，谁也看不出他的意思来”。这里事实上是对多恩的诗歌特点做了一个高度的概括。作者还节译了To the Lady Bedford一诗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是这首诗，并未被相关译本所收录。在傅浩和陆钰明的译本中，有一首诗歌Twickam Garden，其中傅浩译为《退可南庄园》，陆钰明翻译成《天阁南花园》。傅浩认为退可南庄园“从1607至1618年间是但恩的赞助人贝德福女伯爵露西的住宅”，陆钰明认为天阁南花园于1607-1618年为“多恩的女保护人贝德福伯爵夫人露西的居住地”，可以印证To the Lady Bedford这首诗歌存在的可能性。

1930年合尔麦（Frederic SeftonDelmer）撰写，由林惠元翻译、林语堂校订的《英国文学史》中，把亚伯拉罕•考利和多恩并称为玄学派诗人的首领，并指出他们也被称为“腴词家（concettists）”，“好用奇怪而巧妙的譬况”，“连Milton 在他的早期诗也受这错误的风格所影响”。这是对玄学派诗歌风格的直接批判。书中还把罗伯特•赫里克（Robert Herrick）当成是保皇党中最重要的诗人，“豪侠的诗人（The Cavair Poets）”，而并未称之为玄学派诗人。

由于欧阳兰和林惠元的《英国文学史》，“基本上是英美同类著作的编译或者说‘复制’，而且都很简略”，所以梁遇春算是国内最早评介多恩的学者。他在《英国诗歌选》长篇序言《谈英国诗歌》（1930.08）中对多恩做过简要介绍，认为他是“史本塞诗派的反动者”“反伊丽莎白时代作风的诗人”；他将“古怪的幻想”融入诗歌中，“另开一诗派”，被约翰逊称为“玄学的诗人”。清教徒时代，诗歌分为两派，一派骑士诗人（Cavaliers Lyric），忠于皇室，和保皇党相近；一派宗教诗人（Metaphysical Poets，我们现在翻译成玄学派诗人或者玄学诗人），对清教徒表同情，和民主主义者相近；从诗的形式方面论，唐痕（John Donne）和赫勃脱（George Herbert）却有新创的格律，不过时代的潮流使他们无从作较大的贡献，是亦无可奈何之事。

1934年张越瑞在《英美文学概观》中指出“有一派的诗章不受情感的驱使专凭理智的引导,约翰孙（Sauel Johnson）曾给他一个名字，称为超然派（metaphysical）。约翰•邓（John Donne）最能代表这一派。他几乎是当时的白朗吟（R.Browning），不过从任何方面讲，白氏要比他较胜一筹。两位诗人只在写法上有相似点，他们同样的好以诗中的思想转移到神秘的微妙的境界…”。

1936年，朱湘在《番石榴集》中辑译了多恩的最著名的诗篇之一《死》（即《死神，你别骄傲》），给中国的读者带来了异类的感觉，这大概是国内第一次有学者对多恩诗歌进行翻译。

1937年，金东雷在《英国文学史纲》中指出约翰•多恩是“反对斯宾塞诗派，而喜欢做些关于枯索平凡的现实的诗篇的人。近代的人，很爱他的诗，因为他能够把一个臭虫形容到淋漓尽致，把事物加上诗化，合于近人和现实肉搏的精神。他和约翰孙（Samuel Johnson）都被称作玄学的诗人，诗笔空清灵妙，令人读了，想入非非。”又称唐痕“在同时代中，辈分较前，实在他是文艺复兴时代与清教徒时代间的过渡人物。”。这里金东雷给了约翰•多恩一个比较中肯的历史定位,也指出其诗歌为今人所爱的原因。但是他并没有把George Herbert、Henry Varghan和Richard Crashew等归于玄学派诗人，而是称之为“清教诗人的代表”，而且在介绍多恩时，也是把他放在清教诗人的代表一节里阐述的。同时，他又把多恩和约翰逊强扭在一起，实在有些不伦不类之感，其局限性可见一斑。

