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佳，罗正英，权小锋

(苏州大学 东吴商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一、引言

在职消费是公司正常经营所需和契约不完备性的产物，在我国企业中普遍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1]，但是过度的在职消费会转变成公司的代理成本[2]，国有企业中严重的在职消费甚至会发展成为高管的隐性腐败问题[3]。公款消费常常是隐性腐败的来源，包括业务招待费、差旅费、办公费、会议费、董事会费、通讯费等，特征主要表现为消费性现金支出。政府对国企高管薪酬的刚性管制使得显性激励不足，作为“内部人”的管理层往往会最大限度地寻求在职消费[1,4]，以至于国有企业的“三公”开支较大，上市公司消费性支出较为严重，即公款消费问题十分突出。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下简称为“八项规定”)，严格监督记入费用中的公款消费具体内容，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成为监督考核的重点科目。对于国企管理层来说，违反“八项规定”会影响其晋升，严重者甚至要受到纪律处分。因此，“八项规定”实施后，销管费用规模得到了显著抑制[5]，三公开支等公款消费明显下降，但很多事例表明国有企业管理层通过费用操纵来规避“八项规定”的监管，例如：金融界网站2014年4月17日报告，中国铁建等12家国企为应对中央“八项规定”，在年报中不再列报业务招待费，而是计入其他会计科目中作模糊处理；《中国会计报》2014年4月25日报告，一些国有企业可能将业务招待费计入“固定资产”，甚至利用“在建工程”科目来规避“八项规定”的监管。……