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雯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浙江宁波 315300）

最近火爆全网的《乘风破浪的姐姐》引起人们对女性价值观的广泛热议。其中一些女性价值观的传递更是刷新了大众的认知，让各个年龄阶段的女性大受感动。而在20世纪20年代，众多“出走的娜拉”同样引领着妇女解放思潮，努力证明着自己的存在。她们弘扬恋爱自由，反对包办婚姻的行为飒爽无比。许地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妇女解放运动的支持者，他秉持“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本文试图通过探究许地山1934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春桃》中显现的男女关系，进一步挖掘作者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性自由独立恋爱观念的承接与弘扬。

一、否定束缚的传统恋爱观

“中国数千年来对恋爱只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把恋爱看作极不道德的行为，非禁绝不可；一种是把恋爱看作消遣游戏之方，是风流韵事，有之者大可‘夸示侪辈’。”古代青年男女的结合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中国古代的恋爱通常与爱情无关，有些男女结婚前甚至都没有看到过结婚对象，更不用提拥有恋爱的过程。而在小说《春桃》中，一个瘦弱的乡野女子却挣脱了传统伦理道德对女性的枷锁，在不起眼的小院子内“以一家之主的身份和地位勇敢冲击着男尊女卑、一夫多妻的男权社会的传统”。

春桃的父亲是乡间的财主，觉得李茂能瞄很准的枪，为留下李茂保护庄里的人，便做主把春桃许给了李茂。而在新婚当夜，闹起了胡子，两人在逃难过程中失散，李茂失踪且生死未卜，春桃则独自一人逃亡到了北京，在逃难过程中结识向高。春桃和旧时躲在屏风后的女子不同，她勇敢突破伦理道德的藩篱，崇尚自由恋爱，对自己属于“谁底媳妇儿的时候”，她不承认和李茂只有一贴龙凤贴证实而无夫妻之实的婚姻，她勇敢地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你若认我做媳妇，我不认你，打起官司，也未必是你赢。”，并且在面对李茂的质疑时，她选择大方坦荡地承认自己四五年来和向高相互扶持搭伙的感情，“我们同住了这些年，要说恩爱，自然是对你薄得多。”带李茂回家只是出于内心的道义与良知，父辈的交情以及同乡人的情分。即使今后会遭他人口舌，此刻她还是选择忠实自己的内心。李达明确指出过：“夫妇间若无恋爱，便无道德，离婚也可，再婚也可，爱尽交疏，理之当然”春桃的做法正是体现婚姻应以两情相悦为基础，没有爱的婚姻，就好比是干涸的心田，缺水的鱼，是无法存在的。

从向高和春桃两人的相处中，我们可以看出纯洁质朴的恋爱闪烁的美好光芒。在向高与春桃两人同吃同住的这些年里，他们互敬互爱，在春桃拾完纸回到家中的时候，向高会为她打上一盆水，服侍她洗脸，让其洗去一天的风尘。傍晚时分，向高会为躺在炕上的春桃捶背捏肩，舒缓一天的疲惫。向高待春桃是出自真心爱慕，而春桃也欣然接受，享受和向高在一起的质朴时光，正如原著中所说的那样，两人如“小家雀”一般相濡以沫地生活了四五年，平静且温馨，这正是男女青年自由恋爱和谐相处的体现。

由此可见，许地山对春桃的恋爱观念是理解和接受的。他让春桃这样一位瘦小孱弱的女子挣脱了传统伦理和社会环境的束缚，收留残疾的前夫以及遵从自己内心和合伙人一同居住在生活简陋的院落中，勇敢反抗“骂人的舌头”。春桃对向高说“若是人笑话你，你不会揍他？”，这是“文学为人生”的许地山为深受儒家三纲五常思想迫害的男女青年发出的呐喊：夫妇之间的关系，是以恋爱为中心，其他种种事情都是恋爱的附属。春桃的行为大胆前卫，在封建儒家礼教熏陶下的中国旧社会，此行径可谓是惊世骇俗。她否定了传统的恋爱观，这不仅在五四时期对冲破旧的封建婚恋观念有积极的意义，对现在的我们勇敢坚定地遵循自己内心、追求自由恋爱也有一定启示。

二、明确实现恋爱自由的途径

1923年，鲁迅发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对当时社会上“一边倒”赞扬娜拉式的出走，提出贰言。鲁迅认为，女性没有经济独立就贸然离家出走，非但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反而会遇到更大困难。文中写道：“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由此可见女性实现恋爱自由的途径体现在职业独立、经济自主上，女子若“没有职业，自己就不能有生存权，不能有独立的经济权”。

随着人逃难来北京的春桃，就是五四妇女解放中弘扬的那一类走出家门，具有独立职业和人权意识的人。春桃最初是受雇于总布胡同一个西洋妇人家里当“阿妈”，主妇很喜欢模样清秀的春桃，对她也十分的好，但她认为主人老是吃牛肉，屋内“鼓着一阵牛臊味”，“像从虎狼栏里发出来的”，闻了心里越发难过，不到两个月便辞了工。后来到平常人家当差，也挨不得骂，不久，又辞了工。春桃选择工作的态度显现春桃强烈的自我意识，她不贪图安稳而委屈自己的内心。在辞工后，她选了“这捡烂纸换取灯儿的职业。”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足以体现出比之物质生活的安稳，春桃更注重内心的安稳。她不依附于合伙人向高，即使识字的向高会挑拣些好的、值钱的画片去换多一些钱。她坚持每天两点，不管严寒酷暑，戴上破草帽就去拣纸。“女性是第二性，排除在男性以外的‘他者’。”春桃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她是第二性，是和男性平等的一类人。