1947年，William Vaughn Moody和Robert Morss Lovett合著，柳无忌、曹鸿昭翻译的《英国文学史》中把约翰•多恩译为约翰•道恒，书中介绍了他的早期和晚年生活以及他对奇喻的运用，指出他是一个“比较更为特殊的人物”，还把他的诗歌影响与16世纪前期的英国诗人怀亚特（Sir Thomas Wyatt）和萨利（Henry Howard，Earl of Surrey）相提并论，称“他的诗对于青年人有极大的影响”，这些诗“有一部分模仿古典诗的形式，像讽刺诗、哀歌体、和书翰体（书信体，笔者注）”，“却正缺乏古典诗的流畅之美”，同时介绍了另一部分“用抒情诗的形式作的”诗歌，“这些诗多半是用描写或试验的方法来表现人生”，读者最容易感觉到“他的非常坦白的态度及其深入的写实主义”和“轻傲厌世的气概”。“他的爱情诗除了极少的例外，和伊里莎白时期的态度恰相反”。此书中还特别列出强调约翰•多恩对“奇喻的运用”。提出了“奇喻（conceits）”的概念，归纳了其特点，并指出“这样富有奇喻的诗和散文中的酉腓伊斯体（John lyly的绮丽体，笔者注）有些仿佛”。这应该是国内首次对约翰•多恩诗歌写作特征中的“奇喻”的高度概括。指出“奇喻”这种诗的形式的运用与特点，与“毫无变化的连锁商籁诗”的不同，有着“独创的力量”，这是在伊丽莎白时期“清澈而流利的抒情诗里所遍寻不得的”。同时为了表达多恩善于用“可怖的写实手法表现对于死的思想”，作者甚至节译了多恩的《遗物》一诗，并提到他的讲道文章也具有此特点。除此之外还介绍了他的爱情诗，说他对爱情的观点，“和一般富有热情的商籁诗人不同，把‘反复无常’作为理想的行为”。

钱钟书也较早对玄学派诗歌和约翰•多恩进行关注，在其著作《谈艺录》中，也数次提及多恩，尤其在谈道曲喻时，他这样写：“至诗人修辞，奇情幻想，则雪山比象，不妨生长尾牙；满月同面，尽可妆成眉目。英国玄学诗派（Metaphysical Poets）之曲喻（Conceits），就属于此体。”。“玄学诗派以巧於取譬（Conceits）最为著名，顾尚多以事拟理，非理趣之即事即理。比如斯派宗祖约翰唐（John Donne）代表作（To sir Henry Wotton），文中写道：“万物皆备於身，方之蜗牛戴壳，随遇自足，著处为家。”“非若玄学诗派每牵合漠不相涉之事，强配為语言眷属也。”

二、1949年-1979年间约翰•多恩作品在中国的译介：逆境之中，艰难前行

在中国的新诗人当中，如九叶派诗人穆旦、郑敏、袁可嘉、王佐良等以及后来的学者杨周翰、裘小龙、飞白、樊心民、孙梁、汪剑钊、李霁野等人也对多恩部分诗歌进行了翻译和介绍。

1952年，郑敏以论文《论多恩的爱情诗》获得布朗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她在谈道对她影响最大的诗人时说“他们是17世纪的玄学诗人约翰•顿，19世纪的华兹华斯和20世纪的里尔克”。

值得一提的1956年11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审订的《英国文学史教学大纲（草案）》中对约翰•多恩并未涉及。这说明多恩及其作品在当时中国学界并未受到重视，关于其作品的研究基本还处于空白阶段。

1959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苏联时代英美文学研究的集大成者阿尼克斯特1956年的《英国文学史纲》翻译出版。该书在论述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谈及斯宾塞时提到了玄学派诗歌，但是涉及不多。书中认为文艺复兴的诗歌传统在十七世纪初叶开始瓦解，被“缠夹不清和过于雕琢的玄学派诗歌所替代”。认为玄学派诗歌的主要代表是约翰•堂恩，简单介绍了多恩的生平，并把他的创作道路提高到“仿佛预示着十七世纪前半期英国诗歌进展的全部过程”来看待，谈道了他的“富于生活乐趣的、世俗的抒情诗”——《赠别：禁止伤悲》和“宗教的、心灵的诗歌”——《世界的剖析》《关于灵魂的历程》和《神圣的十四行诗》。阿尼克斯特认为玄学派诗人“既缺乏斯宾塞诗歌所特具的和谐精神，也跟莎士比亚诗歌的现实主义同样地格格不入”，并认为玄学派诗歌是“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中的衰落现象”。

