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佩 郑佶祺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191)

宫颈癌曾是女性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上世纪30年代，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宫颈癌死亡率接近于40/10万，居女性癌症死亡之首[1]，而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WHO”)2016年的数据，其年龄调整死亡率已下降到1.7/10万，远低于其他癌症[2]。我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1949至1959年，根据各地医院临床上的报告，宫颈癌在“在女性癌瘤中占35.3%—72.6%，在女性生殖器肿瘤中占72.3%—93.1%”[3]。而2004至2015年全国疾病监测系统获得的癌症资料显示，我国宫颈癌死亡率已降至2.86/10万，位于女性癌症死因顺位第七或第八位[4]。

一般认为，全球范围内，宫颈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稳步下降(据2018年全球癌症统计显示，宫颈癌在女性癌症中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第四位[5])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宫颈癌筛查的广泛开展。宫颈癌筛查是人类首次就恶性肿瘤开展的大规模筛查，对其他恶性肿瘤如乳腺癌、结直肠癌和前列腺癌筛查具有模型示范作用。然而自宫颈癌筛查技术诞生之日起，围绕筛查的争议就从未停止过，本文在回顾宫颈癌筛查项目在世界主要国家开展情况的基础上，呈现其所面临的主要质疑，探讨新型诊断技术与疾病之间以及疾病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塑造过程，以期在后疫苗时代为理解其所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提供借鉴。

1 宫颈癌筛查项目的开展

早在20世纪初期，癌症专家和癌症慈善机构便大力提倡宫颈癌的早期发现，主要的考虑是宫颈癌晚期治疗预后差，早发现早治疗可显著提高生存几率[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