不仅如此，春桃将残疾的李茂带回家后，她甚至还规划起三人一起合伙“开公司”。春桃不仅要实现职业上的独立，还要当领导人，领着向高和李茂一起干养活她们的营生。她规划让残疾的李茂在家把旧邮票和纸烟盒中的画片拣出来，这样既加快分拣画片的速度，换取钱财，解决李茂的生活费用，又安抚李茂作为一个男子的自尊心；她安排向高继续做辨别名人书札或可以多卖钱纸片的工作，和商铺的古董收藏家洽谈，获得多些钱财来改善生活;而她自己则是干着最吃力的活，走街串巷，狂风烈日底下去拣货，甚至天气越恶劣越要工作，因为同业们有些天气不好就不去。春桃以一己之力，撑起她的营生，实现经济的独立，因此才在李茂、向高面前有说话的底气，得到恋爱自由的机会。

综上所述，许地山对五四之后女性挣脱传统“牢笼”束缚，拥有恋爱的自由的态度是：拥有独立的职业,实现经济的自主。他强调经济独立在实现自由恋爱中的神圣地位。这种认识是相当深刻的,他看到了旧社会女性恋爱容易陷入不幸深渊的根源是经济问题。《春桃》为五四时期倡导的妇女婚姻自主、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这一价值观添上新的催化剂。女性不仅要走出家门，更要实现经济独立。

三、肯定恋爱与贞操之间的“独立性”

许地山还在《春桃》中对恋爱与贞操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小说中蕴含着一个极具伦理意义的贞操难题。残疾的李茂重新出现在已经和伙计向高搭伙过上“非法”美满生活的春桃的面前，“一女二男”同时面临尴尬局面以及新的选择。

李茂和向高两位男性身上是带有男权社会的贞操观念的。当李茂知道春桃和“姓刘的同住在这屋里”且春桃一点也不迟疑的回答“是，我们同住在这炕上睡”时，他的男权意识是被激发的，认为“这样，别人会笑话我是活王八。”他也通过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龙凤贴，暗示春桃和自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夫妻；此外，他知道春桃心系向高以后试图解决这个尴尬局面，他立了契约给向高，还春桃自由。他认为春桃要么属于自己要么属于他人，“一女二夫”的现状是不符合他心里的贞操观念的。因此面对巷子里妇人间的七嘴八舌，向高出走，他无力解决，也无法给春桃幸福，他选择上吊自杀。而向高内心的贞操观念也是同李茂一样，他不能容忍不论归属的“一妻二夫”，看到李茂出现在家中，他口头上说：“你们夫妻团圆，我当然要走开。”但内心还是否定的。因此在李茂说立一个春桃属于他的契约时，他嘴上表现出“礼仪的狡猾”，行动上还是欣然接受；后来听到春桃被李茂主动拿出龙凤贴的侠义所感动，对李茂说：“我还是你的媳妇”时，他内心的男权意识也被激发了，哪怕是名义上的夫妻，他也无法容忍，于是他负气出走。而春桃始终把握着自己的“贞操观念”，她在恋爱中占据主导地位，她认为她是属于她自己的，谁的媳妇儿也不是，当旁人要对她的观念指手画脚时，她会发出自己的反抗声。

的确，贞操本来就存在于恋爱中，它是由真诚的恋爱本身所拥有的，两人之间如果确有真挚的爱产生，他们应当是诚实专一的。但是在战时北京，生存况且都是难事，执着于名义上的传统伦理道德似乎也变得无意义了。在兵荒马乱的战时北京，许地山对李茂和向高那样男权意识强烈的贞操观念予以否定。他借春桃之口对世俗伦理观念进行批判：“有钱有势的人才怕当王八。像你，谁认得？”许地山认为“劳动者只能相濡以沫，为了维持最低层次的生存，不得不打破文明层次的伦理系统。”他借由“一女二夫”的反传统伦理贞操观念，来讽刺战乱社会逼迫劳动者采取非常态的生活方式共同生活，“骂人的舌头”还要用传统道德的眼光来审视他们的现象。但是，经历觉醒的人们不会屈服，他们会用“若是人笑话你，你不会揍他？”的行动来保护自己。

四、结语

括而言之，许地山对于青年男女恋爱观念的态度是清晰可见的，他通过“乘风破浪”的春桃这一人物形象，鞭笞把恋爱自由看作洪水猛兽，信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恋爱观；他主张婚恋自由，勇敢反对无爱的婚姻，打破原有依附模式的正确途径是实现职业独立、经济自主。许地山承认男女相爱是应该诚实专一，但是在兵连祸结、流离转徙的战时年月的生存困境里，中国下层劳动青年更应该联合起来，翻越封建伦理道德的藩篱，相互扶持，遵从自己的内心，积极向上的恋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