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陈

（重庆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重庆 400054）

一、引言

针对企业在新时代绿色发展理念下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积极采纳和实施前瞻型环境战略，发挥前瞻型环境战略在企业绿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有助于帮助企业有效获取长期创新能力和财务绩效，最终实现竞争能力升级［1-2］。因此，如何促进企业采纳和实施前瞻型环境战略成为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事实上，自2018年开始，中国政府对企业实施了严格的环境管理措施，“要么达标排放，要么关停并转”的规制性要求成为企业CEO必须应对的外部压力。面对来自政府的规制性压力，CEO出于企业生存发展的考虑，积极采纳和实施前瞻型环境战略似乎是实践界普遍认同的有效应对措施。然而，实践中发现一些企业在面对规制性压力时更倾向于选择末端治理的环境战略而非强调前端治理的前瞻型环境战略［1］。与此同时，理论界对于规制性压力与企业前瞻型环境战略间的关系也存在一些争议。例如，Darnall等（2010）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证实了政府环境管理部门压力能够促进企业采纳前瞻型环境战略［3］。另有一些学者发现，政府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企业前瞻型环境战略的积极影响并不显著［1］。本文认为上述两种结论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受到CEO认知因素的影响，即不同企业的CEO对同一规制性压力的理解和认知评价存在差异。事实上，外部压力传递的信息是建设性还是威胁性，取决于个体对压力的理解和认知，具有较强的个体差异性［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