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义

(江苏师范大学 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1 研究背景

健康中国2030的提出，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由人口红利向健康红利的战略性转变(杨利春,2018)。然而此发展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劳动力流动是推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Lewis,1954;林毅夫,1999)。自1982 年至2010年，我国劳动力的流动规模，无论是跨县还是跨省，一直处于上升态势，2010年后出现下降，但规模仍空前庞大，跨县人口总迁移量在1982、2010和2015年分别为2863万、1.46 亿和1.32亿(马忠东,2019)。2007年之后，学界从工资与需求互动关系视角，利用刘易斯拐点理论，质疑了中国以民工为主的劳动力流动具备无限供给的可能(蔡昉,2008)，随后，“民工荒”和“用工荒”现象也在部分城市显现，但从流动人口规模看，“刘易斯拐点”下的剩余劳动力耗尽观点尚不能定论。

从另一个方面看，我国长期以来的粗放发展严重破坏了环境，尤其在2010年，空气污染加剧，民众的生命健康受到影响，国家的疾病负担年均增长1.65%。由此，学界给出了环境污染对劳动力流动存在影响的经验证据(李晓春,2005;楚永生等,2015;肖挺,2016;Li et al.,2017;刘君等,2018)，这一发现也在一定程度上从环境健康经济学视角，冲击了“刘易斯拐点”的剩余劳动力耗尽的观点。然而，环境污染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途径较多，如环境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副产品“污染”会持续加剧(Grimaud and Rouge,2005；黄茂兴，林寿富,2013)，可能反向制约地区经济发展，导致出现经济萎缩，从而导致劳动力发生流动；环境污染的加剧还进一步强化了环境规制力度，影响了就业环境(王勇等,2013;秦楠等,2018;马骥涛，郭文,2018)，可能导致劳动力发生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