三、1980年-2019年间约翰•多恩作品在中国的译介：齐头并进，全面开花

80年代约翰•多恩作品的翻译和介绍主要体现在外国文学史或作品选集中，此阶段是多恩作品翻译的一次小高潮。这些教科书有刘炳善的《英国文学简史》（1981年）、陈嘉的《英国文学史》（1982.7）、卞之琳的《英国诗选》（1983.3《歌：去抓一颗流星》《别离辞：节哀》）、范存忠的作品《英国文学史提纲》（1983.3）、王佐良等的作品《英国文学名篇选注》（1983.9，其中甄选了杨周翰选注的四首爱情诗和一首宗教诗：《歌：去抓一颗流星》《追认圣徒》《赠别：有关哭泣》《赠别：禁止伤悲》《神学冥想：在这圆形大地的假想的四个角落》）、蔡文显的《英国文学简史》（1984.1）、孙梁的作品《英美名诗一百首》（1986年）、吴伟仁的作品《英国文学史及选读》（1988年）、王佐良的作品《英国诗选》（1988年）等。这些外国文学史或作品选集对多恩诗歌的收集和推荐，他们在中国读者心中特别是学者中声誉大阵，其影响也不断扩大。

另外，尤为突出的是1984 年，裘小龙翻译了多恩的6首爱情诗，分别是《别离辞：节哀》《破晓》《成圣》《圣骨》《太阳升起了》和《告别辞：哭泣》发表在《世界文学》上，这种对多恩爱情诗较为集中地翻译，使其成为当时翻译多恩作品较多的学者。

此外，新月派诗人梁实秋也较早尝试翻译了多恩的《歌，去捉一颗陨落的星辰》《跳蚤》《死神，别得意》等，并对“玄想诗人”进行了界定，对玄想诗的特点进行过了归纳，称多恩为玄想诗人的领袖，是伊丽莎白时代与詹姆斯时代诗歌的过渡人，其抒情诗和布道词“自抒机杼不落窠臼”。同时介绍了约翰•多恩的散文、布道文，如《少作集》《意外情况的祈祷》《布道词》。与其他学者不同，梁实秋把多恩的诗歌创作分为结婚以前、自结婚至供职教会和任职教会以后三个时期，并称以十四行体写宗教诗是多恩首创。

1953年9月在美国出版，1987年由陈安全等翻译成中文的鲁宾斯坦的《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之一——从莎士比亚到奥斯丁》一书中写道“属于国王和英国国教派的宗教或‘玄学’诗人……他们乞助上帝是为了逃避斗争，而不是在斗争中加强自己的力量”。书中指出“玄学”诗人的“被歪曲的和神秘的比喻，复杂的奇想，改头换面的陈词滥调”同弥尔顿的气势磅礴的英雄诗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89年飞白在《名作欣赏》中翻译了约翰•多恩的三首爱情诗：《早安》《葬礼》和《影子的一课》。

90年代，国内多恩作品的翻译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1994年，“傅浩首次将多恩的19首作品‘敬神十四行诗’（Holy Sonnets）全部翻译成中文”。在此基础上，他结合自己以前的部分成果，在1999年我国第一部多恩诗集的作品《艳情诗与神学诗》的中译本出版了，填补了我国翻译多恩作品一个主要空白，为国内多恩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本。

进入21世纪，陆钰明的专著《多恩爱情诗研究》（2010年）除了对约翰•多恩的爱情诗进行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研究外，还翻译了他的全部55首爱情诗，为多恩爱情诗研究呈现了另外一个重要译本。虽然这一阶段是多恩作品在中国研究的狂热期，有关其作品的研究论文和著作大量涌现，研究更加深入，但是在作品译介方面却没有突出进展。

四、结语

通过梳理发现，约翰•多恩作品在中国的译介，首先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其次，由于各种原因，中国还缺少国外关于约翰•多恩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翻译，也没有出现多恩传记的译本；再次，关于多恩作品的翻译也不全面，译本太少，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约翰•多恩在中国的研究。

注释：

①John Donne的中文译名有邓恩、但恩、堂恩、唐恩、道恒等，引用其他文献时仍参照原文译法，并未进行修改。

②根据作者的资料梳理，在罗选民主编的《外国文学翻译在中国》（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12）中写道：“1924年11月12日，他（胡适）节译了约翰多恩的《别离》，刊<语丝>一卷二期，题为《译诗一首》”，此诗是否为约翰•多恩所写，仍然值得商榷。如若属实，那么我们国内对约翰•多恩的诗歌翻译史必将提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