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华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 411201）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所贡献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在逐渐深化终成体系的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出丰富的历史内涵、深刻的现实意义与伟大的实践品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从政治话语逐渐扩展为经济话语、社会话语和文化话语等。本文拟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重新思考“世界文学”概念，期待有更深入的理解。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文学的现实语境

早在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就提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全球的爆发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和现实交汇的”时空就是世界文学生成的现实语境。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文学的理解是一致的，《共产党宣言》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促使了各民族和各地域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历史上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物质状态和精神状态被打破，“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今天的时代比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的“互相往来”更为频繁，“互相依赖”更为密切，各民族的“互相往来”“互相依赖”交织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这种语境下，各民族优秀的文学作品成为全世界共同的文学遗产，换言之，正是各民族和各地方文学的集合形成了世界文学。

美国学者阿普特认为，马克思的世界文学是“世界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权力中心意识的体现，其消弭了民族文学的“差异性”，是“文化平均主义与经济资本主义体系”的学说。阿普特的论述是以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为基点的，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基础，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将各国连接在一起；并且，现代世界体系由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组成，它们是不平等的。不仅是阿普特，弗朗哥•莫莱蒂在《世界文学猜想》中，帕斯瓦•卡萨诺瓦在《文学世界共和国》中也都应用了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探讨了世界文学的结构及发展的相关问题，一如现代世界体系，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其内部也有中心与边缘之分。世界体系理论的建立是以西方为基础，在这个体系中，西方由于其经济的发展，处于中心地位，而广大的第三世界只能处于边缘位置，经济如此，政治如此，文化亦如此。

阿普特对马克思世界文学的指责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世界文学论述曲解基础上的，当然，阿普特等人的论述也深化了我们对世界文学现实语境的认知，但是，世界体系理论始终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对第三世界国家并不能平等相待。我们应该将各民族文化视为平等主体，正如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发表的题为《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的主旨演讲中所指出的：“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要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交流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应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突破了世界体系理论的西方中心地位，认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明和文化没有等级上的优劣之分，只有内容和表现方式上的特色之别，彼此之间并非对立与征服的关系，而应该是平等及和谐共处的。亦正如卡萨瓦诺所认为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特性，各个民族的文学创作可以形成一种“差异资源”，使得文学世界共和国“五彩缤纷，气象万千”。各民族文学拥有平等的主体地位，以“多样性”和“差异资源”和谐相处，但也不拒绝比较借鉴，在保持个体的主体性的同时在相互吸收相互转化中共同发展，最终成就“五彩缤纷，气象万千”的世界文学花园。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文学的理想愿景

在2017年1月18日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习近平主席也谈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应该说，建设更为繁荣、更为美好的新世界，是全世界人民的一致愿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是人民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向往的最大公约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被多次写入了联合国文件，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但由于一些西方国家狭隘的意识形态偏见以及逆全球化意识，尤其是抗疫进程中种种不得力的表现，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当下也仅仅是一个“美好的目标”。

世界文学理念最早也是作为一种理想愿景而存在。歌德早在1827年就提道：“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对于歌德来说，他所认为“世界文学的时代”是一个国际交流与促进的时代，是一个超越民族文学的时代。歌德的“世界文学”理想自诞生以来，一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学人为之努力。泰戈尔从普遍人性出发，层层递进，完成了对世界文学的独特理解：文学并不能仅囿于特定的时空，只有当作者意识到全人类的思想并在作品中表达普遍的人性时，文学才有价值。泰戈尔还将世界文学比喻为一座“神殿”，它是在具有“世界意识”的作家的领导下修建的，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作家共同劳作，没有人能设计出整座建筑的“蓝图”，也没有人能预测到它最终完成时会是什么模样，大浪淘沙，各时代的人们也将有瑕疵的部分不断拆除，每位建设者都竭力发挥其才能，将自己的写作融入那张“蓝图”的整体设计中。

达姆罗什努力使世界文学理念从理论状态或理想愿景走向实践和现实，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的结语中，达姆罗什从世界、文本和读者三个不同的层面对世界文学进行了定义，“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间的椭圆形折射；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世界文学不是指一套经典文本，而是指一种阅读模式。”达姆罗什将世界文学视为一种流通模式、一种阅读模式，无疑使世界文学理念更接地气，也真正将世界文学从理想愿景变成了具体实践。在世界文学交往中，翻译是桥梁，帮助我们跨越语言和文化的藩篱，在更加宏阔的范围内了解文学，一部作品通过翻译被赋予了第二次生命，被不同文化传统、文化背景的阅读与接受，不同民族的文学正是通过翻译进行交流对话，在相互借鉴比较中共同发展。

构成世界文学总体的是各民族彼此相异的文学，它们是和而不同的共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本质内涵就是‘和谐共处’”在建党100周年的文艺汇演中，也援引了费孝通先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费孝通先生认为各民族文化首先要正确认识自身，并深刻理解其他的多种文化，才能在世界文化的多元体系中确立自己的位置，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在文明互鉴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见、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这与鲁迅先生所提出的“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的文化思想也是一致的。我们虽然彼此不同，但共同生活于这个命运与共的世界，如果文学还是对人们生活世界的体验与感受的审美再现的话，我们就不能回避彼此之间的交往与差异，也必然由此走向世界文学。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必将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价值观，引领全世界的人民共同开创美好的未来。

三、结语

文艺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相互理解与沟通的最好的方式，习近平主席具有相当深厚的世界文学素养，在出访世界不同国家时，常常援引外国文学经典，将文艺视为“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的“世界语言”。（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世界语言”到“世界文学”，“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现实语境与理想愿景两方面深化了我们对“世界文学”概念的理解，另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拓展了习近平文艺思想的理论视野，丰富了习近平文艺思想的理论内涵，我们需要对其有更加深入的理解与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